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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女人
一
我和希维亚特茨基共同居住和画画的那间画室，是没有付房租的，一来是因为我们两人总共只有五个卢布，二来我们对付房租一直是深恶痛绝的。
人们把我们画家叫作败家子。我宁愿把钱喝光，也不愿交给房东。
说到我们的那个房东，人倒不是个坏人，况且我们是有办法来应付他的。
一般他是一大早就来催房租。希维亚特茨基睡在一块铺在地板上的草垫上，上面盖着一条我们画肖像画时用来做背景的土耳其衬布，一见房东来了，他就半抬起身子，用一种像是从坟墓里发出的声音说道：
“见到先生您，真使我高兴，因为我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您死啦。”
房东是个非常迷信的人，而且怕死怕得要命。一听到这话，他就惊恐不安起来。希维亚特茨基立即躺在垫子上，两脚伸直，双手交叉摆放在胸膛上，继续说道：
“我看见您就像我现在这样笔直地躺着，您那长长的手指上戴着一副白手套，脚上穿着一双抛光的皮鞋；除此之外，您的变化不大。”
这时候，我就会加上这么一句：
“这样的梦有时候是非常灵验的！”
我觉得，正是这“有时候”把房东气得火冒三丈。结果是，他怒气冲冲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我们就听到他像疯子似的，一步跨四级阶梯奔下楼去了。不过，这个老实人也绝不会去叫法警来。
因为他很清楚，这样做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当然，他无疑也想过，把这间画室连同厨房一并租给别的画家。就算他这样做了，也不见得比现在好，甚至还要更糟糕。
不过，我们的那一套把戏后来渐渐不灵了。房东对于死的梦已经听惯了。于是希维亚特茨基决定画三幅像乌茨那样的画，分别题为“死亡”“葬礼”和“大梦初醒”。很自然，我们的房东便成了这三幅画的主人公了。
画这种以死亡为主题的油画，是希维亚特茨基的特长。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把他画的死尸画称之为“大尸体”“小尸体”和“中不溜儿的尸体”。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从来也没有人来买他的画，尽管他很有才华。他把两幅这种“死尸画”送到巴黎当代绘画展览会上去展出，我也把我的那幅《维斯瓦河畔的犹太人》送去展出了。这幅油画在列入作品目录册时，题目被改成了《巴比伦河边的犹太人》，我们两个都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评委会的评判结果。
当然，希维亚特茨基预先就料到，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他认为：“评选委员会都是由道道地地的白痴组成的，如果不是由白痴组成的话，那我自己就是个白痴了，我们的画也是稀里糊涂画的，如果它们得奖了，那就等于让白痴达到它的顶峰了。”
在我们两人同住的两年中间，这个猢狲给我带来了多少烦恼，真是难以描述。
希维亚特茨基的最大愿望就是要叫别人相信，他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是个丧失了道德的“活尸”。他常常装扮成酒鬼，其实他远远不是那样的人。他会斟上一两杯白酒，看看是不是有人在注意他喝酒，如果他觉得没有人注意他时，他就会用胳膊肘碰碰我们之中的某个人，皱着眉头望着他，用一种从地底下发出来的声调问道：
“真的，我已经够堕落的了！是不是？是这样吧？！”
我们会立即回答说，他是个大傻瓜。这时候他就会暴跳起来，再没有比我们对他的堕落表示不相信更使他愤恨的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本质上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有一次，我们在策尔海边的萨尔兹卡梅古山上迷了路。
由于夜幕降临了，又有摔断脖子的危险，希维亚特茨基便对我说道：
“听着，符瓦德克，你比我才华大，若是你摔死了，损失就更大了。我走在前头探路，如果我摔下去了，你就坐在原地不动，一直坐到天亮，到了早晨，你就有办法可以走出去了。”
“你不能走在前面，还是让我在头里走吧，我的眼睛比你的好。”我回答说。
希维亚特茨基却坚持说：
“即使今天我不摔断脖子，以后我也肯定会死在哪条阴沟里的……反正死在哪里对我都是一样。”
于是我们互相争执起来，各不相让。
这时候，天越来越黑了，像在地窖中似的。最后，我们只好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谁走在头里。
希维亚特茨基抽中了，于是他朝前走去了。
我们走在山脊上，开始路还相当宽，后来越走越窄。根据我的估计，我们左右两边都是无底的深渊。
山脊越来越狭小了，而且风化了的岩石碎片，不断从我们的脚下滚落下去。
“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用四肢爬着走了。”希维亚特茨基说道。
的确也只好这样办了。我们就这样爬着前进，像是两只黑猩猩。
可是过了不久，连爬都没法爬动了，这条岩石的山脊小路，比马背还要窄小。希维亚特茨基跨开双腿，骑坐在山脊上，我也跟他坐了下来，我们手拉着手，一点一点地朝前移动着，我们的衣服都磨坏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希维亚特茨基的声音：
“符瓦德克！”
“什么事？”
“山脊已经到头了！”
“前面是什么？”
“什么也没有，一定是悬崖。”
“你捡块石头扔下去，听听有多深。”
我听见希维亚特茨基在黑暗中用双手摸石头，然后他对我说道：
“我扔了……你听着！”
我们两个都侧耳倾听着。
一片寂静。
“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没有！”
“我们走不出去了，肯定有一百英尺深。”
“再扔一次。”
希维亚特茨基又捡了一块较大的石头扔了下去。
毫无反响。
“难道真是深不见底吗？”希维亚特茨基说道。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坐在这里等天亮啦！”
我们就这样坐在山脊上。希维亚特茨基又扔了几块石头，一点反响也没有。一个小时过去了，又过了一个小时，我终于又听到希维亚特茨基的说话声：
“符瓦德克，可别睡着了……你有烟吗？”
我身上倒有香烟，可是我们两人都没有带火柴，真是倒霉透了。时间可能是午夜一点钟吧，也许还不到。
这时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周围一片漆黑，更深夜静。我相信，凡是生活在城乡人群中的人都无法真正体验到什么是寂静。我们周围万籁俱寂，我甚至能听见血在我的血管里流动，听到心在剧烈地跳动着。
刚开始，我对我们的处境还觉得挺有意思。在这样漆黑的夜晚，下面是万丈深渊，一个人像骑马似的跨坐在巉岩峻峰的山脊顶上，这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人说来，真是千载难逢的冒险机会啊！可是不久之后，天气越来越冷了，同时希维亚特茨基又开始发表他的那套乏味的哲学高论来了。
“生活是什么？生活不过是龌龊的勾当。他们还侈谈什么艺术，艺术！让艺术见鬼去吧！艺术不过是像猿猴仿效人一样的对大自然的模仿，而且都是拙劣的货色……我去看过两次当代画家作品展览会，他们送去展览的油画竟是那样之多，要是用这些画布做成床垫都够全世界的犹太人用啦！这又有什么用呢，那不过是最低劣地迎合小市侩的口味，是一种填饱肚子的投机买卖，是艺术上的无政府主义，仅此而已！如果有艺术，有真正的艺术，那也真会让人伤心死的。幸亏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艺术……只有大自然，也许大自然也是卑鄙龌龊的……最好是从这里往下一跳，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有酒喝，我就会往下跳，可是现在没有酒，我也就只好不跳了，因为我曾经发过誓，绝不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去死。”
虽然我对希维亚特茨基的饶舌已经习惯了，可在此时此地，身处荒野寂寥之中，天气又黑又冷，两边是悬岩峭壁，又找不到出路，他的唠叨真使我十分反感。幸好他说累住口了。他又拾起石头扔了下去，扔了好几次，每次都听到他说：“没有一点声音。”此后，我们都一声不吭地过了三个小时。
突然，我们听见了上面有呱呱叫和拍打翅膀的声音，我觉得过不了多久，天就要亮了。
这时，天空还是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见。不过我相信，这是山鹰在崖顶上飞翔。“呱呱”“呱呱”的叫声在黑暗的天空中越来越响了。使我惊异的是，竟有那么多的叫声，仿佛有一大群山鹰在头顶上空盘旋似的。不过，无论如何，它们正预示着黎明的即将来临。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能看见我扶撑在岩石上的双手了。接着，我看见了希维亚特茨基的肩背的轮廓，它完全像在黑暗里的背景上的一个黑色人体。地面渐渐显得更清楚了。随后，一抹淡淡的银光照射在岩石上，照射在希维亚特茨基的肩背上。亮光倾泻在黑暗中，仿佛有人把银色液体注入了黑色之中，它们相互融化在一起，把黑暗从黑色变成了灰色，由灰色又变成了奶白色。周围依然是阴暗和潮湿，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岩石还是空气，都弥漫着一种湿气。
天空每分每秒都在变得更加明亮了。
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一切，努力记住这光线的不断变化。并在我的脑海里将它们描绘出来。突然，希维亚特茨基的叫喊声打断了我的观察。
“真见鬼！我们这两个傻瓜！”
转瞬之间，他就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希维亚特茨基，你想干什么？”我喊道。
“别叫了，你看！”
我俯身向下一看，我看到了什么景象呢？原来我是坐在一块离地面不到一英尺半高的岩石上，四周是长满青苔的草地，一定是草地上的苔藓让那些石块的声音消失了，因为草地很平坦，远处是一条大路，路上有一群乌鸦，我却把它们当成了山鹰。我们只要把腿往岩石下面一伸，就能平安无事地回到住所。
可是我们却呆呆地坐在那块岩石上整整一夜，冻得牙齿直打抖。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和希维亚特茨基正在为房东的催交房租而感到惊恐不安时，我又想起了这件一年半以前发生的事情，仿佛它是昨天才发生似的。
不过，这一回忆倒给了我一种安慰、一种欣喜。于是我立即对希维亚特茨基说道：
“你还记得吗，安特克？那次我们还以为是坐在深渊的边缘上，结果却是一条平坦的大道。现在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尽管我们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房东一心想把我们赶出画室去，说不定时来运转，一下子什么都变了，也许一座荣誉和财富的宝库就要向我们打开哩！”
希维亚特茨基正好坐在床垫上，边穿皮鞋边嘟哝道：生活就是早上穿鞋、晚上脱鞋，有勇气上吊自杀的人才是聪明人。如果他，希维亚特茨基不是个大傻瓜和可耻的胆小鬼，早就这样做了。
我那番乐观的估计打断了他的思路，于是他抬起了圆鼓鼓的眼睛望着我，说道：
“当然你是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高兴。前天，苏斯沃夫斯基先生把你从他家里、从他女儿的心中赶了出来，今天房东也许又要把你从这间画室撵出去。”
遗憾的是，希维亚特茨基的话说对了。三天以前我还是卡佳·苏斯沃夫斯基的未婚夫，可是星期二，是的，是星期二，我却接到了她父亲写来的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们的女儿在父母的规劝下，已经同意割断将会给她带来不幸的联系。她永远会在母亲的胸怀和父亲的屋顶下得到可靠的保护。从我们做父母的来说，就是要尽一切努力来防止这种不幸的发生。不单是你的经济状况，还有你那轻浮的性格——这是你竭力想掩盖也掩盖不了的——都促使我们和我们的女儿解除和你的婚约，中断与你的一切联系。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你的友情。
前波兰国家财政委员会主任
赫里奥多尔·苏斯沃夫斯基
谨上
这就是那封信的内容。
说到我的经济状况，我是穷得叮当响的，对此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我真不理解，这个道貌岸然的老猢狲为什么要提到我的性格呢？
卡佳的发型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执政时期的式样。如果她不是把头发梳成今天的时髦发式，而是梳成执政时期的发型，那准要好看得多。我甚至请求过她这样做，但枉费口舌，因为她不懂这些事情。可是她面若傅朱、情采动人，活像是福图尼[1]画的美女一样。
正因为这点，我才那样地爱她，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接到她父亲来信的那天，我就像中了邪似的踉踉跄跄。直到第二天的傍晚，我的痛苦才减轻了一些。我对自己说：“吹了就吹了吧！”幸亏当时我头脑里尽想着巴黎当代画家展览会和我画的那幅《巴比伦河边的犹太人》，这才大大帮助我承受了这次打击。我深信这是一幅相当不错的油画，虽然希维亚特茨基曾说过，就连展览会的过道上，也不会有陈列它的位置的。
我是一年前着手画这幅画的。
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傍晚，我信步来到维斯瓦河畔，看到一只装满苹果的小货船被撞翻了，一群街头少年正在打捞水里漂浮的苹果。河岸上坐着一家犹太人，他们是那样的悲痛欲绝，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只是绞动着双手，像一尊尊雕像似的呆望着河水。在这一家人中间有一个犹太老头，他是一家之主，显得非常的穷酸；一个犹太老婆子；一个长得像麦卡博斯[2]那样粗壮的犹太青年；一个脸上长有雀斑，但鼻子和嘴唇却有一种刚毅之气的年轻姑娘，还有两个犹太孩子。天渐渐黑了下来，河水映出古铜色的光辉，晚景真是美极了！萨克森小岛上的树木全都沐浴在霞光中，小岛过去是广阔的水面，那里霞光万道，呈现出一派姹紫嫣红的色彩。接着是银灰的色彩，随后又变成了绛红色和紫色。天空的景色真是令人心旷神怡。那些色彩与色彩的转换是那样的奇妙，又是那样的难以描绘，使你的灵魂都为之悸动。四周静悄悄的，晚霞辉映，淡雅宁谧，一切都处在那样一种忧郁之中，使你真想大声叫喊、大声呼号。而这一伙沉浸在悲凄之中的犹太人，从最小的到最老的，全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恰像画室里那些摆弄姿势的模特儿一样……
我的脑海里立即想到，这就是我要画的画呀！
我是个不带画盒和油彩就不出门的人，于是我立即画起素描来。动手画之前，我对这些犹太人说：
“就这样坐着，不要动！到晚上我给你们每个人一个卢布。”
这几个犹太人一眼就看出我是干什么的，他们像生根似的坐在那里，我画呀，画呀，专心致志地画了起来。那些调皮的少年已经从河里爬了上来，不久我就听到他们在我身后的起哄声：
“画家，画家，偷了东西，还说是捡到的！”
我也用他们的那种粗话和他们交谈，倒是把他们争取过来了，他们也不再向犹太人扔木片了。这样我的工作就能继续下去了。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这些犹太人倒高兴起来了。
“犹太佬，要伤心一些！”我大声叫道。
那个老婆子却回答说：
“画家先生，请您原谅，既然您答应了给我们每人一个卢布，我们为什么还要伤心呢？让那些什么也挣不到的人去愁眉苦脸吧！”
我只好用不付钱来吓唬他们了。
我画了两个黄昏的素描，然后他们又到我的画室给我当了两个月的模特儿。希维亚特茨基爱说什么就让他说什么去好了，反正它是一幅真正的好画，完全不是那种冷冰冰的画。它非常逼真，色彩自然。我甚至把那个年轻犹太姑娘白脸上的雀斑都画上去了。他们的脸孔也许可以画得更漂亮一些，但却不会有现在这样真实，这样富于个性了。
当我一心只牵挂着那幅画时，对于失去卡佳，我也就比较容易忍受了。现在希维亚特茨基又跟我提起了这事，可是我觉得它已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了。这时候，希维亚特茨基正在穿第二只皮鞋，我却把茶炊点着了。
老安托尼奥娃送来了面包，希维亚特茨基一年来都在劝说她上吊自尽，当然她是不会那样做的。于是我们两人便坐了下来喝茶。
“你今天为什么这样高兴？”希维亚特茨基不客气地问道：
“我怎么知道，你等着看吧，今天我们准会遇到什么预料不到的事情。”
正好这时候，我们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朝画室而来。
“是房东来了！这就是你预料不到的事情！”希维亚特茨基说道。
他一口就喝完了热茶，呛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随即他一跳站了起来。由于我们的厨房就是过道，他就躲到画室里的衣服后面去了。他从那里压低嗓音说道：
“我亲爱的，房东是喜欢你的，你去跟他谈谈吧！……”
“他怕你，你去应付他吧！”我说着，也躲进了同一个地方。
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谁呢？不是房东，是苏斯沃夫斯基住的那幢房子的看门人。
我们从躲藏的衣服后面蹿了出来。
“我给先生您送来了一封信。”看门人说道。
我接过信来……向赫尔墨斯[3]起誓，这是卡佳写来的！我立即撕开信封，信是这样的：
我深信，我的父母会原谅我们的。你立刻赶到我家来，不必顾及时间太早。我们刚刚在公园里喝完矿泉水回来。卡。
我真不敢相信，她的父母会原谅我，不过我也没有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了，我已惊讶得懵懵懂懂了。
过了一会儿，我把信递给希维亚特茨基看，对看门人说道：
“我的朋友，请你告诉小姐，我立刻就到！……等等，我没有零钱，这里是三个卢布（我身上仅有的三个卢布），你拿去兑换一下，你自己留下一个，剩下的还给我。”
顺带说一下，这个无赖拿走三个卢布后就再也没有露面了。这个可恶的东西心里清楚，我绝不会为了这点事到苏斯沃夫斯基家里去责骂他的，他就恬不知耻地占了便宜。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怎么样？”我问希维亚特茨基。
“没有什么！每头牛都得被宰杀的！”
我急于穿衣打扮，没有时间想出一句适合的话来回敬希维亚特茨基的讥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