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对于弘一大师一生而言，只有用诗经上这几句话，才能表达个人追思仰慕的心情。
当我写《弘一大师传》①（此为此书在台湾出版时的原书名，此次将简体版引进到大陆后，改书名为《悲欣交集——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前世今生》。——编辑注）到“空门”章，老友心澄法师，以所存《月刊》二四八到二五五期，全部送给我。原来，这八期刊物上，连载了刘心皇先生的“从艺术家李叔同到高僧弘一法师”这一长达十万字的文章，这篇文字，是中国文学界第一次用最多的工夫，收集弘一大师资料，组织成篇，叙述大师史实的作品！
这是一九六三年秋天的事。
在骤惊骤喜的感触下，我陆续地读完了全文，在心理上，把这篇文与我写的《大师传》作一对比；结果发现两者不同点是：刘先生的作品，是弘一大师既有文献的归纳、整理，在中国文艺之坛，重新提示弘一大师的成就，同时客观地托出一代高僧的精神境界；但无生活上的描写。
我的作品，则是纯文学的、生活的、思想的描写，从一个人生平行为着眼，并赋予人物生活方式的再现，务使读者有“身临其会”之感，但文学的写作，也需要全部生活史料为素材。再加上作者的想象、模拟等等。
因此，刘先生的作品是论述的，我的作品是表达的。读者同时读这两种作品，自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我与刘先生作品中有一点相同的：便是我们资料的收集大致相同。我的作品则因为是表达的，是传记文学形式，所以篇幅多得很多。但以刘先生来说，以一个佛教门外人能用这番工夫，整理高僧资料，殊令人敬佩不已！因为，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包括缁素两界，像刘先生这样收集弘公资料，如此地丰富，这是少有的！可见，他是一个有心人了。
这里，我还要一提的，便是除现有资料而外，佛教界的师友，也供给我一部分非常宝贵的材料，同时，当我在两个月以前，写完《大师传》本文之后，又陆续地完成了“弘一大师行谊大事年表”、“弘一大师写经研究”、“弘一大师书简研究”等三篇研究性的附录，其中以六万字的“书简研究”，费去了我最多的工夫，消耗我最多的精力，在反复探讨、搜查、求证的苦思遍寻后，始告完成。这篇文字，在佛学上虽没有重要价值，但就弘公生活史实研究而言，我已尽到了最大的心力，并求其书简的完美。因此，这三篇研究性的东西，在刘先生作品中未予安排。;复次，刘先生在其作品中说：他期望有人为弘一大师作“传”，并且他以为作传者，以丰子恺为最适当（当时刘先生并未发现我写的《弘一大师传》，已先他而发表了近十五万字）。刘先生的意思是——丰子恺先生与弘公的关系深，他承受了弘公最多的遗珍，了解弘公生前最多的轶闻，而丰子恺也具备了文学上的才华，因此，为弘公作传，舍丰子恺，别人甚难承当。这就写作“文学传记”言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读刘先生作品后，我的感触是：为弘公作传，论我的知识、器度、魄力、与弘公关系，都嫌不够；如果仅凭资料，是无法刻画入微的。写传记不同于作论文，如果写作内容太抽象，便注定要失败！
然而，不幸得很，当我还未能考虑到这些客观因素时，便于一九六一年元月尾在台中菩提精舍，已经大胆而不计成败地写下第一章。这样写下去，如何收场呢？我没有考虑到。而且，在本书脱稿之后，在历史上的功罪如何，也未能使我如临深渊！当写作过程中，我曾接触到佛教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并为素有修养的前辈所激励，他们对本书的欣喜之情，成为我写下去的动力！于是，我产生了一厢情愿的看法：我以为弘一大师一生，丰子恺先生虽了解得多，可是作传他已无能为力（这并非我故意菲薄），因为他的境遇不能使他为一位高僧作传。如果丰子恺不写，再遍数与弘公有渊源的人，其处境也与丰子恺相同。而李芳远在多年前，曾有心要写《弘一大师评传》，终因变乱，失去了写作的时机；只可惜的是，弘公老友夏丐尊，为弘公作传的条件更多于他的学生丰子恺，但是他于弘公圆寂五年后，也相继去世。这样，轮到佛门中的师友，知弘公深者，也不乏人，但都以因缘逆阻，不能如愿。
弘公住世时，曾强调一“缘”字的重要。他说：“万事要随缘”，“菩萨度生，不度无缘之人”。我想，我与弘公，该有一段前定之缘！
我把刘心皇先生对于为弘公作传的意见，告诉心澄法师。他说：“丰子恺该写时他不写，李芳远可写时他不写，现在却等着你来写，这就是缘！”
同时，我有另一套想法：过若干年后，如果有人发愿为弘一大师作传，其条件将比现在更恶劣；而材料的收集也较现在更因难；那时与弘公有缘的前辈已日益凋零，而无人咨询。即是佛教界能出一位文豪，也无法像今天去弘一大师不远的时代，像我这样凭想象而“大胆妄为”。因此，与其留待后人臆测地写，便不如趁今天资料易集，有缘人尚在时，及早提笔。！
我感觉，令一位哲人复活，除传记而外，别无他途。我写弘公生平的凭藉，除了一堆死的资料，便是以仅有的文学创作经验，依据经常所听到有关弘公思想、生活、性格的模式，像写文学作品一般，去表达大师的一生。基于这一理由，我不在乎做历史的罪人，而要求得心之所安！
就我所知，“林肯的传记”，在美国便有数十种之多，我们希望于将来，有更出色的人，写更出色的《弘一大师传》。我们推而广之，希望于将来，有更多的人，写文学的高僧传记。
此外，我要说说，我景仰弘一大师的经过。
早在三十年前，我还是个孩子，在朦胧的记忆中，家父、伯父、三叔，每从外地归来，在傍晚，兄弟三人便临时组成一个三人乐队，到祖母的房里去吹奏一番，有时吹到深更半夜，我在祖母枕边入睡，但他们的乐曲还在我梦中萦绕。
我记得家父用的是箫，三叔是笛，大伯是笙、琴之类的古乐。他们合奏的，多是祖母爱听的“花弄影”、“三潭印月”、“落花流水”、“梅花三弄”、“送别”、“骊歌”……这些幽美的名曲。他们悠扬地吹奏起来，令人心弦舒畅，余音绕梁，根根毛孔，都有欲仙的意思。"尤其三叔那根笛子，吹了雨声像雨，吹了风声像风，吹了哭声，叫人流泪……并且在乐曲间歇时，祖母和大伯便讲故事，来调节音乐气氛。
那时候，别的我还听不出什么来，每当吹奏着“落花流水”、“送别”、“骊歌”，我便想哭。
“好时候，像水一般，不断地流；春来不久，要归去也，谁也不能留……”这是“落花流水”的开头。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这是“送别”的两段词，吹奏起来，那种离愁别绪，令人心酸。
后来，我听家父闲谈中说：“送别”是李息霜所作，李息霜是谁？我茫然无知。
若干年后，我自己读书时，在音乐课上，又唱到这支曲子。谁知道，当二十多年后，我的妻子，平常爱好古典音乐，她爱唱的“春游”、“忆儿时”、“早秋”，又是李息霜先生的曲子。在台湾的中小学课堂，有些爱好古典乐的音乐教师，依然教李息霜先生谱的曲、作的歌。
李息霜是谁，依然无人知晓。如果不是我写《弘一大师传》，我的妻子还不知李叔同、李息霜便是弘一大师！
另外有一次，在我十多岁时，有一位大我十岁的表兄告诉我一个故事。这位表兄肚里装着不少诗词逸事，他教我背过许多首苏曼殊的情诗，纳兰性德的词，讲述陈独秀、李叔同、胡适之、吴稚晖、林语堂的轶事。
谈到李叔同，他说：“音乐家李叔同（也就是息霜），在杭州教书的时候，有一天他看破了红尘，到西湖灵隐寺去出家（其实，那是他说错了，弘公出家于‘虎跑寺’），有一位工友替他送行李，到了寺门口，李叔同先生便把袈裟一换，回头向那位工友作了个揖，说：‘闻居士！你回去吧，我们就此分别，我出家啦！’“谁知那位工友一看，李先生真的作了和尚，便放声大哭说：‘李先生出家，我也索性出了家，我也不回去啦！’“‘你怎么能出家呢！’李先生说：‘你回去吧闻玉！我们再见！’“‘我舍不了你！李先生，我要跟你出家！’闻玉嚎啕地说。
“结果，你猜如何？”我那位表兄说：“李叔同先生便真的带那位茶房出家为僧了！”
他说的可妙，他说：“从此他们云游天下，最后便成了佛了……”
这个故事，经过千万人，传了无数遍，才传到我耳朵里，多少已走了样子。但是李叔同先生的影子，却深入我的心灵，拂而不散。
后来，走进社会，由于知识渐广，见识加深，于是李叔同先生的影子，在我的心镜上，日益分明。等到这学佛的十五年过程里，使我了解，音乐家李叔同——息霜，便是我写的“弘一大师”。但是，直到如今，社会上唱他歌的人，已不尽其数，但知他是谁的人，却寥如晨星。
弘一大师，累成我心灵上的接天高峰，是由于下列三点：一、他性格的坚强、突出，但没有凡俗之见。二、他淡泊名利，但不愤世嫉俗，心情坦荡。三、他不顾生命，出家前献身于教育，出家后献身于佛道，胸中从无一个“我”字。在我三十多年的生命过程中，从未见过这样充满性灵光辉的人。弘一大师的住世，毋宁是人类神性的反射！虽然，古代的高僧都有他们巍巍的德性，然而高僧传与本人事迹，有许多竟过于神化，而不似弘一大师在多彩多姿的生命中，表现的却是“平淡”。“平淡”，是人生最难达的理境！
弘一大师法侣——广洽法师这样说：“衲虽亲近大师有年，但觉其语默动静，无非示教，固不敢以文字赞一词也！”
又说：“大师生平庄严示范，缄默凝重，身教重于文采，是故衲不敢妄赞一词！……”
从这几句话中，使我感到哲人的光华，乃是多生多劫以来德行的累积，生活在器世间的我们，是无法全部追及的。
然而，这刚好是平凡人一面心灵的明镜。我之崇仰大师，并不在他的音乐、诗词、书画，却在他的“生活艺术”。我个人学他宁愿走了样，能学他生活中一点一滴也就满足了！我以为他的学佛境界，便是他的“生活艺术”。
至此而言，我写“弘公生平”，换句话说，便是学习大师“生活艺术”的一点结果。一个人内心生活，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因此，也常常被人误解；如果求其心安，也就是了。我们能以弘一大师这一面“德性之光”的镜子，时时反照自己，虽贩夫走卒何憾？
《大师传》的写作历程是三年。这部数十万字的作品，要说是我个人的创造，那是冒犯的。这其中我要感激过去许多前辈给我们留下那么多的大师文献。写作中，承如、仁恩法师，为我搜集素材；校改时瑞今、广洽、广义、传贯、元果诸上人先后提供参考资料，因此，就作品的精神言，我是述而不作的；《大师传》，是一袭千补百衲衣，使它成为法宝者，是以上诸多因缘，我个人只是一个缝工的角色地位！
在另一方面，就传记本身，应加以说明的：弘一大师自出家后，对在俗时私生活，已避而不言。因为他曾发愿：“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有人问他，他也是笑而不答。但因此，却埋没了他前半生许多宝贵而正确的史料。亲者如丐尊、丰子恺、刘质平，我相信也未见得全知。因为弘公的性格是一贯的，并未因他出家与否而有所改变。他一生生活的转折。段落极为分明。那好像从海上跳到陆地，再从陆地走上飞机一样，对于世俗的看破、跳过、斩绝，在他是出乎自然；不如此，即不显弘一大师之为弘一大师。弘公虽前宗蕅益、后崇印光两师，但却不同于他们；而其分野尤其明澈！
我以为对于弘一大师的生平，任何人有意作传，所遭遇的困难，将和我同样多。这也许是他们不肯下笔的原因。
传中，使我困扰的，便是弘公出家前那段漫长的私人生活，那只是一堆并不统一的资料，几乎人云亦云。而弘公的留学生活，更是片段而又片段。六年的“上野”留学，仅仅用一个直线故事穿插，真是可惜！
从上野到上海，与弘公共缔十年生活的，是雪子夫人。然而，“雪子”只是我假设的代名。弘公在俗时的日籍夫人，一直无法查出真名实姓。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不违背史实为原则。暂以“雪子”身份出现，这一点我深感歉疚。
为此，我曾遍查夏（丐尊）、丰（子恺）、刘（质平）……等弘公知友、学生的文字，也无法发现“雪子”的踪影。但不知弘公的兄长之子——李圣章居士昆弟，能否知道一些？由于弘公之少谈家事，使那一部分生活，成为秘蒙，就写传观点言，这是一种遗憾。
在弘公与夏丐尊函件往返中，我发现到“叶子”这个人，当时我很怀疑，是不是日本女性的名字？但终因证据不足而放弃追寻结论。
在弘公史料中，竟有人说：弘公出家未取得“雪子”的同意，雪子到虎跑寺求见最后一面，弘公不见，雪子悲恸数日，最后回上海，送幼子至天津，然后返国回日本。这里有不确的地方。
据弘公自己在信中告诉郁智朗居士：他出家是得到家人充分同意的！因此，他劝郁智朗，不可在妻子反对下出走，要这样会招到恶果。弘公岂有妄言？所以我在文中写这一段是：弘公取得妻子同意后出家，至于雪子是否留有一子，又是否送到天津故居，也因资料不足而不作过详尽的描写。
弘公在我们这一代化导世间，他的史实尚且如此复杂、迷蒙、人云亦云，可见历史的人物，真实性的史实有几分可靠了？因此，写名人传记是煞费苦心的！
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其间关乎个人的修养问题。弘公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又说：“文艺应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两句话包括了文学上的真知灼见。没有器识的文人，写出的作品妄想传世，当然是不可能的！
基于一千个忠诚的愿望：《弘一大师传》在此一时代问世，我祈求着在世界每一个大学图书馆里，能见到它！让它为人类的灵魂，带来一副清凉剂，让弘一大师的光芒，烛照幽黯的人心。
陈慧剑 一九六四年?甲辰?旧历九月四日写于弘一大师圆寂二十二周年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