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
弘一大师不仅在牯岭青莲寺，完成他自己生平写经的杰作——《华严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同时又写成了流传到若干年后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见闻利益品》。
他完成《华严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一经影印之后（由上海开明书局影印，他的写经及著作大半由开明书局印行，这是由于丐尊的关系），同时代的太虚大师便说：“弘一律师这部经，饶富道气，含蓄敦厚，上比黄庭，为近数十年来僧人写经的杰作！”
而弘公本人，后来也说：“……迩来目力大衰，近书《华严集联》，体兼行楷，未能工整，昔为仁者（著者按：此指蔡丐因居士）所书《华严初回向章》应是此生最精工之作，其后无能为矣。……”
不过，他以后写的经，依然是若干年后佛学行人所无法比拟的。
弘公每当写到经卷的尾部，落款时，都注了写经的时间、地点、写经人名氏。
像《地藏经见闻利益品》便是落下“岁次析木（即丙寅）江州匡山寺沙门月臂书”。
活在民国六十年代的人，如看到大师手写经卷的影印本，一定发现卷末所写的款格，都不一样，落的名号也不一样。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他怕虚名的困扰，所以，他的辊名、别号，也多得到七十几个。第二，他住的寺多，事实上，他没有固定住在哪个寺里，他过的是一种合乎佛律的“云水生活”，到一个地方，便落一个地方的名字。何况他的身外物也不多，除了一肩破行李，和随身的经卷，便是赤脚芒鞋，挂单到哪里，哪里便是他的寺院。
即使那些珍贵的经卷，一旦离此而他去，他也把这些典籍供养给常住，等他到第二个地方，再重新整理，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他出家后飘泊九年，从没有把哪个寺院，当作他的财产，当作他的命本；即使在温州城下寮，也只是“客乡”，暂住静修而已，一旦离开，此缘便了。
到另一个寺，又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处了，这正是“处处无家处处家”态度，从未挂心于死后没有哀荣，生前没有场面。
一个出家的人，一旦为家忙，释迦佛能说什么呢？弘公似乎注定他流浪式的命运，他在牯岭几个大寺里，都参些日子，在残冬酷寒以前，便再度回到杭州；这一次回杭州来，不是住在西湖招贤寺了，而是住在一个从没有住过的杭州清波门外城隍山常寂光寺。一到那里，便是“闭关”。这“闭关”呢，在事实上，也与一般比丘的关期不同，弘公闭关，只等于严律自己刻苦追求佛道而已。只要有缘迁单他处，也便随缘而去，并不因关期的限制，流作以寺为家。
照道理，他住到招贤寺不是更好吗，那里是他的老友弘伞法师的寺。但是他不，他是一个云游的沙门，但又不同于一般云游的沙门；他处处闭关，但又不同于一般人的闭关；他有一种自己的学佛原则，使他形成一个性格突出与众不同的典型比丘，使他成为每个在家居士、出家比丘所崇敬与参学的榜样；便因这样，使僧界在那一度时间内，发生了心理上的清凉作用，使比丘的凡夫情境，顿时放下许多。即使三千年后，有人读到他的传记，研究过他的事迹，也会使“懦夫立、贪夫廉”；在比丘而言，更待何说？.
弘一与弘伞两位法师，连袂回到杭州，这时刚逢革命军北上，中国国民党内部潜伏着相对的势力。也正为“革命”这两个新鲜字，曾使中国人获得自由，年轻人获得理想；在北方，基督将冯玉祥见庙便拆，见佛像便毁；党内激烈分子，见和尚便要勒令还俗，见到寺庙，要改做学校、工厂，见了有香火的地方便说是迷信，也从这时开端。
这正如“自由、自由！有许多罪恶，都假汝之名以行”一样，“革命”被廉价地利用，这两个字变成双锋的利刃，一面铲除罪恶，一面错斫真理。
于是，在不明原委之下，“消除佛教”的议论，在江浙两地风行。
这时候，灭佛教、驱僧尼、办学堂的高论，一旦从知识分子的嘴里吐出来，从官府的衙门里发出布告，可糟了，使沪杭两地的佛教界，突然像着了火一样紧张起来，这关乎佛徒全体的命运，如果一旦由当权者干下来，少不得“三武一宗”灾难重演。因此，在上海南京一带，已有印光、园瑛几位著名高僧与政府间交涉，呼吁奔走。
——当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宪法上已把“宗教信仰自由”的字样标明，要知道那个时代连“自由”真正的定义，人们还蒙蔽着；在目前来看，那个小风潮，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那个时代，佛教的菩萨们，谁都有摇摇欲坠的危机，势如“山雨欲来”。随着革命的风潮，在大江南北，处处寺宇，已有地方的土豪劣绅官僚，把佛菩萨搬家，硬改成洋学堂、看守所；像印光、园瑛、太虚、弘一这些当代的龙象，还能忍心坐视？
在浙江方面，能面向“革命的知识分子”说话的，怕也只有弘一大师——李叔同先生了。
对世间一切的应酬、来往，弘公视之如野火烧身，避之犹怕不及，但对这把野火要烧及佛头的把戏，便挺身出头了。在高级知识分子群里，他的朋友多，学生多。主张对和尚们大施冤狱的，其中也有那一班的朋辈。
他在残冬前闭关于“常寂光寺”，本是继续他的苦行生涯，可是不到三个月，关外的世界，已乱成一团，便顾不得掩关的自我规律。在一九二七年（丁卯）二月底一天，首先在关中把分写各方面的信写好，交给浙师老友堵申甫居士，要他转发，并且在第二天出关，然后再开出一张会客的名单，请他们到寺里来，就“灭佛逐僧”问题，有所商谈。
——从这一问题的普遍性看来，毁灭佛教的计划，当然不是局限于浙江一省。
弘公所邀请的人物，主要的是地方国民党内重要负责人这一辈青年。
在发给教育当局人物的信里，也竟有当代国学大师蔡元培，以及省教育界的官员——他的老朋友经子渊、马夷初、朱少卿。这些知识分子，所指定要灭的目标，自然不是他们的朋友——弘一大师李叔同。他们要毁的、灭的，据说是形同废物的迷信寺庙和整天不事生产敲敲打打的和尚，这些人形同中国的“吉卜赛”，当然比“犹太人”还是不如的。这种号召，没有考虑到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中国文化问题，人类心灵问题，至于“基本人权则更没人管他了。这些“人权、信仰”自然是后来人们的事。那时候的人，不管是谁，都有权辱僧骂尼。
和尚在中国人当中自然是“少数派”。何况他们实在软弱得没有资格成一个派。除了托托人，哀告哀告，抗议、请愿在当时是行不通的。否则杀头、毁寺，更快。
问题严重到如此，才逼得弘一大师出关，才一股脑儿插身于社会。
他在致当时教育界首要——他的师友们的信中写道：
孑民吾师、子渊、夷初、少卿诸居士道席：昨有朋友来敝处，欣闻仁者已到杭州，从教育方面建设中国，至为感佩。又闻孑师在青年会发表演说，对于出家人的行径，有不能满意处（是个人印象上的不满意）。
但仁者诸君对出家人情形，恐怕还不明白，将来整顿之时，或可能有欠考虑，而铸成大错。因此，敝人想请各位另请僧众二人为整理委员，专责改革佛教，凡一切计划、办法、方案皆与诸位商酌而行，比较妥帖。
我提出的这两位整理委员人选，愿推荐当代名僧太虚、弘伞二位法师担任，这二人都是英年有为，有见识，有思想；而且他们还出国到日本考察过，久有改革僧制的理想，因此这两人任委员，也最为适当。
至于将来实施步骤，统通请诸位与他俩协调。
对服务社会的一派僧侣（指创办各种社会事业机构者：如学校、医院、孤儿院等等），应该如何提倡、鼓励？对山林修道的一派，应怎样保护（这一派指专事修持的僧众而言）？对既不服务社会，又不能办道修持的僧众，应如何处理？对于“应酬的一派”（赶经忏的和尚），又该如何办理？对于受戒的资格，应如何严格限制，这很多问题，都请诸位详为商酌，妥帖办理，以企佛门兴盛，佛法昌明，则功不唐捐了。这一办法由浙江一省开始实施，然后遍及全国，谨陈愚者一得之见，请惠赐接纳……：
弘一 三月十一日
这是弘公对当局整顿佛教的原则性意见，要照他们的办法，如激烈派，便是干脆命令和尚、尼姑还俗。男婚女嫁，最好是一个和尚配上一个尼姑，把寺庙改为学校、监狱、工厂……天下便太平大吉！
当寺里举行“卫道协商会”之前，弘公已写好许多张“经语铭言”，及“护持佛法的功德”，劝年轻人息心想一想，熄灭一时的冲动。
当人们陆续来时，便由堵申甫居士每人分赠一幅。
这些冲动、热血的动物们，第一嗜好是“爱国”，不爱国无以成名；第二嗜好则是“爱名”，不爱名则不会发疯；但同时他们也崇拜别的成名人物。
李叔同是成名人物之一，何能例外？他虽当了和尚，这个和尚同别的和尚自然是泾渭分明。何况他的字是天下出名的，他的朋友，都有响亮的招牌！
能弄一张李叔同的字，挂在屋里，风雅一番，也能帮助自已成名。
当每一幅墨迹鲜活的条幅，送到他们的手上，他们肚里已经心花微绽了。
待来人坐定，还有些人负约未到的，也不再等了。这时；墨迹已分发完了，刚好是人手一幅，是偶合也是心感。在这座寺院的会客室里，一场低沉、安静的辩论，于焉开始。
从当时情况中看，那些人已把大师手写的字看过。那些纸上究竟写什么东西，后人无法知道。那似乎像每人受下了一个锦囊，等到打开一看，个个在春寒中，热气从毛孔中上升，脸上也充血蘸红，好像他的祖先当中的一个，做了亏心事，没来之前那股冲动不知弄到哪儿去了！
那是春天的上午十点多钟，十多个国民党方及主政的人物，都是年轻人——不像如今，这么多老气横秋的遍衙门乱跑——被招待坐在客厅的一周，弘公以清茶招待他们，然后带着悲戚的心情，从关房里走出来。一露面，便看到这些人物中，有几个是他在浙江师范时的学生，这时他们已经成了人物发号施令哩。
弘公看看那些人物，有几个是他的后辈。冲劲是有，可是向墙上冲，岂不头破血流。
这位向来谦逊得连见蚊虫也要让座的弘一法师，对这些人居然收回了他那种淡泊谦和的一脸笑意，而换上一股严霜般道者的森肃。
他就了座位，首先向大家示意，然后缓慢地坐下来。
大家寂然无声。有的手中还捏着那张纸条，瞪着发直的眼，心里胡思乱想。有的则感觉抱歉之至，等听李叔同先生的高论。
“——各位先生！……，”弘一大师带着怆凉的声调，向在座的人物致词了。
“今天，我以个人的名义请各位先生到这里来，事情是诸位知得道的。这件事，说起来是关乎中国荣辱问题的。和尚容或游手好闲，一无所事，不守清规；从现在看，这本是该杀的，庙也是该毁的；不过，现象的背后，却也并非如此简单。请各位曲谅；假如和尚们该杀，庙也该毁，则读书人也有该杀的，夫子庙也该毁；何况道士、女巫、城隍、土地？
“诸位都是国家的栋梁，视触的范围也比乞食的和尚大得多，所谓高瞻远瞩，站在一个县长的位上，一定关怀全县人民的生死辱荣；一个省长，也必定关怀那一省人的甘苦祸福；如果身为当国大政的人，全中国的老百姓能不能活得平安，活得自在，也在乎主政者的作为了。
“不过，我们说的，也许太抽象，问题是——和尚是一个人，不犯罪，便不该强迫他做什么。寺院，是佛教徒的公有产权。佛教在中国流传二千年，还没有谁恁一把铲子，把它铲掉。可见，它并不是洪水猛兽。何况佛经也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产，由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要烧佛经，也不必轮到民国时代的人们。满清以前，最懦弱的皇帝都有权灭佛教的门，然而，他们都没有那样做，通常，佛、儒一样，有生存的权利。
“在西洋人讲‘人权’了，和尚无论如何与别人一样，和尚既不犯罪，又同是中国人。既不是汉奸，何必杀他的头（迫他还俗也等于杀他的头），封他的庙（封庙等于剥他的衣服），把他们不当人呢？
“中国人活得本够可怜了，各位又是满怀拯救中国人的心愿的人，和尚既作为中国人，何妨救救他们？他们也曾被古代皇帝尊崇过，何况有些皇帝自己还做和尚呢。
“现在的政府中人们，领导着一个新的三民主义的政体，当然更要开通得多。各位都是读过洋装书的，学问都渊博，比和尚不知高深了多少倍，为了生存的原故，让他们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吧！
“像洋教的神父、修女、牧师们；像道家的庙祝、祭师、女巫们；像儒家的游手好闲的秀才们，和尚与他们相比，几乎也竟不差什么。——其实呀，中国的行尸走肉，不知比这多多少倍，要说这些都是无用的人，寺庙是浪费了中国的有用的财产土地；但中国人浪费的——真不知比和尚庙要多浪费多少倍。阿弥陀佛，这本账是无法清算的，从古至今，和尚浪费中国人的钱财不能再少了，然而，他们在善行上，却献出的更多。”
“呃，”弘公心平气和地，可是他一脸悲壮、痛楚，望望他身旁坐的一位青年，他是党部的一位委员，做过李叔同先生的学生，“宣先生！和尚是无辜的，你是知道的。无论如何，和尚不像北方的军人，割据地盘，剥削百姓，什么都来。挨杀的人，怎么也轮不到和尚第一；财产充公，也轮不到和尚慷慨输将。请先生同情也是中国人的和尚，他脱了一身袈裟，同任何人没有两样，难道穿上袈裟，便会使中国陆沉？假使和尚真有那么大的法力，谁要杀他，共他的寺产，他倒不在乎了。”
弘公说话，是低沉而有力，和缓而婉转。
他知道坐在他身旁的青年，正是毁庙害僧的重要分子，因此，把话多灌一点给这位青年的耳膜。
“各位先生，救人一命，胜造浮屠七级。如照佛经上说，诸位能维护一下佛法，让佛法能传下去，这功德可就大了，大到什么样，没人能用数字可以计算。印度人还常用”恒河沙数’来比喻功德的浩大，与罪恶的深广。我只能说，维护佛法，功德如恒河沙数世界之大、之广；如毁灭佛法，则罪恶也如恒河沙数世界浩瀚，永难回赎。
“虽然，维护佛法与毁灭佛法的功罪，容或当时没有亲证，你不相信可以，但是历史便是承认。凡是毁灭佛法的暴君——古时只有权力才可以灭门九族——没一个能活十年。实质上，毁灭一种宗教，等于毁灭人类中一部分人的崇高灵性，在这儿，为中国人的德性与文化的光辉，请在座诸位接受我的诚意！……”
然后，弘公沉默下来。
这使在座的许多青年干部们受不了。因为讲话者，正是他们授业的老师李叔同先生。他们觉得浑身沁汗，满脸惭红。一个个都站起来。嚅嚅嗫嗫地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他们对毁寺逐僧之议，完全风马牛不相关。
在全部谈话过程中，弘一大师的话占去些时间，而参加商议的“辟佛论”者，是理拙气馁，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会散了，弘公把他们送出门外。
“倒佛教”的运动，大火已经被几位高僧制止，可是暗流仍旧时时激荡，这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开始。
“灭佛论”在一个月后稍稍沉默，弘公便准备再度入关，不过这次却移锡在“本来寺”。
在这里，他与弘伞法师，论过“八十华严”的读法，但由于身心受了煎熬，肺病在他的胸腔中，已时时蠢动。
虽然那种体力上的衰落，使他感觉形同八十老翁，但精神上，他依然是不达三昧，势不终止。
在信里，他告诉弘伞法师说——“……音近来备受身心两病的煎熬，但道念却因之增进，佛说‘八苦为八师’；实在是苦口良言。因此，我准备再度闭关用功，谢绝一切外缘，以后如有道友询问音之近况，请以‘虽生如死’四字相告，不再通信晤面。音近几年致力于《华严疏钞》……如能精研此书，于各宗深义便可通达。仁者有暇，请细读一番……丁卯四月二十八日”
这以后，便是“以生当死”，潜居关内念佛、写经、研律。精神仍放在念佛三昧上。
直到七月上旬，革命元老李石曾到西湖三访不遇。
李煜老一访于玉泉寺，再访于招贤寺，三访于常光寺。不遇原因，因为弘公说过他是“以生当死”，谢绝外缘，下死工夫念佛。
但李石曾先生，得弘伞法师陪同，终于在本来寺——一个小型的寺院里，见到了“李叔同先生”。他们两人年龄相仿，见面之后，有一番平静的欢谈。因为李石曾先生虽不信佛，却信仰“素食”。因此，弘公便赠送他许多佛经。
到这一年的深秋，弘公因为印光大师驻锡上海之故，便出关去上海请益，当时便写信给他的弟子丰子恺，他的挚友夏丐尊。谁知弘公还未到上海，消息已由他们俩人口中，传遍上海文坛。于是要看弘一大师的人也纷纷与夏、丰两人约定。
弘公这次准备住在江湾丰子恺家中，因此与弘伞法师到上海下车之后，便由丰子恺到车站接回家。
同时与夏、丰两位约好要看李叔同先生的人，则有哲学家李石岑，作家叶绍钧、周子同，日本出版家内山完造……他们在一个巧妙的际会里，准备着满腔渴望，去看方外奇人——弘一大师。
叶绍钧先生，则单独由家中出来，向他的学校路上漫步。
弘一大师来上海的消息，是由丰子恺告诉他的。
他有一个熟悉的概念，便是弘一大师，是当年的“李叔同先生”；提起李叔同，那便毋须解释，谁都唱过他谱的曲写的歌。
那是谁都知道的，在民国诞生不久，李叔同先生曾在《太平洋报》做过艺术副刊编缉。还有，他的油画、书法、金石、戏剧、音乐，全不是市井的卖字人、刻字匠、教书先生可以赶得上的。
一直到后来，他忽然没了消息，很久很久才被人发现，他已在西湖一个寺院做和尚。
他游西湖时，曾看到过李叔同先生署名“息霜”的艺术遗产——印冢。后来，在夏丐尊为丰子恺的画集写的序文上，知道弘一大师就是李叔同先生。
啊，原来弘一法师，便是李叔同先生！
见到李叔同先生出家后的生活上种种文字，使这位卖文兼教书的作家叶绍钧，对弘一大师发生了异常浓厚的兴趣。
当他与丰子恺见面时，不由自己地说：“喂！子恺，叔同先生嘛，有缘我要见见他，我要见见他！”
“好的，好的，有缘我同你去见见他。”提到这个“他”字，丰子恺的声调，便格外地庄重、低沉。好像他也被和尚传染了一样，这几句话，也说得像个和尚。
同时令人兴奋的，在一封弘公给丰子恺的信里，竟然称他为“叶居士”，这使他受宠若惊。居士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宝号”，但是写在弘一法师的笔下，竟然是道貌岸然，不可侵犯。这更动了他见见出家后李叔同先生的念头。
叶先生正在盘着心事，恍惚间，劈面忽然来了几辆黄包车。第一辆，也是最先的一辆，坐着一位高大的和尚。在上海，街上遇到个把出家人有何稀奇？车子过去了。第二辆车子呢，咦，坐着的，却是丰子恺！“子恺！子恺！”他迸出惊奇的呼唤。
然而，这位画家却不回答他。同样地，一脸是惊奇的情绪，只望他猛猛地点一阵头。
后面还有一辆车，他再留神一看，又是坐个和尚。车子滑得飞快，那个和尚的样子，似乎是仙风道骨。“啊，后边那个难道是李叔同先生？”他想。
那个和尚，清癯的长脸，高阔的前额，颌下，留着几根疏落的髯。“果然，是他！”叶先生激动着，不时回头看那三辆越去越远的车篷后影。
第二天，丰子恺给他的信来了，约他在星期天到“功德林”相见——见见李叔同先生。
星期天的上午九点钟，叶先生带着许多种复杂的情绪，走上功德林的路，他无端地想到李叔同先生那种枯寂、苦行的念佛生涯。不知是怎么挨的。过去，他是艺术之宫的探宝人，深尝着世间一切况味，创造了他丰富的艺术生命。可是现在，作为一个和尚，他将何去何从？
他与丰子恺约定在功德林会斋，这是一场欢迎弘一法师的斋宴。在未到功德林之前，他一个人是寂寞的，等到走上功德林楼上的扶梯，才知道他已一步步接近到这位方外高人。
他被一个侍者引导，走进一间专为弘一法师准备的房里（那时他们称弘公为弘一法师）。有上十位的访客，已先他而到了。他们如同约好似的，没有一个人讲话，全都带着恬静的笑容，站起来用亲切的表情欢迎他。
靠窗的左首，光线比较明亮，那里站着一位和尚，嗬！那就是弘一法师！法师的脸上，浮着稀有的圣洁的笑容，好似一面镜子被拂去灰尘一般。那两只细长的眼，藏着晶莹慈切的光。啊！访客们在一刹那间，都领会了弘一法师那种笑，那种默默无言的笑，是含着那么多的深意。
夏丐尊先生见到叶先生来了，便引他走近弘一法师：“这位是弘一法师。这是叶绍钧先生！”
不料，李叔同先生竟没有说话，望叶先生端详一瞬，脸上绽开一片灿烂的微笑，丐尊让他坐在法师身侧，他坐下，弘公也坐下，便悠然地数起手上的念珠来。
他想：大约数一颗念珠，便是念一声阿弥陀佛吧！
只有那一串念珠嚓嚓的移动声，一屋人都在同一意境下谛听着无声的佛号，像一首幽美的乐曲在进行。原来，没有什么话要说的，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约会！
言语是多余的了。
在座的，有弘公的挚友、学生，与他的崇拜者，在这人生难逢的顷刻，本应该有许多抒情的话要诉出来，然而，大家没一个人做声，这样坐下去，坐下去！
秋阳在静默中爬出窗外，这一群——在中国的上海，都是有名人焉，他们默默地相聚而无言，真是美极了！妙极了！
随后，又来了几个人，也是李叔同先生的访客。
“什么时光来上海？”其中有人问。
“昨天。”和尚透出低微而大家都听得到的声响。
“还要到什么地方去？”
“没有一定的行踪。”和尚恬静地回答。
“这一向好吧？”
“好。……”
全篇简洁的短句；但是听话的人，都觉得舒泰得很，因为在和尚口里所进出的简短语句里，全蘸满了情感；有如倾出整个的心灵。
弘一法师过了十二点，是不吃饭的。
这餐斋宴在十一点就开了。于是大家开始吃斋，有人是生平第一次尝到平淡的斋宴，大多数人，也是第一次与弘一大师共餐。
这是一席奇妙的餐会。
昔日能说会讲的教授，舞文弄墨的作家，乃至吹法螺振法鼓的哲学家，全像忘失了自己。大家带着一种欣赏艺术圣品的心理，看那双曾经弹奏过贝多芬、萧邦、柴可夫斯基的长手，挑起两三只青艳艳的豆荚，满怀欣喜地送入口里，细心地咀嚼，那种神情，真要令一些肉食的凡夫俗子们惭煞！
“这碟子里是酱油不？”和尚说，在场的，只有李叔同先生是和尚。
“嗯。”有一位先生肯定，便把碟子移到弘公面前。
“不，”和尚说，“是这位日本的居士要。”
那是内山完造先生。
果然，内山完造先生道了谢，要了酱油去。日本人为何没有说话，而把要酱油的意念表达出来，没有人看出来。
这时，接下去便是哲学家李石岑说道：“关于我们人类生命探讨的问题，能请您发表一点意见吗？”李的哲学著作，已在国内负有盛名。
“惭愧！”和尚庄严而恭敬地说：“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这句话，在他的嘴里，可能是真的了；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要说他“没有研究”，岂不是损人？然而，这位艺术家的和尚说“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没人怀疑，但是，又没有人不怀疑。和尚一心持戒，一心念佛，一意学佛，哪有功夫搞“形而下的形上学”呢？或许，他满怀谦虚？
叶先生研究和尚已入佳境；他这时从侧面开始看弘一大师疏落的胡子，以及眼角边细致的纹，口边微漩的涡，出神很久。
他觉得李叔同——弘一法师，像一座青翠的远山，可望而不可及。
饭后，和尚说：“现在我们去看印光大师，愿意去的我们一同去！”提到印光大师，和尚的眼睛突然神光灿烂了，好像他要领着在座的人们去见活菩萨一般。
印光大师，在座人们的耳朵里，不少人听到过。他是当代佛学大师，想去见他的人，当然不少。
“我们这就走吧！”弘公说。于是大家便鱼贯地出了功德林大门，和尚拔脚便走，大家看李叔同先生走了，便七零八落地跟上去。和尚是瘦长个儿，走起来好像没有负荷似的，他赤着足，穿一双透孔的行脚僧鞋，轻飘飘地快捷地走在一群人前面。
和尚的前半生——李叔同先生的时代，可说是“文采风流”；现在的弘一大师，他的行止坐卧，却是自然而谨严的戒律行为。夏丐尊先生说过，和尚是为了中国佛门戒律委地而持律的，所以他的戒律生活极其严肃，在他生活上的一言一笑，无不动念子戒律原则；可是，持戒如不到意念纯青，不由外铄的境地，是不能令人感觉他一切的行径，都是出乎天性！
看起来，出家越久，他便越像一座清静的古寺，湖山的画影，天空的行云，悠然自得，忿意全消，万念俱尽，他把万物划出心地之外。这是一种何等超人的生活方式？
到了新闸路的太平寺，这里正在做佛事，那些吹打乐器家伙的人们，以为吊客来了，正预备吹吹打打，迎接一番。但偶然发现这群人里有一位和尚，这群人向这座寺里所要访问的印光大师，也是和尚，便泄了气，放下家伙。
这时有个侍者到里面去通报，于是弘一法师便乘机从身上带着的包袱里，拿出海青和袈裟，恭恭敬敬，一丝不苟地穿上，眉宇间，异常神圣庄严。
侍者进去，在靠街这边的寮房里，正有一位魁梧高大的和尚，刚洗过脸；他的背部微微伛偻——那便是印光大师了！
弘一法师第一个先进去，见了印光大师伏地便拜，这种如崩山的膜拜动作，首先令些未见过佛门礼仪的人，吃了一惊。他们绝没有想到，在佛门中居然还有比弘一大师更高深的和尚，要令李叔同先生也要俯伏下拜；而弘公那种不顾地下灰尘，如视无物地拜的动作，极其美妙；那是由合掌、伏身、起身，再合掌的冉冉地虔敬过程，令人感觉李叔同先生是如何地敬人敬事。
印光大师的皮肤是红褐色的，头顶已全秃，光亮而硕大；在宽大的额角下，两道浓重的眉，覆着一双光芒、严厉的大眼。眼睛看人时，如同戴着眼镜，从玻璃镜片上射出的光，极其锐利。他的嘴唇微瘪，下巴宽阔；是典型的北方人——北方和尚。年纪大约有六十岁！
弘一法师拜过以后，便坐在印光大师一侧。
啊！一个苍松古柏，一个山明水秀，真是一幅绝好的图画！
弘一法师说话了：“这……几位居士都喜欢佛法，有的看过禅宗语录，今天来拜望您老人家，请慈悲开示！”弘公是合掌、低声请求的！
“嗯，看语录，看哪一家语录？”印光大师声音很粗厉，很深沉。
“是这一位居士看过的！”弘公指哲学家李石岑。
“……是！”李石岑先生接着说：“语录是看过一些，只是没有专门研究哪一家的，但对唯识的义理，曾经少少涉猎过。”
“噢？”印光大师大眼一睁，严厉的光，突然向四周环射。“学佛嘛，问题是先要得到益处，光是嘴里说说，笔下写写，是没道理的！人的眼下，最要紧的便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那危险太大……有人说，念佛是迷信，我问你，世上哪一种东西不迷信？”印光大师声音越说越厉，厉声里还带着呵责的棒喝；不管在座是什么人，他不留一丝情面。——可是很奇怪，在座的，并没有一个人面有愠色。
然后，他又说：“做佛之前，先要做人；人做不周全，便休想做佛……”他连绵不绝地，讲了一段伦理学上的警语，并附以因果律解释的故事。
席间，印光大师讲，大家静坐着听。
仿佛，他便是释迦牟尼的接传人，他便是西方净土世界的使者。
最后，由于弘一法师的请求，让居士们请几部经书回去看看。于是，叶绍钧先生获得了一部《阿弥陀经白话注解》，一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述义》，还有一部《印光法师嘉言录》。
等大家各各获得了应得的经文，弘公再度伏地顶礼。辞别后，他们一群人走出了房间。和尚在末了，郑重而轻微地把两扇门拉上，随手又脱下那件宽大的袈裟和黑麻布海青拿到门外，仔细平稳地折进包袱。
这位出家十年的艺术家，就要回到江湾他学生丰子恺家中去了。于是，哲学家李石岑，作家叶绍钧，日本出版家内山完造，向夏丐尊、丰子恺拱手道别。
惟有叶绍钧先生，他是一位作家，也有一股文学家爱想的气质，不知由于哪一种理由，也许是由于一种凡夫俗子崇拜哲人的念头吧，他对弘一大师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对印光祖师，则感觉情同一片沙漠。
但在佛家旅程上，这两位大师却是神龙与白象，他们的身后，都有璀璨夺目的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