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三）
古今一色，不管是二千年前的祭师，还是二千年后的梨园子弟，其浪漫的意味，多半在他们辛酸的生活上，涂上一层釉彩；在他们苍白的皮肤下，注入些颜色；人生的悲剧，都在这种方式下演出。
叔同不是一个职业演员，如今西方的“演员”意义，又和中国的“戏子”意义不同；二十世纪以前的东、西方社会，“戏子”都是不入流的。活在十七世纪的莎士比亚，严格地说来，这个人也仅是会写故事的戏子而已。请看三百年后中国的戏剧先驱者——李叔同，为这位戏剧大家译为中文的“自选墓志铭”吧：“好朋友！请看上苍的面上，请别掘我的骨灰！祝福保护这里墓石的人，咒诅移动我的骨灰的人吧……”
当时的莎士比亚，对自己所操的行业，似乎并不满意，他的地位，最多也不过被封为“伯爵”，一个名不见经传、多如过江之鲫的拖油瓶贵族。
但是一百年后，英国人说：“我们宁可失去印度的领地，也不愿失去我们的莎翁。”想想看，也许今天有人会说，我们宁愿失去一个美洲，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
李叔同之爱好戏剧，正如他喜爱书画、金石、诗词一样，他的灵光过处，便照亮了一个角落，发现了一种东西。对戏剧，他干起来坚决、认真，直到有成就为止。如果说他演戏，是想在这上头成名，错了，他仅仅是一个严正的票友。
在日本创立的“春柳社”，一方面由于新文化的浪潮，进袭东方；另一方面，则是一股新鲜的爱国意识的冲动。中国的黄河百害，两淮水灾，经常使千百万同胞的生命财产，付之洪水。再加上清末王朝的蹩脚内政——只要黄河的祸水淹不到紫禁城，与皇帝奶奶总是拉不上关系！
《茶花女》的上演，动机是“中国的两淮水灾，卷走了无数同胞的生命”，身在国外的人，对祖国的灾害，总比国内的官吏更敏感，于是《茶花女》在急筹赈灾捐款义演的大旗下揭幕。
《黑奴吁天录》则强烈地反映中国民族自决的心理；黑白种族的不平，正是世界上一切自由与奴役的对立。《黑奴吁天录》的思想，不只揭发了美国种族歧视的黑暗面，也否决了世界上任何种族的歧视与不平，自由与奴役的对立！《黑奴吁天录》上的黑人，由中国学生演来，正是中国青年苦闷的宣泄，面对列强的抗议。）“春柳社”不仅是中国戏剧运动的新芽，也是中国青年站在二十世纪尖端，从事爱国运动一种突出的表现。中国人的思想不平凡，正如中国人的性格不保守一样。
叔同一觉醒来，感觉两只眼里直冒金花，再睁眼一看，自己身上正盖着一条薄被，这床被不知什么时候从雪子身上移过来了。
再看雪子，床上空空如也，不知什么时候走了。
非常纳闷，非常寂寞。
太阳已从窗帘外拼命向窗缝里插脚，好像有人挤过来一样。看看壁上的自鸣钟，八点只欠五分了，这才翻身坐好。3“奇怪？”他没有说，只是想：“人到哪里去了？”看着空下来的床褥。
但时间不容他想，想想，八点钟，还有约会。要在这里等朋友来，你总不能让别人看来，这个房间像一堆垃圾。
画笔、画架、画色，演员的行头，刻字的刀，女人的余韵，名士的派头，零乱地充满空间。
他匆忙到盥洗间绕一遭出来，八点已敲过，“黑奴贩子”还没有来，便把窗帘拉严，窗门关上，沏一杯茶，走到钢琴边，先用两个指头试试琴，在B调的键子上轻轻地点两下，清脆。正待坐下练练柴可夫斯基的“B短调第六号悲怆交响曲”。
“喂喂，李岸先生！”有人在房门外叫。
是管公寓的“阿卡米桑”，从两门之间伸进一只手递过一张名片。
“欧阳予倩”。
他看看钟，八点七分，再看看琴，觉得太对不起柴可夫斯基先生了。
于是他别转头，走到窗口，把帘布拉到一边，推开窗门，向下一望，一个面容娇好、中等身材的中国学生，正在向上看。
“叔同，叔同！喏，怎么啦？”
下面人很急，期待叔同的话。
“哟，予倩兄！我们约会的时间是几点的？”他是压根儿准备按时练琴了，而且这张琴，又是属于两个人的。他练后，得排出时间来让雪子。
即使琴可以宽恕人，人，又何必强求宽恕呢？
火车开动前你晚到一秒钟，都会造成你失败、灰心。
“八点，叔同啊！但现在是八点五分了，看我老远跑来，又是假日，天还早咧！”
“可是这里的钟已是八点十分了，你延误了十分。按着我的功课程序，现在正在练琴。予倩！对不起，我们改日再谈如何！”
“哦，我这么远来……” “对不起，欧阳兄——”叔同向这位学戏剧的朋友点点头，便把窗门合上，隔断了窗外的话。
“欧阳予倩？……”他在舌头上重复一句，便转身安然自得地坐上琴前的凳子，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打开琴盖，十只细长的手指，伸直，先随便在琴键上走一趟。正待奏出“悲怆交响曲”，他又似乎听到什么东西窸宰在响，是猫，还是什么？
想到这儿，便觉得人这东西，任他自生自灭，准不成材料，要成材料，除了折磨他，别无其它办法！
人类的要求，哪里有止境？
一簟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生活！
衣轻裘，乘肥马，朱门酒肉，广厦千间，还有无归宿处的杞忧——这也是生活！
“叔同！”有人剪断他的思绪。
“啊——雪子！”他回头正对着端一盘热气氤氲的面点的雪子姑娘。
雪子轻盈地、熟练地放下盘中的点心，满盘的点心全是面捏的，不是包子，又不是馒头，这是一肚子孕育着甜食的点心，雪子把它送到叔同右首的矮桌上，这才去冲两杯牛奶。
“雪子，你把我震了一下，你变动了我生活的程序！”
雪子绽出两排洁白的牙，嫣然一笑：“你还没有吃早餐，吃完了，再让你震我一下好了！”
雪子说话的表情，极其美丽；不是日本女人的被动美，也不是中国女人的拘束美；不知那是哪一种美质，从她身上馥溢出来，令人心意清凉。
她自己靠在一张沙发上，隔着桌子，待叔同讲什么。
叔同没有笑容，也没有什么反响；在情感上，似一只燕，穿过白色的梨花丛，静静地，平稳地飞翔。
“雪子！你走，没告诉我，你来了，也没打个招呼，这不好啊！叔同说话了。
“请吃吧，李岸先生。”她把盘子推过来，叔同无法推托地吃了。
“我承认人心丑恶，亦复承认人心善良；我深深喜爱雪子，正是一体的两面。人对内是丑恶的，对外则极其善良。”他说，只是心里说，嘴里吃着。中国的包子，最上乘的是一包“混水”；下乘的是一包“肉”。但日本的包子是一窝“甜粥”，味道却别具鲜美。
他们随便说话，因为他们已没有距离，雪子对叔同的身世已全部了解，譬如天津，他有一份家业，天津的家里，有一个古式一点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他母亲，则是他父亲的继室；过去他有过风尘上的知交，他是个放得下、看得破、重感情，而表达严肃的读书人。他的性格如此，任何人都无法加他的帽子，说他“浪漫”，或者“寡情”。在这个时代，男权高于一切，英国的女人还没有投票权哪，还谈得到日本和中国吗？
他们中间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关系。
他有一天终要回到他的祖国去，雪子会如此想。
“对雪子，我有沉重的情操与责任。”叔同想。
练琴的时间已过去了，要练，只有明天；十点以后，便是习字。
“我承认，我非常欣赏你，雪子！”
“噢？”雪子一怔，然后一笑，“欣赏我，模特儿？”
“不，欣赏你音乐的品质。我过去见过的女人，有诗画素质的，有经典素质的，有绘画素质的，只有你——音乐素质，并非由于我们是同好，而事实，你的本质，便是音乐；但又非因为你是学音乐的。”
“叔同！”雪子沉着面容，“你不以为我们是异国人吗？”
“音乐，一切艺术无国籍。”
“假使我要去中国呢？”雪子说。
“我欢迎。”
“一个中国人的……”
“中国人的——”叔同重复一句：“我们人住着的世界，迟早有一天成为一个‘大联邦’，我们是同文同种！”
“我们贵国人民就不作如此想。”
“那真不愧是贵国的人民了。”叔同瞅她一下，“雪子，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啊，你说——我出去了？我没有出去，也没有回来过，我不去不来。”
“怪话，你还会打禅机呢！”
“什么禅机？”
“不来不去，便是禅机。” “这怎能么讲？”雪子问。
“这呀——不来，便是不生；不去，便是不死；不来不去，便是不生不死；不生不死，便了脱生死，入生死地，这岂不是‘禅机’？”
“这好像钻棉絮，使人有朦胧的感觉。”
“好啦，我们不说这，我也不是行家，从知识上学来的，并不见得真能受用，你们日本人东翻西译的东西可真多，从印度的奥义书，苦行婆罗门修持法，柏拉图、苏格拉底言论集，荷马的史诗，中国的道德经，孔子，释迦，乃至王阳明；张道陵的神符，吉卜赛女人的巫术，应有尽有。大学图书馆里，读不完的尽是这东西，还有埃及木乃伊的配方，阿拉伯人的炼金术，印度教苦行派的绝食，和瑜伽行持法……” “我不喜欢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并非我所爱，我最喜爱的，是我最喜爱的东西，因为它能创造这些。” “你们日本人哪！”
“我们日本人信天照大神，敬佩武士道，还有禅宗。但是，我依然不了解禅。”
“我知道。历史告诉我们，隋唐之际贵国的‘大礼’小野妹子两度出使到敝国，结果把印度传给我们的经典，装许多船回去，便是你们今天的禅和武士道的祖宗。”
“我们扯到什么时候？”雪子说。
“十点。”
“走吧。”
“对啦，让你写字。我不能破坏你的生活。”
“这是什么话？”叔同怔了怔。
雪子走了。
然而，一分钟后，雪子又回来了，她忘了带走一条手帕，同时她告诉叔同，她早上并没有走，只是上街等点心，现在真正是走了。
“我想到，人与人间，应该互相负责。”叔同自语。
“这便不是你说的话了！”雪子扭回头，抛下一句。
“谁的话？”
“我便不要任何人负责，缘合则聚，缘尽则散；什么负责不负责？我只对我自己负责！”
“互相负责，才有良好的社会。”
“这句话有点靠不住，向自己负责，才有良好的社会。”雪子说。
“走吧！”
“就走。”
雪子走了。
“我不必向雪子负责。”叔同望着摆在桌上的宣纸，纸上隐约地浮现着要他负责的层层叠叠的人像：从他早死的母亲，他的妻儿，他的社会，乃至朱慧百、李苹香、杨翠喜这一班人物，这些人，隐隐约约，面容所表露的，是悲是喜，因无法看清，但有一点最相似，便是“爱”。
不管知识上，还是情境上，有一种造作，到瓜熟蒂落的时候，你拒绝它，它也要自动地作一个或好或坏的结束。人类的一言一行一念，都包含着无数层“造作”的罗网；最后，束缚自己。
上野的第三年，雪子与叔同开始同住，那是自然的结果；在法理上，自无法解释；在情感上，如叔同先生这样的人，却无法不履行这种由友谊到情谊的过程；歌德活了八十岁，最后爱上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这个老头儿，也结过婚，但他恋爱了几十次，第一次他串演了《少年的维特》，在精神上，自杀了一次；但在西方，没有人评论他；他的《浮士德》却与日月同辉。
上野的春天与秋天交替。
雪子来了，
雪子去了；
雪子去了，
雪子来了；
最后，雪子通过她母亲的同意，终于与叔同共赋双飞。
爱情最后的归宿，便仅只如此。
“春柳社”一条美好的嫩芽，已从日本移到中国的南京和上海开花结实，成为中国戏剧与爱国运动的根源。
但在上野的第三年开始，春柳社的剧运，便随着大学的学术研究而终止。
代替春柳的，是学生的私人学术活动，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人们心灵被火一般燎原的庞大血花所吸引。叔同除了加深画的研究与音乐的造诣，也把心寄托在革命的文化事业上，在上野，他又创办了“音乐杂志”，寄到上海去发行；他想象中的将来，是把艺术带给新的中国命运，一个国家的兴盛，其艺术也一定是多姿多彩的；一个积弱的国度，几乎没有新兴的艺术与天成之才可言。
从一九0五，到一九一0年初夏，整整五年，消耗完了上野的全部时间；上野不仅造就了李叔同，也决定了他而后三十年艺术上的宿命与人生形而上学的成就。
没有“上野五年”，可能没有三十年后的李叔同。）更应注意的是，没有雪子，也可能没有“出世的李叔同”；雪子在这一方面高于“朱慧百与李苹香”；她的质地影响了他。假使在上野没有雪子出现在他的生命里，而在他日，他的生活方式如何写，思想过程如何演变，都无法预卜！
看过《卢梭忏悔录》的人，都知道这位自由大师的少年“肮脏到何种地步”。但他毕竟洗刷了这些！ "一九一0年的春天，迎接学成归国的李叔同了！
学校只造就些璞玉，但并不雕琢。
“你终将要回到你的祖国去的！”雪子说。
叔同黯然。
“你走吧！”雪子说。“人在任何恶劣状况下，都有生存的理由；好像人活在北极雪原上一样。”
“你也同去，雪子！”
“我？”
“我把你安排在上海我的朋友那里！”
雪子垂着头，显然，离开日本——她的故国与她的母亲，这是重大问题。
“不吗？”叔同问。
“我只要看到你，便可以活。”雪子说，“可是离开这里，也令人伤心。”
“雪子！我以我的信誓保证，你会活得很好，你是知识分子，雪子。人总不要叫知识迷住了；除了现象界的差异，在本质上，万有都不能分尔我！”
“我回去看看我母亲，她老了。但我母亲非常喜爱你的，叔同！”
“这我同意，但我是中国人。”
“这我了解。”
“怎么决定呢；夏天就毕业了。——在天津，已有我的朋友，决定了我的差事。”
“等我母亲赞成我到上海，我们便同去看看贵国的景况；我只当游历一番如何？”
“你这话就非常透彻了！”
“有时也并不透彻！”
“除了我当和尚，我想不会背弃你，雪子！我的病，将因你更形加重！”（叔同到上野第二年发现自己有了肺病的症候。） “这我知道。”
“我母亲——”
“别再说了，叔同！对你——我不取任何报酬。我不要任何信誓。我只认为这是前世决定！”
“这——我还是扭不过宿命论，照我这个人的一生，便不应该再糟践你了，可是我又走了老路——唉，人生！想到这，便对不起我那可怜的母亲！”
“别再说了，人总是如此的。人心都是肉做的；不提炼，哪里有精华呢？”
“你很高明，雪子。委曲你，等于降低我一样，我们的格调绝不会有差异；我们是平衡的；其实，对女人来说，我只了解你一个；我也只承受你一个，你永远是明澈的。”
“可是，叔同——我要回去一下。”） “你走吧！”
雪子便收拾一点东西，下楼，回京都的家里去。
叔同的内心越是接近行期，越苦闷；觉得带雪子回国，不知是否正确。但留下雪子，也是罪。
雪子回家了，三天后捎回来她母亲的口信，到上海去她同意，但雪子每年要回国看她一次。六月末，上野的学生，终于结束了他们五年整的全部学术生涯；叔同辞别了教授们；黑田清辉，是他最崇敬的教授之一。
回到不忍池公寓，雪子正在烧碎纸。
人生，从许多角度的逐渐转变，最后变为全面。
当行期已定，他便带着雪子，这一双异国儿女，由神户同乘英国圣玛利号邮船，驶过太平洋，由中国沿海，向南驶；叔同把雪子送到上海，住进法租界一栋宽敞的公寓里，自已回到天津。
在上海有一架钢琴伴着雪子。
因为在天津工业学校的叔同，在不久的将来，便会到江南来。
在人间离合悲欢的场面下，只有精神生活，才能使彼此有所慰藉，赋予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