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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三我从津阴回麓城去，参加优博的招生宣传。在长途汽车上，我想起去年也是这个时候，自己兴致勃勃地去电视台报到，今年却是满心的沮丧。我不能不去想前途在哪里的问题，可一想起来，心中就是隐痛。
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亲热得不得了。女孩嘴里不时地说出“你老婆”几个字，虽然声音很小，但我的耳朵还是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男人不停地给人打电话，在谈什么食品的生意。他的手机响了，男人对着电话叫“老婆大人”，又说自己在朋友家打牌。汽车的喇叭不合时宜地响了，男人马上把手机捂住，已经晚了。他重申“在朋友家打牌”，前后的几个人都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
我从侧面去细看那个女孩，还是有那么漂亮的。以前我觉得小三简直不配在这个世界上做人，现在却有了一点理解。人只有一辈子，来去匆匆，好日子谁都想，不能无限等待。当小三就是一条捷径吧。这种理解也受了马校长一番话的影响。那天马校长从杜秋娘的《金缕衣》说到她妾的身份，马校长说，小妾也不是谁都能做的呢，要长得漂亮才行。杜秋娘不做妾，你让她怎么活？我当时想，不做妾当然也能活，只是会活得辛苦凄惨。但即使有了这么一点理解，也有机会，我还是没想过自己要往那条路上走。我有点辛苦凄惨，但还没有那么辛苦凄惨吧。至少，我还没有把活得多么豪华当作人生的最高境界，心里愿意更重要。
招生是学校的生命线，也是每个老师的责任。每招到一位新生，学校就奖励老师三百块钱。去年马校长通过公立学校老师的关系，一次招进来了五十多个学生，大家都羡慕。这样的好事轮不到我，我只能一个一个地去找。刚开始去商场前广场“扫街”，真的让我羞愧万分，万一碰见老同学，传开去了，叫我怎么见人？我跟在文霞她们身后，见了带小孩的家长，不是想抢上去，而是想躲，说起话来蚊子哼哼似的。自己都没有信心的神态，怎么叫别人有信心？搞了几次，胆子壮了一些，我不偷不抢，凭什么要胆怯？似乎说服了自己，事到临头，还是难理直气壮。扫街是求人的事，求人就是被动。这个被动，也折射了自己整个人生的被动。把宣传单塞到别人手中，还希望能扫个码。每扫到一个码，心中就燃起一朵希望的火花。当面确认之后，再去微信聊做动员工作，总之就是要让家长们下单，这是终极目标，也是尘埃落定。好多次家长收到宣传单，转身就丢了，让我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这时商场的保安就会过来大声斥责我，指着地上的宣传单，要我对商场的营商环境负责。我马上弯下腰，把宣传单拾起来，连连点头表示抱歉。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人，只要他在求人，点头抱歉就是一种标准的姿态。
我每天下午去附近中小学门口扫街，傍晚去商场门口。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一定要扫到二十个，才算完成这一天的任务。加了微信，就算扫到了，宣传单递出去，基本上是白费。晚上回到家里，又一个一个跟那些家长联系，动员他们来学校看看。十个人中，如果能成功动员一个，那就非常幸运了。那些名校的兼课老师的名字不能说，只有马校长这个招牌那是要大说特说的，可能有一半的生源都要从这里来，也难怪他的收入是我的十倍不止。名声就是效益。这让我也看到了一点希望，我要努力，我要拼命向前，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达到那个层次。他的课我观摩过，是上得好，但也不是不可企及。
有一天我在整理新生的名册，有个家长的电话号码有点眼熟，马上拿出自己的手机一查，这是我前几天扫到的，还跟那位妈妈来往了几十条微信，怎么现在登记在文霞名下？我头脑的血往上冲，心中告诫自己，冷静，冷静，可无论如何也冷静不了。我浑身燥热，把外套打开，双手抓着，用力地扇了几下。还是热，热，就把外套脱了，打电话给那位家长。那妈妈说，她带小孩去学校考察，是文霞接待的，自己当场就交费了。我说：“接待你的那个人，没有问你原来跟谁联系吗？”她说：“她没问，我说了，她可能没在意。”我马上去找马校长，把事情说了，又把手机上的几十条交流信息给他看。我说：“这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马校长说：“可能文老师真的没有在意。”我说：“这么敏感的问题，她那么敏感的人，她会没在意？”又说：“她真的是没在意，抓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她不在意，这是不是太没有良心了？我也是个人呢！”我抽泣着，掏出纸巾擦泪。
马校长望着我笑，说：“怎么就哭了呢？这点小事！”我说：“对你当然是小事，谁能跟你比呢？”他说：“把眼泪收了，收了！”我说：“我不是哭那三百块钱，我是哭我的委屈！”马校长说：“说来说去，还是个小事吧！”他这样说，我的心里发冷。我说：“别的地方没有公道，优博也没有吗？”他说：“谁说没有？没有公道学校还玩……办得下去？”我抬起头，期待地望着他。他说：“优博刚开办，文霞就来了，这五六年过去，她也算个元老了，还是骨干教师，是不是？”我打断他的话说：“骨干教师就有欺负人的权利吗？”他说：“我们也不要提那么高，问题解决了就行。奖励的问题，我帮你解决，事情就到这里打止了。”我说：“这只是钱的问题吗？是人品问题好不好！”马校长眼睛眯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不悦的神色。他说：“那我把她叫过来给你赔个不是？”脸上的神情有了一点严肃。我马上说：“那我就听您的安排吧，钱，我也不要了。”他说：“那你还是有意见？”看来这钱还不能不要，我说：“那我只好还是要吧。”
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骨干教师”几个字。一个教育机构的老师，编制都没有，哪里有什么社会地位，也谈不上什么“骨干”。听马校长这么一说，忽然觉得这也是一个具有神秘感的目标，值得争取。是不是“骨干”，那待遇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事情就证明了这一点。人家是“骨干”，受委屈的就只能是自己。走到小区的门口，我就下定了决心，自己要尽快地成为“骨干”。回到房间，我晃着头，尽量把疲倦沿着一条想象中的弧线甩出去，拿起了考教师资格证的复习资料，看了起来。
元宵节那天，我去扫街。十天来，我已经扫成了九个学生。我抱着最后的希望，想凑起一个整数。见到带小孩的家长，我就紧紧跟定，至少要说服他们让我扫一个码，然后看着他们当场加上我的微信。有些家长很不耐烦，那我也得跟在后面，反复劝说。我觉得自己这样做真的不要脸，但没有别的选择。
我正在竭力说服一位妈妈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叫“许晶晶”。我回头一看，竟然是李亦明。我吃惊地张开嘴，半天才合拢，叫出了他的名字。我本能地把手中的宣传单往身后一藏，马上觉得这个动作的意味太过明显，又拿回到前面来。我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他说：“我姨妈住在那边，”他往近处的高楼指了一下，“我妈妈要我来拜年，明天就不算拜年了。”我希望那位妈妈赶快离去，可她偏偏等在那里，想和我继续沟通。我干脆主动说：“我帮学校搞宣传呢。”他似乎没有理解，询问地望着我。我只好说：“我们是民办学校，要搞招生宣传。”他说：“你为什么不进一家公立学校呢？”我想起古代有个什么皇帝，他问大臣，民饥何不食肉糜？我说：“很难进去。”他说：“连你都进不去吗？”我真的谢谢他高看了我，只是这种高看让我难堪。我说：“好难呢。”他说：“对别人难，对你有什么难的呢？”我忽然想获得一种道德的优越感，就像保尔在铁路工地上偶遇冬妮娅。民办学校怎么了，不也是教书育人吗？在鼓起勇气的那一瞬间，我马上又气馁了。差别摆在那里，这是精神胜利能够填平的吗？我说：“好难的呢，没有熟人。如今干什么都要熟人。”他说：“我跟我妈说一下，看能不能给你找个什么机会。”我马上说：“好，好好，好好好。”这时他身边站了一个女孩，真的好漂亮，看了看我，就挽起了李亦明的胳膊，似乎在宣示主权。李亦明说：“我还是那个号码。”我说：“我也是。”女孩扯了他一下，又很不友好地瞪了我一眼。
我那几天怀着希望，希望接到李亦明的电话，给我带来一个意外的喜讯。等了好多天，没有消息，终于失望了。失望之后又觉得，抱有希望，这本身就是可笑的。她妈妈能对我有好印象吗？我想着他妈妈也许在幸灾乐祸，一种羞愧的感觉浮上心头。
几个月后，我考到了教师资格证。第二天，就开始上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