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關雎（四）
《關雎·序》：“故詩有六義焉：……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按“興”之義最難定。劉勰《文心雕龍·比興》：“比顯而興隱。……‘興’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議，……環譬以託諷。……興之託喻，婉而成章。”是“興”即“比”，均主 “擬議”、“譬”、“喻”；“隱”乎“顯”乎，如五十步之於百步，似未堪别出並立，與“賦”、“比”鼎足驂靳也。六義有“興”，而毛、鄭輩指目之“興也”則當别論。劉氏不遍依傍毛、鄭，而强生“隱”“顯”之别以爲彌縫，蓋毛、鄭所標爲“興”之篇什泰半與所標爲“比”者無以異爾。
【增訂一】《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孔安國《註》：“興、引譬連類”，劉寶楠《正義》：“賦、比之義，皆包於興，故夫子止言‘興’。”夫“賦、比、興”之 “興”謂詩之作法也；而“興、觀、羣、怨”之“興”謂詩之功用，即《泰伯》：“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興”。詩具“興”之功用者，其作法不必出於“興”。孔註、劉疏淆二爲一。
胡寅《斐然集》卷一八《致李叔易書》載李仲蒙語：“索物以託五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叙物以言情，謂之‘賦’。”頗具勝義。“觸物”似無心湊合，信手拈起，復隨手放下，與後文附麗而不銜接，非同“索物”之着意經營，理路順而詞脈貫。惜着語太簡，兹取他家所説佐申之。項安世《項氏家説》卷四：“作詩者多用舊題而自述己意，如樂府家‘飲馬長城窟’、‘日出東南隅’之類，非真有取於馬與日也，特取其章句音節而爲詩耳。《楊柳枝曲》每句皆足以柳枝，《竹枝詞》每句皆和以竹枝，初不於柳與竹取興也。《王》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戍甲之勞；《鄭》國風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賦兄弟之鮮。作者本用此二句以爲逐章之引，而説詩者乃欲即二句之文，以釋戍役之情，見兄弟之義，不亦陋乎！大抵説詩者皆經生，作詩者乃詞人，彼初未嘗作詩，故多不能得作詩者之意也”。朱熹 《詩集傳》註：“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朱子語類》卷八〇：“《詩》之‘興’全無巴鼻，後人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涯，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與項氏意同，所舉例未當耳，倘曰：“如竇玄妻《怨歌》：‘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或《焦仲卿妻》：‘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則較切矣。
【增訂四】《太平御覽》卷八〇〇引《古艷歌》：“孔雀東飛，苦寒無衣，爲君作妻”，較《焦仲卿妻》起句更爲突出孑立。余嘉錫《論學雜著》六五九頁：“桓帝初童謡：‘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云云，‘城上’二語，乃詩中之比興，以引起下文，猶‘孔雀東南飛’云云也”；當衹曰“乃詩中之興”，着“比”字似贅。
徐渭《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七《奉師季先生書》：“《詩》之‘興’ 體，起句絶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謡，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聱，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説者。”皆深有得於歌詩之理，或可以闡“觸物起情”爲“興”之旨歟。
【增訂一】閻若璩《潛邱劄記》卷二駁朱彝尊《與顧寧人書》解《釆苓》之穿鑿，因謂首章以“采苓釆苓”起，下章以“采苦釆苦”起，乃“韻换而無意義，但取音相諧”。亦如徐渭之言“起句絶無意味”也。
曹植《名都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 下文皆言“少年”之豪俠，不復以隻字及“妖女”；甄后《塘上行》：“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下文皆言遭讒被棄，與蒲葦了無瓜葛。又如漢《鐃歌》：“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絶衰。……”；“上邪”二字殊難索解，舊釋謂“上”、天也，乃指天爲誓，似不知而强爲之詞。脱“上邪”即同“天乎！”，則按語氣當曰：“天乎！胡我與君不得相知、長命無絶衰！”或曰：“天乎！鑒臨吾二人欲相知、長命無絶衰！”，方詞順言宜。故竊疑“上邪”亦類《鐃歌》另一首之“妃呼豨”，有聱無義，特發端之起興也。兒歌市唱，觸耳多然。《明詩綜》卷一 〇〇載兒謡：“貍貍斑斑，跳遍南山”云云，即其一例，余童時鄉居尚熟聆之。聞寓樓庭院中六七歲小兒聚戲歌云：“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蘋果大鴨梨，我吃蘋果你吃梨”；又歌云：“汽車汽五車我不怕，電話打到姥姥家。姥姥没有牙，請她啃水疙瘩！哈哈！哈哈！”；偶覩西報載紐約民衆示威大呼云：“一二三四，戰争停止！五六七八，政府倒塌！”（One two three four，/We don’t want the war！/Five six seven eight，/We don’t want the state！）。“汽車，電話”以及“一二一”若“一二三四”等，作用無異“妖女”、“池蒲”、“上邪”，功同跳板，殆六義之“興” 矣。《三百篇》中如“匏有苦葉”、“交交黄鳥止於棘”之類，託“興”發唱者，厥數不繁。毛、鄭詮爲“興”者，凡百十有六篇，實多“賦”與“比”；且命之曰“興”，而説之爲“比”，如開卷之《關雎》是。説《詩》者昧於“興”旨，故每如項安世所譏“即文見義”，不啻王安石《字説》之將“形聱”、“假借”等字作 “會意”字解。即若前舉兒歌，苟列《三百篇》中，經生且謂：蓋有香蕉一枚、蘋果二枚、梨一枚也；“不怕”者，不辭辛苦之意，蓋本欲乘車至外婆家，然有電話可通，則省一番跋涉也。鼷鑽牛角尖乎？抑蟻穿九曲珠耶？毛先舒《詩辨坁》卷一曰：“詩有賦、比、興三義，然初無定例。如《關雎》，毛《傳》、朱《傳》俱以爲‘興’。然取其‘摯而有别’，即可爲‘比’；取‘因所見感而作’，即可爲‘賦’。必持一義，深乖通識。”即隱攻毛、鄭輩言“興”之不足據耳。
Cf. W. H. Auden：“One，two，three，four/The last war was a bosses’ war/ Five，six，seven，eight/Rise and make a Workers’ State”（G. Grigson，ed.，The Con- cise Encyclopedia of Modern World Literature，1963，p.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