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置抗日将军马占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领土。东北的各阶层人民为了保家卫国，以各种形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不少爱国官兵不顾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日。其中黑龙江省马占山、苏炳文将军的斗争最为著名——但他们终因兵力单薄，寡不敌众，被迫于1932年12月4日率部四五千人乘火车从满洲里退入苏联境内。一度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并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部长的马占山，由于担心受到苏方的冷遇或惩罚，遂冒称王某，装扮成苏炳文的随行人员混在部队中。然而，火车一入苏境，随苏炳文同来的张某（山东商人）便将马占山隐姓埋名的真情如实报告了苏方。
苏炳文部退入苏联境内后，组织上派我专程到伊尔库茨克迎接，并一直将他们送到托木斯克接管处收容下来。
当火车到达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我获悉马占山就在我乘坐的这节车厢里。这节车厢是软席卧铺的国际列车，也是苏炳文及其随行人员的包厢。这时，我已心中有数，只是不明白马占山为什么要隐姓埋名？这样做的本意和目的是什么？他打算怎么办？是主动表明身份，抑或一直隐瞒下去？
12月20日，列车抵达托木斯克城。我把马占山安置在一座单独的院子里，以便照顾他；将苏炳文全家及其随从人员都安置在另一座较大的住宅里。因为从名义上讲，苏炳文是这支数千人军队的统帅。苏方对真实情况是了解的，但故不作声，忍耐等待，看马占山如何表现，并看苏炳文怎样解释和交代这件事。遗憾的是，苏炳文不是一位政治家，也缺少真正军人的气概。他碍于和马占山的友情和其他原故，佯装不知，称部属没有向他汇报过此事，而一拖再拖，完全失去了主动。
苏方派我去看望马占山，希望他自己争取主动。马占山当然早就知道他是无法隐瞒下去的，不如自己主动交代真实身份，恳陈原委，以获得苏方的谅解。所以，我一走进他的卧室，还未说明来意，他就争先表态，马上坦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说，他马占山宁可死，也不能毁了自己的声誉。并一再声明，他不是汉奸，是坚决抗日的中国军人。并征求我的意见该怎么办理才好。
我说，你应该主动正式地向苏方申明真实情况，争取主动，以表清白；隐瞒身份对你是很不利的。
我向上级汇报了这些情况后，苏方抢先一步，未等马占山的报告送上来，就在一天下午派西伯利亚军区司令部的一位代表前往马占山的住地，向他宣读了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命令，由我现场翻译。命令说：现查明混入中国部队，继而潜入苏联境内的有伪满洲国军政部部长马占山将军，必须立即将其软禁，不许同外界接触。
其实，向马占山宣读这道命令只是走走形式，为了第二天见报，以对付日本和应付国际舆论，防止有人以此为借口进行挑衅，免除外交上的被动和麻烦。实际上，苏联对马占山的态度依然如初。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是他在我国东北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
但是，马占山将军对这些情况一概不知。在听到命令以后，六神无主，慌了手脚，以为会把他枪毙或关押起来。于是忙把我请去，求我帮帮他，苦苦哀求，以至作揖下跪。
我急忙将他扶起，一再安慰他，并向他解释：苏方绝无杀害他的意思，决不会让他吃苦头；这一切完全是为了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可能的寻衅。我还从政治上对他晓以利害，申明大义，告诉他，一定要团结一致，坚持抗日，决不能做汉奸，出卖祖国。马占山虽是土匪出身，但为人豪爽、光明磊落、表里如一，仗义执言，言必行，行必果。听了我的解释后，他才相信苏联政府是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不会加害于他。在交谈中，他突然猛地推开大烟灯，起身一把拉住我，非要同我交拜，结为盟兄弟不可。他一再声明至死也不忘这份恩情，并说，只要他活着，就要带兵抗日到底，救国救民，与日寇势不两立。他还要求我常来看他，给他讲讲政治时事及世界形势。
以前，我到马占山将军住处时，总有人陪坐，不是翻译就是书记官，再不就是勤务兵时常出出进进。但自此之后，他认为我是他的救命恩人，成了知己。所以，我一到，他就让随从人员各自避开，以便于他开怀畅谈。这样，我们畅谈了若干天，越谈越深入。据他说，他将我视为知己，认作把兄弟，推心置腹，有啥说啥。
后来，他主动讲出了自己的全部经历。他于1888年生于吉林怀德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幼年时就给地主放牧牲口。十八岁时，不慎丢失了地主的马匹，因此外逃，无以为生，被迫上山当了“红胡子”。两年后，他所在的土匪部队被清朝政府收编。辛亥革命后，又被改编为中央骑兵第二旅。1920年他随军赴黑龙江，这时，已升任骑兵团团长。由于他在北满活动多年，颇有势力和影响，“九·一八”事变时，任黑河警备司令。当时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关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随军远在河北，不敢回来。国民党政府遂于1931年10月12日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10月20日，马占山到齐齐哈尔就职，随即领导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江桥战役，打响了中国人民抗日的第一枪，威名大震。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到1932年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四分之三的土地。为了侵占黑龙江全省，日本侵略者使用缓兵之计，对马占山软硬兼施，骗他去哈尔滨协商国是，并委任他为伪黑龙江省省长和伪满洲国军政大臣（即国防部长）。他于1932年2月，同意黑龙江挂上伪满洲国的旗帜。
马占山进入伪政府后，才看清楚这个傀儡政府的内幕，才看清溥仪是个地道的儿皇帝，以及各位大臣的奴颜婢膝、种种丑态和卖国实情。溥仪的住地由日军护守警卫。溥仪不仅与世隔绝，就连饮食、起居、行动都没有任何自由，甚至上厕所都有日军监护。马占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见过溥仪两面，但不能谈政治，更不能谈私话。日本人对马占山本人也严密监视，但还没有完全限制他的个人活动。管制方法不同的根本原因不外是企图利用马占山的名义收编满洲各地的中国军队，尤其是北满马的部下。
马知道自己上了当、受了骗，但这时他已是瓮中之鳖，身不由己，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先答应担任军政大臣，再另作图谋。伪满洲国的国防部设在日军陆军总部里，一切都听命于日本人的指挥。马占山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对于这点，不仅溥仪，就是日本人心里也是明白的。但是，既然让马占山当了部长，马就有权调集部队，布置工作。日军为了利用马的名义招摇撞骗，不得不拨出军费和四个师的装备，并开始将两个师的军火装备先行运到齐齐哈尔。马占山顺水推舟，提出要亲自到齐齐哈尔去监督军队投诚和整编。这就是他在日本刺刀下当了四十一天伪军政部长的经过。
他对答应担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一事懊悔至极，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为了蒙骗日本人，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但也玷污了自己的名声，有损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他对日本侵略者有着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他痛心地说，他在哈尔滨已同日本人讲好了收容改编所属部队的事宜，可是他的部属在齐齐哈尔时时受到日军威胁和进逼，毫无安全保障，连军官也不例外。
苏炳文下属的一个团长吴德林（那时已提升为旅长，但还未宣布），某日傍晚外出办事，九时许，在回家的路上刚下电车，日军骑兵巡逻队就从后面追来，也不盘问，举刀就向吴的头部乱砍。吴倒在血泊之中。在他的身旁还躺着两具尸体。数分钟后，又过来一队日本宪兵，他们用脚踢踢尸首，见无动静，便扬长而去。吴德林头部受了伤，并未致死。他强忍疼痛爬起来，尾随宪兵巡逻队，在黑暗中前进，走到离家不远的一个胡同口，拐了进去。这才摆脱了魔鬼，侥幸活了下来。 [3]
日本鬼子不问情由，不分青红皂白，丧心病狂，乱砍乱杀，其种种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马占山不无伤感地说，他不过是虎口余生而已，而东北父老乡亲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那个年代，我从所接待过的成千上万人的口里，听到的日军暴行比这更悲惨，更令人愤慨的事件不知有多少！日军进入北满后，不仅变本加厉地进行大规模屠杀和破坏，而且不断修筑秘密工事，靠边界的许多山崖都挖空了，在东宁、虎林、饶河、抚远、黑河、呼玛、漠河等地区修工事。挖工事的苦力都是中国最贫穷的老百姓。只见一批一批的人被驱赶进山里，却不见有人从山里出来。后来才知道，在工事挖好后，日军为了保密，大发兽性，将工人全部秘密处死。有的被塞进电磨里磨成了肉泥，用水冲入绥芬河，有的被成群结队赶进矿坑里，炸毁坑道，活埋在坑下。真是惨不忍闻。
围山子地区有一个青年，叫冯治安，中学文化程度，也曾被抓去做苦工。一位老年工人知道迟早大家都要被处死，就设法让他逃出了工地。冯治安后来参加了吴义成的游击队，并随部队到苏联境内避难。
据吴义成部队的人说，日本军官唆使日本士兵杀中国人，他们用刀砍或用板斧劈。有时强迫中国人自己在地上挖五六尺深的坑，然后用枪逼迫他们跳下去，叫另一批人活埋他们。只留一个头露在地面上。就这样，日军活埋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日军还唆使军犬、警犬咬那些露在地面上的中国人的脑袋，或命令士兵用刀砍，用刺刀戳，以锻炼他们的胆量。杀场上鬼哭狼嚎，惨不忍睹。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奋起抵抗，与日寇不共戴天。1932年初，一位在哈尔滨车站做生意的小摊贩，被日军诬为坐探而遭逮捕。日寇不但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使他无以为生，而且动用重刑拷打、折磨他，逼他承认是苏联的间谍，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他死里逃生，参加了抗日部队。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甘在日本铁蹄的蹂躏下做亡国奴，更何况像马占山这样身经百战的将军。
马占山彻底看清了日本人的阴谋，决心伺机反正，并暗作出走的准备。为了严守机密，他对反正的打算秘而不宣，连他的秘书、警卫都不曾告诉。他以整编部队为名，获准离开哈尔滨。日本人为了监视马占山，派了五名日本顾问同行。1932年4月初，马占山到达齐齐哈尔，逮捕了这五名日本顾问，率部反正。马占山退入苏联境内后，将这五名日本顾问装在一辆闷罐车内作为“礼物”交给苏方。当时，天寒地冻，闷罐车内没有任何取暖设备，这五个日本人几乎被冻僵了。苏联不愿与日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便将他们交还给了日本。日本当局对苏联此举大为感激。
10月下旬，马占山在扎兰屯与苏炳文会合。 [4] 这时，部队的给养和弹药都十分缺乏，加上江河封冻，失去扼守屏障，日军遂乘机从哈尔滨沿铁路进军西北一线，向他们发动总攻。在危急中，苏炳文、马占山讨论部队退守方向。据马占山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同苏炳文发生了争论，他主张率部进入北满大森林地带，进行游击战，同日军作长期周旋；而苏炳文主张率部退到苏联境内，以保存实力，待机东山再起。两人争执不下，马占山终因自己寄身于苏炳文军营中，只好依从了。苏炳文声言他已同苏联交涉好了，命令部队沿中东路退却。马占山因当过四十一天伪满洲国的国防部长，摆不脱“卖国贼”的臭名，于是更名改姓，装扮成苏炳文的随行人员，混入苏联境内。
马占山在同我的交谈中，一再表示自己的爱国情感和抗日决心，表示头可断而志不可夺。他说：“我们武器不如人家好，人员不如人家多，训练不如人家过硬，但只要坚定勇敢，再强大的敌人也可以被少数勇敢的人制服。”马占山在北满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军事活动，有着丰富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他总结出了抗日的良策：散、合、进、退、奔袭、奇袭的游击战术。我将他的谈话，特别是关于游击战术及战略问题，做了详细的记录，向上级汇报，领导极为重视。
马占山为人朴实，也较能吃苦，不娶姨太太。可惜他大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有一次，苏方派人给他送来一笔钱，供他的部队使用。他让我代他签字。我告诉他，收条不能由别人代签。他问，写三个字太多，就写一个“马”字行不行？我只好教他写“马”字。就这一个“马”字，他练了近半个小时，只能照猫画虎地完成。他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怕秀才缠身。
他由于没有文化，只能凭经验办事。他无法总结以往的政治经历、军事生涯、社会知识，大大妨碍了事业的发展。因为他不识字，也就谈不上学习政治、时事，更谈不上对部属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他完全是一个绿林好汉，用讲义气、建立私人感情、联络各种关系来团结人。尤其是对自己的部下，他经常施以小恩小惠，以笼络人心。而且他吸食鸦片，烟瘾很大，这个恶习，更是害他匪浅。
旧中国的军阀、官僚、富翁的人生观，是以钱和享乐作为终极目标。在他们看来，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弄钱。他们把弄到手的钱大多存到外国银行里，马占山也不例外。有一次，他拿出自己在美国花旗银行的存折给我看，上有两万美元。他说这只是随身携带的。言外之意他还有不少其他的存款。他认为这些存款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出国旅游、到租界当寓公，或进行社会活动。韩林（原在收容所里帮助工作的华侨）事后告诉我，马占山回国时，以为我会到新西伯利亚车站迎送，特带了一件皮大衣和一些美元准备送给我。后因我未去车站，他深感遗憾。但使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到底也不理解共产党人是不接受友人馈赠的。
蒋介石为了哗众取宠，表示自己爱国，装腔作势地反复宣称马占山是民族英雄，是对国家有功的将领。马占山不懂政治，不知蒋介石的“良苦用心”。他说，我不是什么民族英雄，只是一个抗日志士而已。但南京政府就是闭口不谈他是抗日的先锋，救亡爱国的榜样。因为怕“抗日”二字刺激日本。马占山、苏炳文在苏期间，南京政府驻苏大使馆和驻新西伯利亚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既没有去看望过他们，也没有任何其他接触，对他们不闻不问，以此来表示马占山、苏炳文的抗日行动与南京政府无关，讨好日本人。在马占山、苏炳文的回国问题上，南京政府也是迟迟不表态。后经苏联政府一再交涉，1933年2月南京才准许马、苏所率官兵两千五百多人经新疆回国，但新疆军阀盛世才又百般阻挠马占山、苏炳文等将领进入新疆。所以，他们只好绕道欧洲。4月14日，马占山同苏炳文等二十余人从托木斯克启程，由苏联同志护送到苏波边境，交由波兰当局接待。但波兰当局却将他们当做俘虏看管起来。这时，他们才深深地感到苏联政府对他们的友善和照顾。他们从波兰进入法国，在马赛登船走海路，经苏伊士运河、孟买、新加坡，于6月5日到达上海。
回国后，马占山仍坚决要求亲赴抗日前线指挥作战，不要什么地位、待遇。但是，南京政府只给了他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空头衔。后来，他还是到了内蒙，与他的旧部取得了联系。1940年我回到延安时，马占山所率的骑兵旅已在内蒙境内与日寇周旋多年了。那时，他住在东胜，经常派代表到延安来联络，他的儿子也曾两次到过延安。高岗有一次对我说，马占山的代表与我们接洽，而且在战地同八路军相互往来，采取合作的态度，这与蒋军对我们的态度大不相同；马占山部队里也有我们的人，他的情况我们都了解。马占山昧于政见，囿于“正统观念”，一直对蒋介石政治的本质认识不清，抱有幻想。
1949年1月马占山与傅作义、邓宝珊等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1950年11月29日病逝北京，临终前他给子女留下一个遗嘱：“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共产党之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行，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理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为人，不可稍懈。” [5]
马占山将军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坎坷的。但是，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抗日救国到胜利。终于抛弃了国民党而拥护共产党。
跟随苏炳文、马占山到苏联的还有一些高参，他们中有的是知识分子，有的是担任过师、团长的军人，共约三十余人。他们之中有些人知道贺龙、刘伯承等共产党名将，言谈话语之间透露出敬佩、爱慕之情。他们中有一个人，我当年在西安上学时就拜读他的文章，熟悉他的名字——张大同。他是山西人，“五四”前后曾在北京、天津的进步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可是他怎么到了东北，追随苏炳文呢？我接待他们的公开身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化名姓韩，但是，他们从我的举止言谈中看出我根本不是学生。而我越是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越使他们心存疑虑，不肯深谈，直到他们离开托木斯克时，我也未能弄清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