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明斋的点滴情况
1933年或1934年，托木斯克保卫机关负责管理流放犯的同志向我汇报，他们从远东接收了一个流放充军犯——一个叫杨明斋的中国人。杨自述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苏联内战的老游击队员和老布尔什维克。曾于1919年至1920年回到中国，并曾为国际代表马林、魏金斯基等人当过翻译，是中共的元老。因不愿当亡国奴，于1933年私行过界到苏联来，被苏方拘留，当作私行越境犯看待。他写信找过中共驻国际代表，无奈王明、康生不承认他，不予理睬。因而被充军到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城。
按规定，他每月都应到内务机关报到一次，表明自己未曾离开过住地，以及报告他本人的情况。托木斯克保卫科室的四个同志（正副科长及两名干事）均同情杨的遭遇，常以帮助的态度对待他。并说，据他们的观察，杨不是一般的越境犯，确实在埋头读书，努力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并在著书立说。
我两次出差到托木斯克，都特地去看望他，顺便了解情况，听取他的意见，并希望能给他一些帮助。但是他性格倔犟傲慢、孤僻，颇难谈拢，更难以谈心里话。
苏方将他安排在市中心区的一幢楼房里，但他却执意要住在底层，因底层是砖地，可以砌灶、劈柴、生火做饭。他仍保留着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我刚走进他的房间，真使我大吃一惊：满屋生烟，遍地柴禾，墙壁、玻璃窗户由于烟熏火燎早已失去昔日的光泽，变得乌黑不透阳光。尤其他在屋内大小便，臭气冲天，令人喘不过气来。床铺不整，衣服不洗。一间很大的房间，既是厨房又是卧室兼工作间，若摆置得当，还是绰绰有余的。但在他手里却被糟蹋得不像样子。
苏联同志一再反映，杨足不出户，不娱乐，不进戏院。自己做饭，十分节俭，每日三餐只生一次火。他们希望我影响杨，要他讲卫生，收拾住房，安排好生活。可是杨对这些善意的劝说毫不理会，只是牢骚满腹，总以为自己属于中共元老辈，组织上欠了他多少还不清的债，高傲自满，听不进任何忠告，也不愿改变自己旧有的生活方式。我两次劝说都是徒劳无功。
杨明斋虽然外表上污浊不堪，不拘小节，但仍不失正人君子的气质。他在苏联生活多年，仍保留着家乡的谈吐和口音。他是山东平度人。他告诉我：早在1919年之前就参加了苏俄共产党，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1920年初随同大批华工回国。到了东北哈尔滨、北京、山东，并回过一次平度老家，然后到上海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译。后来又到了广州，会见过孙中山先生。这些工作都是在魏金斯基的帮助和指导下做的。他同陈独秀有过接触，但合不来，相处不那么融洽。言谈话语中他不时流露出对陈很不以为然的冷淡态度。杨认为自己比陈等更早参加了共产党。杨同其他中央领导人相处也不很融洽、和谐。他没有细讲他在中国的业绩，只是说“九·一八”之后他到了哈尔滨，至于是否开展过什么具体工作，他都只字未提。他在东北活动的时间不长，因日寇在东北哈尔滨等地横行霸道，乱抢、乱捕、乱杀，实在无法忍受，他又难以立足，才决定私行过界奔赴苏联。他认为，自己以前不止一次私行过界，往来于中苏之间，从未出过麻烦。根本没有考虑到国内、国际形势已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以这次他一过边界就主动向苏军哨所讲明“我是私行过界的”。不意这次苏联边防部队竟将他收容起来，然后解送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他本想到苏联同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更没想到王明、康生这些人竟对他不予理睬。
我劝他还是要与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其时王明任代表团团长。但他很看不起王明，认为王明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
我笑着劝他：“我们在莫斯科时，称王明为小鬼，可是他现在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还是依靠组织解决问题为宜。”
他愤愤地表示：决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更不愿向他人求助。他自称为政治经济学教授，正埋头写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后来是否完成就不清楚了。他以前写过一部著作《评中西文化》，有四个部分：一、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二、评先秦政治思想史；三、农国辩；四、总论。这部著作我未曾读过，只看过目录，对它的具体内容不了解。
根据我对他两次谈话、观察及其他同志的汇报，杨是属于旧知识分子，据他自称是前清秀才，有古文底子。他的晚年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处境凄凉，但仍孤芳自赏，朴实好学，是个十足的书呆子。
我离开西伯利亚之前，约于1936年接到托木斯克保卫机关的汇报，说杨因病逝于托木斯克。
无独有偶，1943年我在延安保安处遇见一位与杨明斋生活习惯毫无二致的怪人——赵君实。他也是山东留学生，到过日本，大学文化程度。组织上为了照顾知识分子，给他一间单独的住处。但是，他从来不收拾屋子，而且极爱吃零食，常常单独到市场，不是买羊杂碎、猪头肉，就是买栆糕、烧饼之类的东西吃。从来不洗澡，不折被褥，也不换洗衣服，并在屋内大小便。然而，赵杨二人衣貌虽脏，作风邋遢，但是，同那些相貌堂堂、风雅儒俊的禽兽相比，他们不失为正人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