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
“你今天怎么了？”——一天我刚刚踏进贺龙的房门，他抬头只望了我一眼，就这样问。
他这一发问，使我愣住了，心想：“你怎么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事？我该怎么回答才好呢？”对他我绝不能隐瞒心事，绝不能说假话。于是决定把我心中一件小小不愉快的事情告诉他。但我还是先反问了他一句：“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我有心事？”
“你今天的表情有些异乎寻常，神情有点不安，是有苦衷、有解不开的问题，还是碰了什么鬼？”——贺老总这样回答我，“你是一切都现于辞色的人。像我一样。”
“老总，我怎么敢同你比？！你的经验多么丰富，知人之明多么高强！”
这段对话约发生在1943、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后期，即将展开甄别、平反的时候，这次同他的会面，既是我有意求见，也是他约我去的，要我参加他召集的一次会议。贺龙当时是联防司令部司令员，兼管财经方面的工作。 [4] 他召开这次会是为了解决两个大干部在工作中闹矛盾的问题。在会上，双方各自都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和问题之所在。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展开讨论后，大家都觉得问题越谈越多、越复杂。其实，并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只不过是他们之间有意见，各不相让，使问题不好处理。到底怎么办呢？
最后，贺老总讲话了。他说：“你们双方谈的都是自己对，对方不对。而且是自己一切都对，对方却一无是处。你们两个都是我领导的，现在发生了问题，这首先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对你们双方负责。事实上，这只能说明我不好，我有责任。”
他这么一讲，闹意见的双方都坐不住了，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会议的决定，问题顺利解决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贺龙主持的会议，第一次看见他解决团结问题，所以印象特别深，受益也很大。贺龙的一席话和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对于干部确实有启发性和教育意义。工作中发生了问题，领导首先应多负责——毛泽东的这个教导，贺龙在自己的实践中身体力行了。
早在1925至1927年在苏联留学时，我们就听到过贺龙这个名字，特别是关于他在北伐战争中英勇作战的事迹。我们作为军人，对北伐战争十分关心，听到的较多，研究的也多。从那时起，贺龙就闻名国内外。在苏联的国际新闻报道中常常可以看到贺龙的名字。有关他的报道内容总是新颖的、动人的，是作为中国革命、工农红军的某种象征或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而报道的。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一谈及贺龙，总是带有各自的倾向和心情。1928至1930年，有关贺龙及其部队活动的报道所给予读者的印象和感染力无异于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成功或失利。的确，那时在国外，一读到贺龙及所部也像读到涉及中国红军其他各部队的消息一样，总是牵动着我们的心：是胜利、是进展，就会使人振奋、欢欣鼓舞；是失利，是挫折，就会使人难过、沮丧。然而在那些年代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关于中国红军的新闻报道，无不带有偏见，而且十之八九都是捕风捉影，或是根据国民党的造谣中伤、荒谬绝伦的捏造而编排出来的。但是读者心中却是有数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马占山、苏炳文部队的许多将领愤懑、悲观，但是，多寄希望于贺龙。1932年他们暂居苏联时，有人这样说：“东北亡于不抵抗，但江西、湖南还存在。我们虽然不认识贺龙，但却熟知他的事迹。我们愿意投奔他，为祖国的生存而战！”
1931年夏，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同我谈话，问：“你认不认识贺龙？”
我答，“只听说过，不认识。”
然后他们说：“准备派你回国去。要你到贺龙同志那里去。他是一位杰出的、有经验的将军，他所率领的部队也是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那里需要补充、增加干部。”
可是由于国内交通受到破坏而未能成行。
我希望看见贺龙的心愿，终于在1940年夏秋之际实现了，他从晋绥边区回到延安，来到蓝家坪探望他的老政委任弼时。他们离别三年。我到弼时的住所时，他正在海阔天空地开怀畅谈，我注意地听他同弼时谈论前方情况、对敌斗争、发展抗日根据地，还谈到关向应政委的病情等。
我仔细地端详贺龙的相貌、身材、举动、表情、风度，觉得他本人要比那些小说、报道中所形容的，比故事、传说所描绘的，比我们想象得更为魁梧、更为威武、更为英俊。关于他的容貌、仪表，不必多谈，人们那么熟悉、了解他。他是一位杰出的将军、精明的指挥官，又是一个勇敢的战士。
我敬重他，愿意和他接近，我们很快相互熟悉起来，常常在一起聊天，无所不谈。最有意义，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贺老总参加革命、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和史实。他大半生的活动、所遇到的曲折、坎坷和种种奇特的事件，使我又钦佩又惊奇。他征服了我的心，我由衷地敬佩他，信赖他。
他说：“我带领军队的时候，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自然，也曾有过自己的抱负。那时一些进步的、革命的同志向我宣传，要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服务。我想：当镇守使和带兵不就是为人民办事吗？为人民服务同这不是一回事吗？心里嘀咕了多时。
后来他们又给我讲，要为劳动人民、为穷苦大众谋福利。这些话进一步启发了我，也同我的思想感情更接近了。
“最后我遇到了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如恩来同志，他的话对我的启发最大，对促进我的觉醒起了决定的作用。他给我讲人类的阶级性，人要有阶级觉悟，要懂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要从这个阶级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办事情。这就是说，首先要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还要具备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认识问题的本事。阶级觉悟是根本的觉悟，有了阶级觉悟，才具备了成为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我成为共产主义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们说的举义旗的事。我认为义旗就是红旗，红旗是象征革命的。我牢牢记住了，要永远高举红旗、始终不渝、坚持到底！这既符合我的要求、我的性格，也符合我的思想和心愿。”
贺老总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军事经验，尤其十分熟悉游击战术和游击战的规律。他讲过许多对敌斗争的成功经验、战术中的灵活性、技巧和妙法。我非常乐意和饶有兴趣地听他介绍如何设法摆脱险境，成功地给敌人以打击、歼灭，取得胜利。
贺龙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极其曲折的、错综复杂的斗争，终于成为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成为毛泽东的战友和好学生。
贺龙首先同旧社会、旧习惯势力进行了大搏斗，使自己成功地摆脱了那个罪恶的大泥潭。同时也同自己身上残存的旧思想、旧意识、旧作风作了无情的斗争，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全心全意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边，为摧毁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无畏地奋斗到底。
贺龙也经历了党内严酷的斗争。有一次贺龙同我长谈1930年代初期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情况。
他说：“1931年四中全会后，王明路线已统治中央，我们湘鄂西苏区开始了肃反运动，反对改组派。接着从中央来了一位夏曦，他带来了加强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策和路线。这两个斗争结合起来，声势浩大，来势凶猛，把许多干部打倒了、肃掉了，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对于我呢，”贺龙说，“他们一伙执行了一条两重性的政策。”
夏曦等人表面上同我开会，共同讨论方针政策，一起商议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处理日常工作中的事务。但在肃反形势日趋严重，大批干部被搞掉，而我又丝毫无力扭转那种悲惨局面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在我身上打主意了。我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并且确实掌握了一些情况后，不得不采取自卫的措施。当时，武装力量本来归我领导，但他们提出要由他们自己（假借党委名义）来指挥。我自然是服从这个决定的，但我也十分明白他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在这种情势下，我采取了安全措施：挑选约一营精悍的战士，加以整编，归我直接指挥，并把它部署在我的住地周围，以应付突然事变。
“那个时期的所谓肃反工作可真厉害哪！一些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一转眼就不见了，成了反党、反革命分子。真是令人寒心！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夏曦自己也成了孤家寡人。肃反给革命根据地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弄得人们互相猜疑、互不信赖、各存戒心、人人自危。结果，我们的政权削弱了，根据地缩小了，军队战斗力降低了，党组织涣散了。我明白，我是侥幸活下来。当时只要你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就很难逃出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的厄运。夏曦是在上海参加了四中全会，根据王明的指示来湘鄂西苏区执行王明路线，所以他对肃反错误应负重大的责任。”
贺龙的斗争精神是非凡的，而且表现在革命工作中的一切方面。他说：“我在战场上、在敌人面前历来是勇敢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无情的。可是在革命队伍里，对自己人，我几乎是软弱的。”
贺龙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威震四方的英勇将领。但他平易近人，同群众关系密切，同谁都谈得来，无论是同干部、战士、炊事员、饲养员或普通群众，都有话说，都愿交往。他的话能谈到点子上，谈到他们的心坎上。他熟悉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他谈的是内行话，所以人们喜欢同他接近。
1947年夏贺龙住在山西临县沙园村时，一天下午他到邻近一个村子检查一个后勤单位的情况。工作完毕后，将要离开该地时，一个正在挑水的、约四十岁左右的农民立刻放下水担，前来要替贺老总牵马。
老总坚辞说：“谢谢你，我历来都是自己牵牲口。”农民还是抓住缰绳不放，说：“我要送你一程，走出这个山村。”
贺龙立即意识到这话里有话，于是让他牵马。
在行走中，农民先低声问：“你贵姓？”
老总答：“我姓贺。”
农民问：“你认识贺龙司令员吗？”
老总说：“不认识。”
农民说：“他是我们这里的司令员，有名望的大官。你会听说过他的。”
老总答：“听说过，但他不是大官。”
农民说：“嗯，他是大官。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看你也是一个干部，所以想对你说说。可以吗？”
贺龙爽快地回答：“当然可以。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农民小心翼翼地说：“住在我们这里的那个单位，人不多，但占用的房子多了点，使用的家具（箱子、柜子、桌子等）多了点。如果住的时间长，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你看，如果不碍事的话，请你相机提醒他们一下，把多余的或暂时不用的东西退还给群众。日后需要时，就随时说，随时拿好了。老贺，你看我的意见对不对？不过，你不要批评那些干部，只要提醒他们一下就行了。你看怎样？”
贺老总对这件事很重视，立刻就纠正了这些干部的做法，但他更重视并使他感动的却是那农民同他谈话的方式和提意见的方法。他深有感慨地说：“在这些方面，农民比我们干部要高强得多。他们很会有分寸地提意见、说话，丝毫不生硬、不伤人。群众是我们真正的老师！你说，难道我们的干部不应该向那位农民学习吗？”
这是贺龙遇到这件事的第二天给我讲的。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复杂、也不奇特，但贺龙对农民的谦虚态度，倾听群众意见的好作风，严肃认真地对待群众意见的负责精神，是很感人的，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1947年7月，贺龙从山西临县三交镇出发，带着米大夫渡河到陕北，赶赴小河参加中央会议。从三交到小河约三百余华里，他只用了两天多的时间就赶到了目的地。
当时，我正在子洲县马蹄沟西北局所在地。米大夫从小河返回后，讲述了他跟随贺老总奔波的经过和他个人的感受。他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说：“头一天下午我接到通知，说是第二天要同贺龙同志一道到陕北去，并说，除必需的医药用品、洗脸用具和更换的衬衣外，其余什么都不要带，越轻装越好。第二天清早在双塔集合，从那里出发。随行共五六人，都乘马。贺老总身材魁伟、体壮力强。警卫人员给他准备了两匹马，供他替换着骑。但他拒绝了，不带陪马。可是走完八十余里，到达第一站时，他的乘马已精疲力竭，驮不动他了。他不得不在兵站换马，并通知沿路各兵站，准备几匹骏马，以供替换。就这样，每日驰骋约一百五十里左右，终于在第三天清晨抵达中央所在地。
“我在同他接触的短暂时间里，他给我留下很多极其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但最主要的是：他身体健康，不知疲倦，生活朴素，心地善良，待人以诚。他不择饮食，吃饭时狼吞虎咽，吃饱就退席。休息时，一上床就能入睡，一有动静就醒，警觉得像只老虎。一觉醒来就起床，动作敏捷迅速，真是久经锻炼的战士、英武干练的将军。
“他对所有下级干部和老百姓都一视同仁、一样地亲热、和蔼，畅所欲言，干部和群众没有不尊敬和爱戴他的。沿途所遇到的干部都知道贺老总是身负重任的首长，但却不了解他急于赶路、心急火燎的心情，所以都是劝他多休息会儿再走，甚至还要求他留宿，第二天再走。贺龙同志自然是婉言谢绝，而且总是说：‘回头过来，一定到你们这里来。’总之，无论走到哪里，我们觉得都像回到自己家里、遇见亲人一样亲热。”
这一切使我不断思忖，米大夫深情地说：“上下团结一致，军民关系亲如手足，这种鱼水之情就是最大、最雄厚的力量，谁能战胜它呢？！蒋胡匪军闯进陕甘宁边区，岂非白白来送死么！”不到两个月，我军就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这些想法都变成了现实。
在小河会议期间，国民党和外国通讯社传出了这样一条谣言，说贺龙等人在陕北被俘，并已解送到西安等等。消息是新鲜的、惊人的，但全属谎言、荒谬绝伦。可是在国外引起震动，甚至连苏联朋友也信以为真，焦急地查询真相。消息可以捏造得有头有尾、有板有眼，但假的毕竟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一位将军正在指挥部队惩罚罪犯时，罪犯却说俘虏了将军，而他倒是胜利者。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多么可笑、可悲。
1947年，在陕北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和清涧战役中，我军俘虏了好几个国民党的将级军官和专员、县长，如廖昂、李昆岗、李纪云等。这批俘虏从陕北陆续转送到晋西北。这些将军俘虏们自知已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个个垂头丧气。但武人残留的半分骄气还未完全消失。
他们被解到山西临县后，其中有人要求当地最高长官赏光赐见，于是贺老总见了他们。俘虏们倒算有几分军人素养，在院中整齐列队，站得笔直对贺龙行了个鞠躬礼。
贺老总说：“你们进行不义之战，祸国殃民，既无出路，也没有好下场。你们和你们的同僚，都应早日觉醒，放下屠刀，停止内战。如果再执迷不悟，国人将不容许，而你们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俘虏中有人狡辩说：“打内战是上级（指蒋介石）的责任，停战也是他们的事。”
贺老总马上指出：“发动战争是你们上级决定的，不是你们，但是你们在前线上的表现是与你们上级的决定相一致的。你们不是起义，不是投降，而是被我军彻底打败后被俘的。”
战俘廖昂狂妄而轻慢地说：“你（指贺龙）在长征途中，1936年秋到达陇东地区时，差一点被我捉住。”
贺老总哈哈大笑了一声，盯着廖昂说：“收起你的梦呓之谈吧！你还算是个军人，竟不知假设和幻想是多么没有实际意义！你记住，差一点是不能算数的，而今天才算数。”
贺老总的性格是坦荡、爽朗、率直和坚强的，他具有坚韧的意志，有好胜精神和取胜的决心和信心，有不达目的，斗争不已的坚毅精神。
1940年代，在延安、绥德、米脂的杨家沟、山西临县的三交镇和沙园村、兴县的蔡家崖，我们常同贺老总一起学习、开会，也常常在一块娱乐。在一切场合，他都表现出认真的态度，好强、好胜的心情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好几次他说：游艺中的胜负，并不具有什么原则性的意义，但为争取胜利的认真态度和顽强坚持的斗争精神却是不可少的。这标志着人们的意志和毅力，同时又是对人们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一种锻炼。即使在打牌、下棋时，坚持斗争、夺取胜利的劲头也是绝不可少的。他说，他发现许多年轻人在一些场合中表现出的斗志往往不如老一辈人。他批评这些青年人说：你们看，林老（林伯渠）在同我们做游艺时是多么认真、一丝不苟、力争胜利、不甘败北。林老精神可嘉！老人尚且争雄、争胜，青年人怎可以不争、不夺、不战而降？！
1947年初秋，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和我在山西临县贺龙处做客。一天午后，我们一起出去游猎，走进一个小山沟，很快打到了山鸡（又名石鸡）、野鸡（雉鸡）、鸽子等。一直走到沟的尽头，再前进就是悬崖峭壁。我们打算沿原路往回转，贺老总不同意，一定要攀登悬崖。
我们说：“两丈多高的石崖，连搁脚的地方都没有，怎么上得去呢？”
贺老总走近前去望了望说：“有了！你们看石崖上有一条一二寸宽的裂缝，崖顶旁边还有一棵小榆树；这就是我们可以攀登上去的条件嘛。”
他在困难面前决不低头！于是他决定：搭罗汉梯，先把我托上去。
我个小体轻，带上两条皮带和一支卡宾枪。上去后，抓住小榆树作依靠，接好两条皮带，把它同枪带连结在一起，用手牢牢抓住枪，把皮带放下去。我在上边拉，下边用人梯顶，用手托。贺老总也上来了。当时贺龙还患有肝炎，但他把这都置之度外。
他的体重比我大得多，下面四五位战士搭成人梯把他往上顶、托。我紧紧依靠榆树，用力把他向上拉。他一面向上爬，一面问我：“你抓得牢靠吗？拖得动吗？我用力拉时，会不会把你拖下来？你要抓紧呀！”
贺老总一上来，我们就基本胜利了。我们俩在崖顶上合作，没费多大劲儿，就把苏井观拉上来了。而其余几位青年战士在我们的帮助下，像猛虎添翼一样，很快都“飞”了上来。
崖上是一片开阔的倾斜地带，向四面八方伸展开。此刻大家分享着无限的胜利喜悦，顿觉心旷神怡。这个成功是在贺龙组织计划和鼓舞下取得的。我们继续前进，寻找猎物。贺老总的一个警卫员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他们狩猎兴致勃勃，不停脚地前进、搜索、追击。可是苏井观和我过了不多久，就都感体力不支，只好提前返回。贺龙一直狩猎到日落西山，才尽兴而归。
从1942年6月起，贺龙在陕甘宁和晋绥边区负责生产、财经、贸易等项建设工作。他多次在陕甘宁边区干部会上作报告。
号召组织、发动群众，展开生产运动，大刀阔斧地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
他善于讲演，语言流利，生动活泼，充满了激励人心的鼓动力量。
他说：生产，就是为了达到丰衣足食的水平；节约，就是节流，防止浪费，同时还必须开源。否则光节流也不能增加更多的积累。他一直是这样主张、这样号召的。
关于财经工作，他反复多次向干部们介绍了自己过去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对贸易，贺老总出力最大，花费的心血最多；这是当时开展和搞好对外（对边区外）贸易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那时的对外贸易，虽然主要是以货易货，但却进行得轰轰烈烈、兴隆、昌盛。我们主要是出口石油、煤炭、食盐、皮张等物资来换取钢铁、器材、棉布、棉花等边区所缺少的物资。
1947年至1948年边区军民抗击蒋介石、胡宗南的进犯，贺龙又全力以赴领导后勤与支前的供应工作。这个时期的任务非常繁重，工作极其艰巨。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进行，不仅动员、发动了整个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而且也动员了晋绥的潜力。这样重大的任务，非贺龙难以完成得那样出色。举两个事例：
陕北瓦窑堡以东有一个小村子，叫高家埝。村内有一户农民，全家四口人。1947年3月，我们借住在这里。婆媳挤在一间窑洞里，其余的窑洞都让给我们住。
两天过去了，没有看见男人回来。我诧异地问：“你家老头儿哪去了，怎么未见他回家来？”
老太太回答：“他抬担架去了。现在前方。”
“你儿子呢？”
“参军了，现在前方作战。”
“那你们婆媳二人天天磨面，能吃那么多吗？”
“嘿，这是我们婆媳的任务，都是给咱部队磨的面。你看，面多白，多细啊！给咱部队吃，就得把最好的面粉送去！”老太太心情舒畅、兴高采烈地说。多么可尊可敬、可亲可爱的边区人民呀！老太太还补充了一句：“你知道，听说这任务是贺老总交下来的，一定要完成好。”
我问：“打仗，你们不害怕吗？”
老太太说：“害怕什么？！听说毛主席、贺老总都在陕北。我们军队一定能打胜！”
由于胡宗南烧杀抢掳，到1947年秋至1948年春粮食极其困难。不仅陕北作战部队的供应需要外援，甚至陕北沿河各县群众的口粮都成了问题，也要靠山西支援了。我们在黄河东边的许多村庄里亲眼看见群众论升论合、计斤计两地征集粮食，集中待运。离河岸较远的地方，则用牲口把粮食运到河边或河西，供应部队。帮助和支援群众的谷物，则一般留在沿河附近的村庄，让河西群众自己过河来背运。河东群众在交谷米时，不论多少，都是拿出新的、质量较好的粮食来，因为“贺老总说的‘要问过自己的良心！’要‘保质保量。’”——群众给我们这样解释。
贺龙也同任何人一样，不是完美无缺的完人。他具有许多突出的、显著的优点、特点和美好的品德。首先，是他对党、对革命、对人民一贯忠诚，始终如一。在革命斗争的各个阶段，他总是紧紧跟着党、听党的话；在各个时期都为革命、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但他也有自己的弱点、缺点，有时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然而后者在他的一生中毕竟只占极其次要的地位。
贺龙是一位杰出的军人、将才；作为一个将军，他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却不是道地的政治家。虽然他懂政治，熟悉政治，做政治工作，也领导政治活动。他爱护战士和青年，关心他们的学习、提高。有一次，他做自我批评，说：我在青少年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抓紧时间好好学习。结果，误了我一生。所以，今天我对青少年的第一个忠告，就是要抓紧学习，力求上进！
虽然，贺龙不甚爱读书，但是他从善如流，从不固执己见，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特别尊重毛主席的意见。1948年夏，贺龙从西北来到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央召开的财经工作和政治局会议。当时，他住在任弼时的院子里，我们有机会天天见面，互相交谈。贺老总到过的地方不少，经历的事情非常多，经验也极其丰富。这次他从西北地区来，也带来了西北地区的经验。自然，根据西北地区的经验来判断全国性的问题和事态的发展，就不够了。有一次，在食堂里谈论关于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贺龙同志对某一问题的看法有片面性，不正确，并希望他好好地、全面地考虑问题的实质。过了几天，贺龙到毛主席处去深谈了一次。待毛主席彻底弄清了全部问题和贺龙的思想情况后，就一再对同志们说：“贺龙是一位聪明的同志。尤其是他坦率、直爽、不隐讳；知错就纠，知过就改。”毛泽东说这番话，不只是在称赞贺龙，而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教育大家。所以一直到进入北京后，他还重复说过：“贺龙是一位聪明的同志。”
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延安的体育活动较少、气氛不太活跃。贺龙积极领导开展体育活动，并组织了一次运动会。大家在大砭沟开辟了一个运动场，进行比赛。他的倡议和号召不仅活跃了边区体育活动，而且也发现了不少具有一定水平的体育运动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龙满怀热情，更加积极、认真地领导了新中国的体育运动。他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空前巨大的成绩，并使我国开始在世界体坛上赢得盛誉，为祖国增光。这些成就既是体育界全体同志努力的结果，也是与贺龙分不开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全党同志都曾称颂、赞扬过贺龙和全国体育运动员与工作人员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贺龙善于创业，也乐于创业。他在各个时期，总是能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简到繁，循序渐进。他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兢兢业业，不断前进。他做事总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他在创业中有恒心、有耐心，是不屈不挠、顽强斗争、坚持到底的人。
无论是在开创革命根据地、建立武装力量、进行财经建设方面，也无论是在做后勤、供应工作或领导体育运动方面，他始终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尽其全部智慧和精力为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而努力奋斗。贺龙就是这样奋不顾身地为党、为革命奋斗了一生。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恶毒诬陷、折磨、摧残，以致惨遭迫害而亡。人民悼念他、怀念他！他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大形象永远矗立在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