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团长任弼时
1938年9月间，我从新西伯利亚来到莫斯科，想找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谈话。未去之前，我心中忐忑不安，好像压着一块千斤巨石。在去中共代表团驻地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他们会理睬我吗？会听取我的意见吗？会给我解决问题吗？”因为从1930年起，几乎每年我都到共产国际去找中共代表团，要求回国工作，但每次都碰到王明一伙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他们摆起一副阎王脸，皮笑肉不笑地打官腔、支吾搪塞，拒我于千里之外，使我有话不能说，有苦无处诉。
那时，苏联的肃反运动虽已告一段落，但社会上的政治气氛仍相当紧张，人人自危，颇有朝不保夕之感。人们相遇时常常还是以疑惧的目光望着对方，对许多事情和现象仍怀着猜疑的心理。我这个黄面皮的中国人出现在莫斯科大街上，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视。这种情况也使我不能不担心此行是凶是吉。
我先到了一位朋友安娜·菲拉托娃家里，她问了我的大概情况后，鼓励我说：“你还是去找中共代表团试试看吧！反正都是中国人，见了面总可以说话的嘛！”这样，我鼓起勇气，到了共产国际传达室。待我说明来意后，从院里出来一位女青年娜达莎，把我送到了中共代表团。当我走进首席代表办公室的时候，看见一位健壮的中年人，可又觉得他似乎太年轻了，同我的年龄不相上下。我上前去同他握手，并通报了我的姓名。他也按照外国人的习惯，在握手的同时通报了他的姓名——陈林。我两眼望着他，一边谈话，一边心里盘算着：他是谁呀？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共中央有这么一位领导人。他到底是谁呀？
我打开了话匣子，一口气汇报完我的情况和问题，最后要求送我回国，否则就暂时给我安排一个临时工作，以便维持生活（因为一离开工作岗位，就没有工资）。
和以前不一样，我的谈话一次也没有被打断。陈林细心地听着，我讲完以后，他问道：“你因为什么被解除了工作？”这个问题我本应主动说明的，但因一时激动而疏忽了。他听完我的回答后，表情有些愕然，沉默地凝视着我，大概在想：你没有撒谎吧？怎么会以民族作为安置和使用干部的前提条件呢？对刚来苏联不久的陈林来说，这件事的确难以置信，因为他没有经历苏联1936至1938年的肃反运动。
稍微迟疑了一下，他给国际干部处挂了电话，把处长马尔特维诺夫叫来询问详情。马尔特维诺夫肯定了我的话全部属实，并说还有两个干部的遭遇和我完全相同，也来干部处要求解决工作问题。随后，陈林对我说，他将同干部处协商安置我的工作，要我回去静候消息。
这时，我望着陈林，心里涌动着热潮：“今天我才遇到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多么的不同于王明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啊！”我觉得自己好似重新回到了母亲怀抱的婴儿，感受到无限的温暖，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和舒畅感。在返回朋友家的路上，我仍然沉浸在幸福之中。安娜看见我高兴的神情，问道：“今天该美餐一顿了吧？我已为你准备好了。”接着她又问道：“谈得怎么样？有希望吗？”我不禁脱口而出：“一切顺利。”陈林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但我一时搞不清他是谁。直到两天后我到干部处谈话时，才弄明白他就是任弼时。任弼时这个名字，我早有耳闻。从东方大学一些学生的口里听说过，从国内来莫斯科的青年们口里也听说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任弼时反对陈独秀，认为陈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都拥护。今天，第一次见到他，就给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不久，组织上给我安排了一个临时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弼时请干部处的同志从西伯利亚调我的档案，以便安排我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