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他不仅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而且认为这个革命的前途也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因为这种革命恰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拓更广阔的道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党和毛泽东本人一向重视苏联革命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及教训，关心并研究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问题。这种了解是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
1940年秋，我随张闻天、任弼时等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搬迁到杨家岭新居以后，同毛主席接触、往来的机会就多了。每天晚饭后，大家都到延河岸边散步，有时在路途中遇到毛主席。他也在散步，并常常利用这个机会与同志们接触、交谈，海阔天空地聊天。谈话常常涉及历史、文学、国际知识、时事政策等问题。
有一次，我路过他的门前，他邀我进去，于是我们就在他的院中闲谈起来了。无意间我向他讲到我在苏联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这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我详尽地回答。
他先是问：苏联的哲学课是怎么教的？
我说：苏联中等以上的学校，尤其在成年人的学校中，无一例外地都设有这样四门课程：苏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问题；另外依情况和学校的性质，或者增设职工运动史、西方史，或世界史、经济地理等课程。
毛主席接着说，徐特立、林伯渠、叶剑英等同志从苏联回来后，都给他介绍过学哲学的情况，他自己也听他们讲过唯物辩证法，他特别感兴趣。
我还谈了自己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收获，我说：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觉悟水平、启发了自己的思想认识，使自己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增强了自己的自觉性和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信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我了解到什么叫剥削、压迫，什么叫作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什么说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等许多问题。
谈到这里，我停了下来。毛主席发觉我的语意未尽，就像鼓励小学生一样要我继续讲下去。
我接着上面的话题说，从这门科学中，我更明白了阶级矛盾的根源之所在，这个矛盾的对抗性与不可调和性的含义是什么，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实质、阶级利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表现在哪里，以及社会是在阶级矛盾的斗争中发展前进的等等哲学问题。
接着，毛主席又问到苏联的现实情况。我向他介绍了苏联第一、第二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完成过程与结果，较详细地介绍了我个人所经历和亲身体验到的种种实际情况。
那时，国际间关于苏联“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有两种绝然不同的看法和两种舆论。资产阶级的刊物说“计划”是虚无缥渺的幻想，决不可能实现，而且认为苏联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都快饿死了。但社会主义的朋友们和同情者则又异口同声地唱赞歌。
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包括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的前两年，前后大约有六年的时间，苏联全国上下，各界人士的生活水平很低，日子过得很苦。除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外，都过的是配给制生活（城市居民、工业企业职工都只能享受限量供应。农村除外，因为在食品方面是无法给他们规定标准或定额的）。就是说，城市居民，无论工人或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勒紧腰带过日子的。然而，那个时期的工人和职员都积极地、忘我地大干特干，一心一意、同心协力地要把国家建设搞上去。在那些年代里，西伯利亚的广阔地区（西自乌拉尔山区，东至赤塔）的各个新开发区我都去过，亲眼看到他们，特别是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和领导干部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奋不顾身、日以继夜地工作。新兴工厂、大规模的住宅区、商业网点以及各类服务设施都拔地而起。劳动人民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乐在心头，憧憬着未来美好幸福的生活。而资产阶级、富农分子和其他旧势力的残余分子则完全相反，他们叫苦连天，惶惶不可终日。
毛主席不仅注意地听取了我的介绍，而且对我说，他欣赏我的话，因为他很少听到这样介绍苏联。
我说，我在苏联一共生活了十五年，亲身经历了苏联最困难的时期。在那些年月里，我们也是勒紧腰带过日子。我原本很棒的身体，几年下来已是瘦骨嶙峋，皮包骨头了。有一次，医生给我检查身体时说，你如此消瘦，简直像一只榛鸡 [1] 。
最后我说，现在我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打倒敌人，任务是艰巨的。战胜敌人以后，我们的建设任务将会更加艰巨。
毛主席说：好，气可鼓而不可泄。并说他愿意以后同我继续谈下去，他喜欢听这方面的情况介绍。后来我是否系统地向他介绍过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记不得了。但因为我与主席后来接触较多，有些问题也就随问随答地谈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