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决战
大约8、9月间,我各解放区发动秋季攻势,准备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完成歼敌一百二十八个旅(师)的任务。国民党处于大崩溃的前夕,美国人也想以李宗仁替代蒋介石,转而实施“和平”阴谋。
这时,我们收到苏方转来的一封信,这是国民党政府给苏联政府的一封信,其主要内容系国民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解国共之争,要求首先停止内战。信中说:国共应立即停止内争,同心协力共商国是。国家连遭战祸,决不应再起内讧。当今应息事宁人,共同建国为重,决不可再次掀起内战,危害国计民生。其次,说兄弟阋墙,犹外御其侮。所以决不可同室操戈,致使两败俱伤,更令人痛心者,鹬蚌相争,使渔人得利。这样,对上有负于天,对下有愧于地,我们将成为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亦将遗臭万年。况且我中国人民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应立即消除私恨,相互联合,共商国是,解人民倒悬之苦,切不可继续内争,置生灵涂炭于不顾。如若此,既有愧于祖先,又对不起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信是用文言文写成而后译成俄文的,仍然不失文言文风,可以听其痛哭,观其流涕。苏方只说这封信是国民政府给苏联政府的,现将原信转给你们,供你们参考。未作任何其他说明。
当时,五位书记都在一起,大家传阅后都没有表态,甚至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恩来看完信后说了一句:一看这信,便知是王世杰的手笔,文绉绉的。大家之所以没有发言,显然因为此信不值一提。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
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米高扬于1949年1月底来到了西柏坡。他在这里逗留期间,始终没有人提到过有关苏联转来国民政府给苏方的那封信的事情。如果那封信多少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或任何一方对它多少有点重视或感兴趣的话,那总是会提及的。看来,大家都早已把它遗忘了。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要给苏联政府写那封信,是由于我军部队已包围徐州一带的国民党部队,正在组织辽沈、淮海两大战役。为了稳住人心,甚至只是为了缓和一下形势,获得喘息之机,于是便以欺骗手段利用苏联,求其居中调解。即使无法达到停火,只要争取到缓息时间,以便策划新的阴谋,以应付局面,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是对他们有利的。无奈,我们根本不买国民党的账,连理也不理。至于苏方如何向国民政府回答、解释,就不得而知了。
九十月间的一天午后,毛主席邀阿洛夫到他的住处来。他们在院中一棵大树下坐定后,主席向阿洛夫介绍了前方各主要战场的情况,谈了当时战争进展情况和各主要战场上的发展变化,以及今后进展的趋势。主席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军事方面的重大收获,同时也指出还有某些难以预料的失误等等。谈话正在展开中,阿洛夫为了安慰主席,急急忙忙地插了话,说:“我们苏联有一句谚语——砍伐树木时,难免有木屑飞溅。就是说在胜利中也难免会有小的损失的意思。”但不知道为什么,阿洛夫的这两句话,反倒堵塞了主席的言路,使交谈冷场,以致无趣无味地结束了。
当时我想,如果是孙平,就不会像阿洛夫那样讲出如此扫兴的话,相反,他会设法引逗主席的谈兴。阿洛夫不像孙平那样虚心,那样虚怀若谷。他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因而我也无能为力。不然,他也许有可能、有机会聆听到主席对时局的更多更有趣味的介绍。
10月25日,傅作义从保定派兵准备袭击石家庄,这个情报中央通过北平地下党很快掌握了。当时,我们在石家庄的兵力空虚,毛主席决定一方面命令部队火速赶到石家庄,另一方面在报纸上公布傅作义企图袭击石家庄的计划,指出我们严阵以待,使傅作义不敢贸然行动。但是,真正迫使傅作义退兵而不敢轻举妄动的,还是另外一着棋:毛主席命令东北野战军火速南下入关。11月2日攻下沈阳后,东北野战军入关,威胁北平(即北京),傅作义慌了手脚,急忙收兵,坚守北京,自己住在中南海,有时住在钓鱼台。
傅作义声言要派骑兵袭击石家庄期间,毛主席命令在西柏坡作好转移准备。中直各机关因此很忙了一阵子,准备随时疏散和搬迁。但是,一切工作仍然照常进行。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党中央采取“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方针,同时与傅作义进行谈判,力争和平解放北平。同傅作义的谈判是艰苦的、曲折的。我军在新保安消灭傅作义的主力三十五军,堵死了傅西逃之路,又打下天津,特别是炮兵部队集结到北平周围之时,傅作义才明白大势已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党中央不失时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打消了傅作义的种种顾虑,使他接受了我方的条件,于1949年1月21日达成协议,和平解放了北平,保护了这座古城及城里的珍贵文物。这里自然有傅将军一份功劳。后来傅作义曾对我说:“蒋介石和阎锡山都曾拉我的后腿,对蒋介石的纠缠,我只要摆脱就是了,也容易摆脱;而对阎锡山则不是摆脱,而是想拉他一起倒戈,一道转到解放军方面来。但阎锡山给我的最后回答是:他这一生已经嫁过四五次人了,时至今日,不想再‘改嫁’了。他已死心了。”
1948年年底,毛主席曾致电斯大林,介绍了当时中国国内形势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毛主席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而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如果能和平解决,那么在华北就没有国民党的势力了。
这里顺便提一下所谓“南北朝”的问题。
“南北朝”的提出是在1949年4月间我们已进入北京一个多月以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谈判时,才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
我们的回答是:首先必须交出首要战犯(指蒋介石等),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是和谈后,谈成了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毛主席给正在渡江南进的解放军部队赠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表达了我们的决心。
南京政府得知我党的回答后则说:“中共在谈判中的条件每次都在加码,逼人太甚!简直要我们跪下求饶。不干了!”这就是谈判的最后结局——破裂。
有人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苏联人,包括斯大林,有几个人懂得“南北朝”这个词?既然他们连这个词都不懂,怎么会提出搞“南北朝”呢?
在平山县西柏坡共住了十个月。这期间,毛主席接见了许多民主人士和各地来的干部,并应各国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之约,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即《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这里,毛主席、党中央指挥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决斗,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战役,歼敌一百五十余万,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军事力量,奠定了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牢固基础。
这期间,周恩来异常忙碌。他除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的战争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调动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和新解放区的工作。当时,各个根据地(东北、华北、华中)都有自己的货币,互相之间不能兑换,各个根据地刚刚结束战争,千疮百孔,哪里都急需物资。有些同志考虑自己地区的需要多一些,恩来不辞辛劳,苦口婆心,一再地做同志们的工作,要求各自多受艰苦,拿出更多的物资,保证前线的需要。
此外,恩来还亲自组织部署各方民主人士北上,这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任务。当时全国尚未全部解放,为了确保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安排必须十分周密,否则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总之,那时的后方、前方工作,甚至党内、党外的一些重大工作都压在恩来身上,他的日常工作负担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