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西伯利亚格贝乌工作
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在国内反共，在国际上反苏，致使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中东路成为南京政府攻击苏联的一个重要目标。
1929年夏，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的恶果转嫁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争夺日趋激烈。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东北觊觎已久，而今更是垂涎三尺。他们利用蒋介石的反苏反共一边倒的政策，进一步挑拨中苏关系，反对中苏两国共管中东路。这样做，既可以转移中国人民反日的视线，以便占领东北全境，又可达到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目的。
中东路是指西起满洲里，东到绥芬河，北至哈尔滨，南达长春、沈阳、大连的铁路系统。沙皇政府用了三百万两银子买通卖国贼李鸿章，取得了修路的特权，从1896年开始修建，1907年正式通车。它是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侵略的大动脉。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败北，长春以南的铁路被日本帝国主义夺走。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废除沙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但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仰人鼻息，听命于帝国主义，实行敌视社会主义的方针，拒不承认苏俄政府，失去了谈判的机会。
1923年，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到中国，经过努力，中苏两国于1924年建交，并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规定，中东路是纯商业企业，允许用中国资本赎买该铁路，目前由中苏两国共管。这个协定对帝国主义是个打击，因而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加以破坏。1929年5月，东北当局在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与支持下，借口苏联利用中东路“宣传赤化”，武装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并逮捕了前来领事馆的苏联在华机构的负责人。同时，调集军队到中苏边界进行武装挑衅。7月，东北军占领中东路，并下令解除中东路的苏方人员，同时将苏籍职工驱逐出境，封闭苏联驻哈尔滨的一切外交和商务机关。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被迫宣布与南京政府断交。8月，东北当局自认为稳操胜券，下令进攻苏联边境。苏军在满洲里、绥芬河等地被迫还击，击溃东北军，并俘虏了东北军前敌总指挥梁忠甲及其所部数千人。
为了应付中东路事件，从7月起，苏联政府通过共产国际开始抽调一批中国同志到远东工作。其中有刘伯承、徐介藩、任岳、伍修权等。这些同志中，有的参加了苏联远东红军司令部的参谋工作，如刘伯承；有的到内务部做东北军俘虏工作。
10月，苏共中央机关的一位干部沃罗别诺夫同我谈话。他在十月革命前曾在哈尔滨、满洲里当过工人，略懂几句中国话。他说：“组织上派你去西伯利亚工作，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帮助地方工作；二是在工作实践中经受斗争的锻炼。工作期限最少是两年。”那里条件较差，但共产党员是从不讲价钱的，我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但我没有想到，走上这个工作岗位后，一干就是九年。
我于1929年年底到达西伯利亚边疆区的首府新西比尔斯克，中国人通常称为新西伯利亚，被分配在内务部（即国家保卫局，简称格贝乌）第三局工作。这时，张学良已派人到苏联谈判，并达成了协议，苏方已将中方的被俘人员全部遣送回国。
西伯利亚内务部第三局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对付外国间谍，也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坚持和推行敌视社会主义苏联的政策。十月革命后，日本出兵进犯苏联边境，一度占领苏联远东地区，甚至深入西伯利亚，支持高尔察克等匪帮。1922年苏联红军才将日本侵略军赶走。
保卫局有严格的纪律，工作人员之间不能私下打听或者互相交换对方的工作情况，即使是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我们各干各的事，所有的文件、卷宗都是自己保存和管理。
自1929年至1932年，在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保卫局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中国人。领导对我十分重视和关心，注意给我创造学习、锻炼的环境和条件。特别是扎柯夫斯基部长、扎尔佩捷尔局长（拉脱维亚族人）、伊利英、纳乌伊奥盖伊基斯、马约罗夫等同志。
我到西伯利亚头两年的主要工作是学习、看文件、整理案卷，以便熟悉情况，汲取经验。机关领导为我提供各种机会和方便，使我获得了在课堂上无法获得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如，在十月革命节、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重大节日里，派我参加警卫工作，特别是对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书记艾希的保卫。在边疆区苏维埃主席格里金斯基会见中国总领事李芳时，派我担任翻译工作。另外，我还经常有出差的机会，到各地了解有关的情况，间或也处理一些案件。
中东路事件时，东北当局拘捕了二百余名苏联人，苏联政府相应地逮捕了一些中国公民（华侨）作为人质。我参与了审查、释放华侨的工作。审查的任务并不重，主要是释放在押人员。中国政府和东北当局释放多少苏联公民，苏方相应地也释放同等数目的华侨。完全是以外交姿态进行的一种斗争。
两年以后，我的主要工作转为审查间谍案。副部长兼第三局局长纳乌伊奥盖伊基斯是拉脱维亚人，有一次他以交流经验和启发的语气坦率地对我说：“我们处理的外国间谍案，90%都是间谍嫌疑案。真正的间谍我们破获得十分有限。真正的间谍大都有公开职业、合法身份作掩护，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活动。”这番话是合乎实际的。
在新西伯利亚的日本领事馆中，经常住着四五个情报专家。他们注意的范围和研究的对象并不局限在西伯利亚地区，而是一直延伸到外蒙、阿尔泰、新疆、哈萨克斯坦。他们广泛地收集苏联各种报刊，细密研究，以获取情报。另外，他们还常到各地去作实际调查，但是，手法十分野蛮。如他们看见一座工厂，就要打听这是什么性质的工厂，一旦知道是化工厂，马上又要追问它的规模和具体产品。当然他们得不到具体的回答。
西伯利亚库兹巴斯地区建有大煤矿、化工厂等一系列重要企业。
记得有一次有个日本人不向苏外事代办处打招呼就偷偷地从新西伯利亚直接到那里去进行调查。苏方早有提防，做好了“迎接”他的准备。我们一方面派人盯梢，一方面要地方政府命令通往火车站的一切车辆停开。日本人下了火车，只见车站上一辆汽车都没有，连马车也没有。第二天仍是这样。这个日本人只得在车站吃住，车站的伙食并不好，服务员也不愿招待他。盯梢的人员等得不耐烦了，便上前去问：“你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回去？”这次，日本人什么情报也没弄到手，待了两天便灰溜溜地返回了新西伯利亚城。
德国领事馆同日本领事馆一样，将注意力放在西伯利亚和远东方向。不过德国人的调查研究、搜集情报的方式和方法比日本人高明得多，所搜集到的情报价值也远远超过日本人，其中不少是日本人想弄而弄不到的。德国人的手法隐蔽，有较高的技巧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就说过，德国人不仅知道俄国沙皇有多少兵员，而且知道沙皇的每个士兵身上有几个虱子。由此可见，德国人的工作是如何深入。德国民族的作风一贯认真、准确、严谨。
土耳其在新西伯利亚有一个小小的商业机构，业务极少，实际上它是为英国人搜集情报的。美国也一直在精心筹划，设法打入西伯利亚。
各国在苏联收集情报的内容总的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了解苏联社会发展动向、政治动态、外交政策的变化和经济、军事建设等情况；二是了解本国革命者在苏联的活动和他们与国内的联系、对国内的影响，以及苏联政府对这些人的态度、政策和使用方式。他们收集情报主要是为镇压本国革命服务的。他们更加防范本国的革命者，害怕苏联革命经验在他们国内传播。当年的日本、德国尤为甚之。
1932年，中苏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南京政府在新西伯利亚设立了一个总领事馆，第一任总领事是李芳，他曾给鲍罗廷、孙中山担任过翻译。据李芳说，他想做一些有益于中苏关系的事，但是在南京政府还未下定决心抗日、只是表面上联苏的情况下难以奏效。而且国民党的官员无一例外地无时、无事、无处不在弄钱。为了钱他们内部常常争吵得不可开交，对其他的正事就顾不上了。例如，这个总领事馆设在工人街，是一栋三层的小楼，楼后有一片不大的开阔地，楼前有个小庭院，门前楼后有几十棵参天大树，蔽天遮日。这些树绝非近年栽种的，可领事馆向南京外交部报告财务时，竟说这些树是他们栽的，并为此花了一大笔钱，要求外交部支付。由此可见南京外交官员腐败之一斑，弄钱手法之卑劣；也可以想见南京政府是多么腐败和无能了。
正因为南京政府如此腐败，所以，它的外交官无论是自身的素质，还是搜集情报的方法，都远远不如德国人，比日本人也差了许多。主要表现在他们之间不团结，经常相互拆台，不像日本人那样齐心协力、认真仔细地钻研问题；而且这些国民党外交官工作方法笨拙。例如，同是请人吃饭，日本人、德国人则会绕着弯子设法将被邀请者所知道的掏出来。而中国人往往只是为吃饭而吃饭，甚至有时还被对方所利用。
各国领事馆都有一个相同的任务，就是管理本国侨民，办理本国侨务。但是，在西伯利亚的外国人中，德国人不多，日本人更是屈指可数，主要是中国人。华侨散居各处，大约有七八十万人，最多时达百万人以上。他们大多是小商贩、手工业者、工人等。1928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华侨人数锐减，其原因：一是苏联新经济政策结束，取缔小商小贩的私人经营，消灭富农经济；二是中东路事件后，苏联政府对中国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加以各种限制，使他们无法立足，纷纷回国。到1931、1932年时，在苏联的华侨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满后，封锁了中苏边界，两国交通就完全中断了。
在西伯利亚的九年间，我去过许多城市和地区。北至托木斯克、那里木，南至阿尔泰山区、中亚、蒙古边界等，凡东至赤塔，西到秋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西伯利亚是苏联欧洲部分及远东的后方。当时苏联的边疆州区域辽阔。西伯利亚边疆区东起赤塔、北至雅古特（雅库茨克）、那里木（托木斯克以北的辽阔地区）、西至乌拉尔山东麓、南至阿尔泰山区。
我熟悉并热爱这块辽阔广大、尚未开发的土地。西伯利亚天寒地冻，当年地瘠民贫，物产匮乏，文化落后，工商业不发达，交通闭塞。但是，那里的人民忠厚老实、淳朴、吃苦耐劳、节俭。西伯利亚各主要市区的居民大多都是从沙皇时代起充军流放的政治犯和刑事犯。但是，也正是这些人给西伯利亚这块古老的土地带来了新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活力。从1930年代初起，苏联大量投资开发西伯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地区起到了苏联后方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当年的西伯利亚边疆州现已划为十几个州了。1950年代访苏时，我不止一次路过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等地，常常碰到从前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们一起回忆往事，感到格外的亲切。1929年我到新西伯利亚的时候，全城只有一幢楼房，两条平行的街道，一条是内务部所在的共产主义大街，另一条是工人街。我亲眼看见西伯利亚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从最近的照片看，新西伯利亚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貌依稀可寻，但它比以前更加繁荣和漂亮，更加吸引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