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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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两位伟人都沿着各自的方向思考自己的事情。

斯大林忧心忡忡,派莫洛托夫、罗申来主席处访问、交谈,想摸清毛主席内心的想法和愿望。斯大林亲自给毛主席打来电话,与主席直接交谈,问主席有什么愿望或想法,双方应进一步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等等。斯大林还给我打来一次电话,想通过我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我当然不好说,况且我也不大了解毛主席在想些什么。

柯瓦廖夫和使馆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他们有时来看看主席。有一次他们来到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其实他们是难得见到,甚至是见不到斯大林的。柯瓦廖夫当年随少奇见过一次斯大林。斯大林问他话时,他十分紧张,像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立正回答问题。主席发脾气一事,他们怎敢向上汇报呢。

柯瓦廖夫和费德林离开时,我送他们出门,发现柯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

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

我向主席解释说:“柯瓦廖夫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也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他不能这样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就会受到指斥或处分的,柯瓦廖夫将采取什么办法摆脱窘境,还得等等看。”

不出所料,柯瓦廖夫回去之后写了一封污蔑中国的长信。斯大林收到信后,即刻转交给我们,并说:“这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

后来,在毛主席和斯大林一次谈话中,谈到派专家的问题。

主席提出是否可把柯瓦廖夫派给我们。斯大林马上说:“柯不是专家,不懂建设,我们将给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

随后,莫洛托夫来到别墅看望毛主席,意在摸我们的底。毛主席向莫洛托夫海阔天空地谈中国革命的历史、党内斗争等,谈的时间很长。但莫洛托夫却表现出沉默、不感兴趣的样子,只是点头听着,既不表态,也不提出任何问题。

他不理解也不想揣测主席的心思,大概一心只盘算如何完成斯大林交办的任务。

当时凑巧遇到一件预料不到的事: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倒有些着慌。

毛主席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直接会晤,是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理所当然要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但十几天来竟没有消息报道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是西方人士不能理解的,当然要引起世人的种种猜测。

大家为此很着急。稼祥足智多谋,不愧为“智囊”。他提出以主席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到苏联的目的。1950年1月1日,毛主席决定发表这个《答记者问》,1月2日见报。

在《答记者问》中,主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讲:“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4]

《答记者问》发表后,震动很大,政治空气为之一新。谣言此时,斯大林已不再坚持原有的想法,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别墅来和毛主席谈话,询问主席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

主席讲了三个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主席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说:“是的。”

毛主席当即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同时又谈到毛主席外出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莫洛托夫、米高扬提议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即地铁)、集体农庄及和苏联各负责人谈话。毛主席到苏后还没有出门单独看望过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

他们走后,毛主席于晚11时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1月11日,毛主席谒列宁墓并敬献花圈;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会见什维尔尼克是纯礼节性的。

已决定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斯大林第二次给毛主席打电话,征求主席的愿望和意见。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必须讲到。

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大寿,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的都是苏联的高级干部。斯大林和各兄弟党的代表都在主席台就座。毛主席挨着斯大林和匈牙利的拉科西,我在毛主席身边担任翻译。

毛主席的祝词是费德林代读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反响很大。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毛主席说话。但无论斯大林和拉科西怎样引逗,都未激起毛主席的一丝微笑,他一直沉默寡言,庄严静思。

大会以后,举行宴会并观看了文艺演出。斯大林和毛主席坐在一个包厢,这是旧时沙皇的专用包厢,演出结束后,观众全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毛主席举手向群众致意,并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全场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持续了好几分钟。

祝寿之后,欧洲各国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我们仍留在莫斯科。

在莫斯科期间,为了调节毛主席的生活,我找了几十部俄国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影片给他放映,例如《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加斯豆斯·加林诺夫》等等。在一次毛主席拜会斯大林时,斯大林对我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我把这话告诉了毛主席。


两个伟人的首次会面毛主席游览列宁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