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军事工程兵学校（初级）
得到通知时，大家虽然对基辅恋恋不舍，但还是愿意去莫斯科学习。认为这样可以直接接触中共代表团，与更多的中国学生交往，并能够迅速得到国内的消息。但是，到莫斯科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反而更加怀念基辅，希望回到基辅的念头长时间不能克服，以至引起工程兵学校政委戈卢别夫的批评，并一直对我抱有成见，而且时时找我的麻烦。
10月，中国班全体学生到达莫斯科后，按兵种分到四个军校学习。我进入莫斯科军事工程兵学校学习。步兵、炮兵、工程兵学校均在莫斯科列佛多沃区，唯独骑兵学校在加里宁城。这些都是初级学校，学员是新入伍的、工人、学生。培养方向是排级以下的士级官兵。课程简单，内容浅显。只有战术、筑城桥梁和炮兵三门课程有些新的内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得重新学习我们早已知道的东西。这对我们无疑是一个打击。这样做浪费青春年华，而对那些官僚主义者来讲是无所谓的。此外，军纪、校风、待遇也与基辅军校大不一样。
古罗夫教战术课。关于基础单位（连、营、团级）的作战准备、行动（进攻、防御、退却、迂回、侦察）等项作业，以及完成任务的整个过程，他讲得十分细致、明确和有条理。他旁征博引，以种种战术实例说明原则、原理，引人入胜，清晰易懂。他教我们在小沙盘上指挥部队作战，互为对手，由他裁决、评判，非常有趣味。这项作业，对增强我们的想象力和判断力，拓宽思路，开阔眼界，锻炼应变能力，培养机敏灵活的素质，领会战术思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可惜，囿于当时条件，一直没有机会进行实战演习，只能是纸上谈兵。关于战略问题，因不是属于小兵团的任务范围，他只讲了些粗浅的常识、战略原则和一般原理的说明。
教筑城桥梁的戈格丹诺夫，原是沙皇军队的上校，民国初年曾任驻华武官。他和他的夫人曾在北京住过一个时期，常常怀念北京，对中国颇有感情。不过，他不愿谈革命前的往事。他教课认真、努力。为了做教学示范，他到陆军大学和军委等部门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西欧各国关于爆破活动、炸毁的桥梁及各种建筑物的照片，并自己绘制了很多图片，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感性认识，弥补了实践的不足。
最后，我必须讲到令人难忘的炮兵教官库兹涅佐夫上校。当时他虽然只有五十几岁，但是老态龙钟，两耳失聪，像个七十岁的老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年青的炮兵上尉，四年的日日夜夜均在战场上度过。战争结束时，他已晋升为上校，但两个耳朵全被炮声震聋了。他不仅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熟知大战中各次战役的情况。他除了讲炮兵课、工兵筑城（符合炮兵要求的各种筑城）外，还主动每周用两三个晚上，给我们介绍欧战的实例，以说明炮兵的战术和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在静谧的黄昏，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战争的故事，使我们不仅学到了炮兵理论，而且对欧战的历史及实战经验也有了全面而生动的了解。
他说各国的炮兵在大战中都发挥了相当大的威力。沙皇军队的炮兵虽然在技术装备上不如欧洲其他国家现代化，但在炮兵学理论的掌握和运用、操作技巧，以及战术的灵活性等方面，都略胜一筹。战术要求在发动进攻前，我方必须做好炮兵准备，即不仅对敌后方远距离的工事、炮兵阵地等必须予以轰击破坏，而且要摧毁敌方阵地，压制敌方火力，以掩护我方地面部队的进攻。这是基本原理。在实战中，交战的双方不单是力量、装备的较量，而更多的是智慧的较量。例如：在罗马尼亚、摩尔达维亚地区战线上，俄国得知德国拟将主力调往西线作战，便想夺回若干阵地，而德国炮兵是最大的威胁。侦察并摧毁德国炮兵阵地的任务交给了俄军炮兵。俄军集中了几十门退役的大炮，于某日清晨浩浩荡荡占领了几个高地，摆开阵势后，随即将人员悄悄撤走。与此同时，俄军在东侧隐蔽了一个炮群。德军不知其中有诈，误以为俄军准备轰炸它的陆军阵地，立即集中力量，开炮射击。这样一来，俄军就发现并掌握了德军炮兵阵地的位置，而隐蔽在东面新服役的大炮马上开火轰击，几乎全部摧毁了德方炮兵阵地。
德军受到重大打击，一退二十余公里，损失惨重。没有炮兵的支持和掩护，步兵也难以取得胜利。
他说，当年俄国大炮性能、质量不如德国，可是炮兵操作的熟练程度和命中率却大大超过德国。这是由于俄国幅员辽阔，一年四季均可进行射击训练。而德国则不然，他们为了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每年只在冬季农闲几个月的时间内训练，必然影响德军的作战能力。
他还讲了一个例子，德军曾制造出特大口径四十二厘米的重炮，利用黑夜向巴黎试射了两发，白天隐蔽在一座人造假山下。巴黎被特大炮弹所震惊，报纸纷纷刊登某街某处被轰炸的详细消息。第二天，德军从火线上买来各种报纸，根据报刊上的消息，查对、修正炮位和标尺，夜间进行正式的射击，使巴黎局部地区受到严重破坏。当然这种把戏不能重复多次。
工程兵学校的政委戈卢别夫的名字直译是鸽子，可他本人却没有鸽子友善的品格。此人出身于俄罗斯农民家庭，受过教育，但是农民意识浓厚，目光短浅、气度狭小、刚愎自用。校长是拉脱维亚人，有高深的军事修养，但因为校长是沙皇时代的老将军，戈卢别夫不信任，不发挥老校长的专长，不让校长干预校内的问题，一切由他独揽。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如审查、批准教学计划等，才让校长主持会议。政委同校部其他领导的关系也十分紧张，时常发生争吵，有时从会议室吵到大门口，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也毫不节制。争吵并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只会越弄越糟。其原因是他不引导干部、学生注重学业，提高技术，加强政治，而只是在小事上大做文章。如谁在花园里散步的次数多了，谁谈情说爱，谁的头发长了等等，净注意些鸡毛蒜皮的琐事。1928年夏，全校正在夏季野营，清党开始了，运动由下而上，最后到领导。领导检查时，不论党员、非党员都可以列席，发言讲明自己的意见。这时，戈卢别夫才有所收敛。由于他的无知、蛮横，致使全校工作落后。在莫斯科的四个军事学校之中，只有工程兵学校死气沉沉，毫无朝气。
因为我在国内时已读到师范毕业班，无论是在基辅，还是在莫斯科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经常被老师叫到讲台上，用中文为大家讲解，帮助老师解释问题。就是在野外作业，如搞测绘，也是边做作业，边辅导别的同学。有一次，测绘教官将我的步行测绘图向校长、教务处长做了汇报，校长命令把我的这件作业装上镜框，在全校展出。校长了解我，有时同我闲谈说，他崇拜拿破仑、俾斯麦、彼得大帝这样的英雄人物，在谈话中常常引用他们的话鼓励我们。我幼稚地问：“这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吗？”他引用拿破仑的名言回答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战士。”当然，这些话都是个人间私下的谈话，若被政委知道了，是要挨批的。在这个问题上，当时苏联主要是宣传集体英雄主义。
莫斯科工程兵学校中国班的主任是加卡利宁，他原在我国国民二军邓宝珊部担任顾问，在中国化名为华林。我们离开开封前，他和其他顾问曾同我们见面、谈话。
到莫斯科后，由于中国学生多了，苏联人记不住我们的中国名字。为了工作和学习的方便，每个人都起了一个苏联名字，我的苏联名字是卡尔斯基·米哈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1928年起，东方大学军事班的部分中国学员被分到各军校学习，其中工人占多数。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强调党员的工人成分，并大量培养工人出身的军事人才，也像大量培养工人出身的政治骨干一样。然而，学习现代化的军事知识必须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基础，而不能仅仅靠决心和勇气。他们限于文化水平，连学习俄语都感到困难，掌握现代军事知识就更加困难了。
其实，在上海时，他们之间的帮会宗派习气很浓，即使在莫斯科，他们中的“老头子”仍然有着很大影响，甚至超过行政领导和党组织的作用，左右着工人学员的思想和行动。中国同学对此是心中有数的，但是苏联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也根本无法理解。在工程兵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中，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位工人学员奈焦诺夫，可惜忘了他的中文名字。他的年龄不大，但在上海时已是他们的“老头子”，并以此为荣。表面上他帮助组织做工作，事事先进，而暗中却把水搅浑，处处掣肘。
另外，他们没有从军的经历，过不惯军事生活，受不了军纪的束缚，常常违反纪律，以至闹事。因而不安心学习，也学不进去。同时，他们之中不少人受到托派或不满分子的挑拨离间，对党的领导不满，有的要求离校回国。这些情况的发生也与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社会动荡不安、国民党逐渐取得全国政权有关。
再加上政委对苏联人尚且都是如前所述，对中国学生更不可能探求思想根源，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由于政委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因而给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翻译拉比诺维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犹太人，以中国通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学生中拉一派打一派，挑拨是非，制造争端，使中国学生的情况越搞越糟。
这一切在我们的精神和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真是一言难尽，感到“侯门深如海”，感到冷漠，因而产生返回基辅——不切实际的要求。
王公亮挑动我们要求回基辅学习，而他却到校方讲自己如何愿意留在莫斯科，因而赢得了政委对他的信赖和赏识。1928年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找他谈话，表示愿保送他继续升学，也可以经欧洲送他回国。我、李汇泉、胡运泰因为向校方提过一些意见而受到打击。他们不准我参加1928年夏季的野营训练，并将我和国民党员集中在一起准备遣送回国。这引起了其他共产党员的不满，后由于中共代表团的干预才作罢。这样才决定将我留在苏联参加实际工作，继续培养锻炼。1930年代，拉比诺维雅被派到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工作。1940年我陪同恩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看戏时碰上了他，从他口中得知，王公亮回国后脱离革命，投靠了蒋介石，以黄埔生的资格当上了国民党的上校军官，在南京、上海等地活动。这个伪君子、两面派、叛徒，最终得到了什么结局，就不得而知了。
1928年夏季野营结束后，我们毕业了。王公亮、胡运泰、李汇泉均回国。中共代表团要我留在莫斯科帮助工作。因为六大决定要加强军事工作，中央决定从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工人中选派大批青年学生到苏联学习军事，需要翻译和教官。我留下在工程兵学校担任中国排排长，并兼翻译工作及文化教员。当时各军校毕业生留在苏联的还有田德修（吉洪）、王智涛、李秉钧、常秉义、党秉温、赵光华等。
到莫斯科后，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活动同基辅相比有较大的变化。因为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屠杀、镇压共产党，我们不再以国民党名义，而正式以中共党员身份进行活动。各校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包括已参加苏共的中国同志在内，我们过着双重组织生活：中共党的生活和联共（布）生活。
在莫斯科列佛多沃区有步兵学校、炮校、工程兵学校、高级步兵学校（又名高级射击学校），每个学校都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支部，四个学校联合成立了中国留学生党委，党委书记是高级步兵学校的支书唐成印（四川人，长征时牺牲）。高级步兵学校学员有刘伯承等。炮校支书是朱瑞，学员有郭化若、王长礼等。工程兵学校支书是滕功成，步兵学校中国留学生最多，有一百多人，伍修权在那里任翻译。中国留学生党委直属中共代表团领导。党委召集过多次党员大会，请周恩来、叶挺、张国焘、余飞等中共领导人作报告。另外，也常请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工作过的政治、军事顾问和专家作报告，介绍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政治、军事情况。如安德列也夫，他曾在广州担任鲍罗廷 [3] 的助手，那时常来给我们作专题报告。我们还到中山大学听过瞿秋白、苏兆征、李振赢、向忠发等向全体中国留学生作的报告。
1928年，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11日会议闭幕后，唐成印根据大家的意愿，代表联合支部向中共代表团提出要求，请来了负责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作报告。大家认为他是领导过东征、南昌起义的将军，熟悉军事，有指挥作战的经验，除了想听他关于六大的传达报告外，还想聆听他关于国内形势，特别是军事斗争的形势的介绍，以及我党关于军事活动的战略、策略和未来的计划。
8月12日的下午，恩来同志到孔策沃给党员学生做了关于六大的传达报告。那时，高级射击学校刚刚结束野营，苏联学生放假回家了，中国学生留在了野营地孔策沃。参加的人以高级射击学校为主。我当时因要回国，没有参加工程兵学校的野营活动，正住在孔策沃高级射击学校同学处，因而也聆听了这次报告。
恩来的报告从晚上七点开始，一直讲到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他详细地传达了六大的精神，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革命转变等问题。我们当时最关心的是革命的性质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争论最大。
他说，六大明确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根本的任务是完成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工运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使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殖民地地位，使民族获得解放和独立等等。
接着，他介绍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特别分析了国内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现状。同时，也给我们做了指示，并回答、解释了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会上，有的同志还提出了“江浙同乡会”的问题，要求恩来予以澄清。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详述。
六大后，恩来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时间，协助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处理了若干问题，特别是关于从国内继续派遣和培训留学生，分配和安排已在苏联留学同志的问题。那时，多数同志由于革命的失败，思想上有埋怨情绪，急于要求回国干革命。六大期间，共产国际已准备派相当多的同志回国，但准备工作粗枝大叶。究竟哪些人回国，回国后如何安排，都不明确，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恩来根据国内斗争形势的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了妥善的安排。决定抽调部分人员回国工作，挑选部分人员分配到苏联各地各机关工作（实习），其余的继续学习。
九十月间，恩来从加里宁格勒骑兵学校挑选了马宗显随他回国，任他的警卫员。马宗显在莫斯科等候周恩来一起回国时，住在步兵学校。他回国后，先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后在山东牺牲。
到苏联学习的同志除了进军事学校外，更多的是在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东方大学的全名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员除中共党员之外，更多的是苏联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及亚洲各国的共产党员。它建于1921年4月，是培养中国留学生最早的学校。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都是它的第一批学员。不少旅欧的同志也在此学习过。大家对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同志十分敬重，认为他们的政治水平高，理论修养远在中山大学的学员之上，并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当然，任何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中有的人以老革命自居，对其他同志不那么看得起，有些脱离群众。当时大家都是青年人，他们虽然入党早几年，也难免失于幼稚，如：为了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竟不让大家洗手洗脸。尽管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瑕不掩瑜。王明一伙却夸大、利用他们的缺点，攻击他们，其目的是为了吞并东方大学中国班。
中国留学生最多的是中山大学。这个学校成立于1925年11月，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为了纪念孙中山，故取名中山大学。该校学生成分复杂，有不少国民党员及其高级干部的子女。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他的妹妹，以及后来成为国民党特务头子的康泽和国民党军政要员谷正纲等。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大都是刚刚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的青年学生，受到的革命锻炼少。王明这些人聪明、用功、学习成绩好，比较快地掌握了俄文，大都当了翻译。他们读了几本马列著作，就以正统自诩。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更加看不起国内从实践中干出来的同志，认为这些同志对革命的失败要负责任，还无端地攻击东方大学的旅俄支部。后来在校长米夫 [4] 的支持下，王明一伙经过一番积极的活动，终于在1928年秋天将东大中国班合并到了中大。当然，这与共产国际的态度也有关系。差不多与此同时，因中国大革命失败，莫斯科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仍简称为中大。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国学生的领导权，在留学生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他们对于军事院校的人更是不放在眼里，并到处散布：“中国的政治领袖只能从中大培养出来，军人充其量只能当将军，不可能成为政治领袖。中共现在正是群龙无首，急需培养、推举出自己的领袖来。”大有非我莫属之意，政治野心昭然若揭。俄文名字叫扎通斯基的中国人（任俄文翻译）就是这样同我谈的。这个人曾留学法国，当时正在工程兵学校工作。
在留学生中散布的各种议论和流言蜚语都是出自于中山大学。所谓“江浙同乡会”就是由中大传出来的。
据我了解，“江浙同乡会”发生于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上半年之间。事情起因于蒋经国等人。蒋经国原在中山大学念书，那里的江浙同学比较多，相互间关系也较密切，大家常把每月发的津贴费凑起来，十天半月到中国饭馆吃顿饭。1927年10月，苏联从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抽调了一部分同志到陆军大学（在莫斯科）、军政大学（在列宁格勒）等军事院校学习。蒋经国同萧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一起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学习。这时，蒋经国享受红军军官的待遇，每月领津贴费约七八十元。留在中山大学的江浙同乡们给他写信，开玩笑说：你的会费还没有交。意思是向他要钱，也就是要他请客。蒋经国寄钱时也戏称是交会费。这些信不知落在了什么人的手里，便传出他们在搞小组织活动，组织“江浙同乡会”。党的六大前后，这件事在中国学生和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中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大家不了解它的实际内容，便要求审查他们是否有小组织活动，是否与托派有关系。当时，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审查工作。
六大结束后不久，瞿秋白在炮兵学校给各军事院校的留学生作报告，听报告的有几百人。会上，军事院校的同志提出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瞿秋白在解释时说：同志们，你们要好好学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他的这句话，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加上秋白自己又是江浙人，大家便认为他是和稀泥，有意包庇。后来，周恩来同志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江浙同乡会”的原委，并证明没有什么问题，风波才逐渐平息了。
在莫斯科学习的两年，中国留学生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批地消极、离队、逃跑，退出了革命队伍。这类似于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况。在革命轰轰烈烈向前发展时，他们来参加革命，高喊革命万岁。而当革命转入低潮，进入困难阶段时，这些人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利害关系受到威胁，或者由于革命失败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了动摇，有的甚至当初就是投机革命，根本没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离开了革命阵营，甚至出卖革命。一旦革命胜利了，他们又回来了，还要摆老资格。革命如同大浪淘沙，淘汰了这些同路者、营混子、投机分子，使革命队伍更加纯洁了。从这点来讲是好现象。在我的一生中，见到过很多昙花一现的人物从革命队伍中消失了，这不足为奇。
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暂时的失败和困难有独到的见解和科学的预见性，能独立自主地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抉择。他们坚信自己选定的方向，决不因一时的挫折和失败而灰心，也决不因一时的困难而气馁。他们坚定不移，坚韧不拔、顽强地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最终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崇高理想而成为胜利者。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要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和斗争才能实现。任何事情坐而论道容易，躬身力行难矣。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里，这样的人是很多的。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精华。
苏共内部的激烈斗争是造成中国留学生思想混乱的另一个原因。当时，托洛茨基及其一派积极活动，提出了一整套与党的方针、政策相左的理论，在党内形成反对派。利用中国革命失败的机会，挑起关于中国革命失败责任问题的争论。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煽动工人、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和文件，张贴标语，甚至进行暴力破坏活动，无所不用其极。军校有严格的纪律，学生同社会上的人来往很少。对苏共内部的斗争只是从偶尔接触到的一些市民口中有所察觉。托派活动疯狂时，见人就拉，有机会就利用，并极力想在军队中活动，搅浑水。有一次，我在工程兵学校后面的溪水边遇见了一个自称是五金工人的中年苏联人。他同我闲谈了几句之后，就开始散布托派思想，对苏共和斯大林进行污蔑和攻击，并挑拨中苏关系。1928年春，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库兹涅佐夫中将到炮校作报告。在报告中，他将工人与农民对立起来，举了好多例子来说明农民是小生产者，自私自利是农民的天性。他们只想发家致富，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是反动的阶级。而工人有集体性、公共性，是天生的、本能的革命者。他认为，农民是工人后备军的说法是指农民不断地分化、破产，而补充到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其实，早在1902年列宁就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5] 库兹尼佐夫的讲话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富有煽动性的。因为他是高级干部，大家都默然地听着。不久，这个人就消失了。
托派利用中国留学生抱怨、消沉、悲观等不健康情绪进行煽动和非法的组织活动。中国留学生中确有托派，最有名的是刘仁静、王文元（又名王凡西）。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土耳其后，中国留学生中有几个人也到了土耳其，刘仁静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托派到土耳其后还不断同苏联的中国留学生联系，并有书信往来。解放后不久，大概是1950年或1951年，刘仁静到了北京。中央一负责人拟安排他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我当时任编译局的局长没有同意，其他同志更极力反对。 [6]
托派反对斯大林等苏共中央领导人和他们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托派进行夺权活动所采用的手法与当年反对沙皇的手法如出一辙，表面上看是权力与个人之争，实际上决非如此简单。托派认为，在一国内根本建不成社会主义，苏联应等待西欧各国革命的成功，与西欧各国联合建设社会主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胜利。这个问题不单单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因为那时，西欧各国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形势。是坚持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还是放弃十月革命的成果，丢掉革命的旗帜？这是摆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面前的重大原则问题。按照托派的理论，苏共就只有放弃革命，放弃社会主义事业，使十月革命成为徒劳之举。这才是斗争的焦点。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抓住问题的要害，彻底粉碎了托派的阴谋，保卫了列宁的党，保卫了社会主义。
1928年，苏共整党、清党，当时加入苏共的中国同志很少。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后，从1929年底到1930年在中国留学生中也进行了一次清查和整顿。据说有关部门将中国留学生集中到中山大学与步兵学校进行审查。其直接的起因是，在炮兵学校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处发现了从土耳其寄来的一份传单。传单的第一句话就是“住在斯大林监狱里的同志们，醒来吧”！其内容之恶毒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这位留学生正好是中国学生连的值班员，在夜间值班时看完传单后就睡着了，传单掉在地上，换班时他忘记拾起来就走了。接班的人捡起传单一看内容大吃一惊，马上上交。所以，清党时托派问题成为主要问题，而且看得过于严重。炮校被列为清党的重点。
这次清党工作的方法既简单又粗暴。米夫利用运动的机会，排除异己，扶植自己的亲信势力。他利用肃清托派的口号伤害了一些好人，建立了自己的圈子，王明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反托派斗争的高潮过后，苏共党内的清规戒律多了起来。这固然是为了适应严酷的斗争形势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有做过了头的地方。
中国留学生中斗争复杂的原因，除前面讲到的几点外，还有一点就是苏联克格勃的前身格贝乌的插手。
关于中大内斗争的情况，唐有章同志写的《革命与流放》中已有详细的介绍。因军事学校有严格的纪律，所以我与中大学生的交往较少，1929年底我到西伯利亚工作，与中国留学生更无交往，有些情况是事后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才了解到。
关于这个时期的情况，王仁达了解得较为详细。因为他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所以他了解的情况比较客观。解放后，我费了很大的劲，将王仁达动员回国。1956年他回国后，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接见了他。但我们还未来得及见面，他就突然病逝，使我不胜悲恸。王仁达是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在法国留学时的同学，对党、对革命一贯忠诚老实，但是命运多舛。他比较早地进入苏联国家保卫局工作，向来沉默寡言，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但在1930年代中期受到政治迫害，直到1940年代末或1950年代初才得到平反释放。他壮年早逝，抱恨终天。
注 释
[1]. 加拉罕（1889—1937），全名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出生在格鲁吉亚。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1905年随家人移居哈尔滨、海参崴。1915年在彼得堡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布），被捕流入托木斯克两年。十月革命时任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参与起草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1918年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1923任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驻华大使（北洋政府首都在北京），1928年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1937年肃反被杀，1956年后平反。
[2].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鲍罗廷（1884—1951），出生在俄国，1920年参加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崩得），从事推翻沙皇活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先后在瑞士、英国、美国从事革命活动。1918年回国，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共产国际成立后，以其代表身份在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德国工作，1923年9月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国民党代表，同年10月18日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12月13日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任国民政府顾问。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回国，受到批判。后从事外文出版工作。1949年受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间谍案”影响被捕，死于西伯利亚劳改营，后平反。
[4]. 米夫（1901—1938），原名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斯，出生于俄国。15岁参加革命活动，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布），1918年参加红军，1919、1923年到乌克兰工作。1920年参加红军，年底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工产主义大学学习、任研究员，兼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研究员。1925年底起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国问题资料》主编。1927年任联共（布）宣传工作者团团长到中国，王明（陈绍禹）翻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7月回莫斯科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不久任负责人。1929年3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主管中国工作。1931年12月到上海，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力主王明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实际工作，不久回国。1935年12月不再担任东方部副部长，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中国问题政治助理。1936年任东方大学校长兼中国研究所所长。在共产国际刊物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章。
[5]. 《列宁选集》第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 后刘仁静到人民出版社做翻译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