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来访
会见米高扬 [5] 是毛主席、党中央在西柏坡的一件大事。
1948年5月，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准备派一位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听取我方的意见。这位代表于1949年1月31日到达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就是我们早已知其名的A·米高扬。
从斯大林致电毛主席，到米高扬出现在西柏坡，时间过了八个月，为什么米高扬的来访拖了这么久呢？这是因为1948年下半年中国华北地区形势动荡之故。天津方面的敌人还未解决，而张家口和南口方面的敌军又蠢蠢欲动，以及保定、正定方面的敌人扬言要派遣骑兵南侵、奔袭石家庄等地。鉴于此，中央还作了转移的准备，以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北平和平谈判胜券在握，西柏坡的安全万无一失，我们才有条件接待米高扬。
米高扬化名为安德列也夫。在他抵达石家庄之前若干天，我和汪东兴持任弼时的亲笔信，奉命到石家庄附近找聂荣臻，说明中央要使用石家庄的飞机场，请他派部队打扫、清理，并派部队守护、警戒。
米高扬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我和汪东兴到机场迎接，并陪他到西柏坡。
在路途中，米高扬几次要求停车，要到群众家里去参观。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请他不必去了。但是他一路上还是几次下车在村镇中访问农民，同男女老少攀谈，毫不加掩饰地暴露自己。
我问他：“你既然生怕暴露自己，极想保密，为何自己又要到处乱跑，不注意守密呢？”
他作了个奇怪的回答：“在你们这里哪能做到保密？！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而且不只说我访问了中国，或许还会说，俄国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既然如此，躲躲闪闪又有何用呢？”
我回答：“这些都只是你自己的想法。”
后来在1950年代初，米高扬每次见到我时，总要回忆他到石家庄——西柏坡的旅行，并深感内疚、颇为抱歉地说：“至今任何一个外国通讯社，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都没有报道过我那次石家庄——西柏坡之行的消息。这说明你们党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群众相信你们，听你们的话，跟着你们走。你们的力量和影响当然是强大无比的。你知道，这在我们苏联就办不到。如果有一个什么外国人出现在我们的村镇，那立刻就会向全县、全区、全省宣扬出去的。但我仍不能懂得，这是群众觉悟水平高、纪律性强，是你们把群众训练好了，还是有别的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米高扬暗示是否我们控制得十分严格。这说明他不只一般地不了解中国，而且更不了解中国的漫长历史、古老文化、中国劳动人民的高尚品德和政治觉悟水平。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一周，住在后沟。当时朱老总也住在后沟。后沟和西柏坡有一山洞相通。
米高扬同我党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同志一共会谈了三个整天。其余时间或是个人会晤、个别交谈，或是休息、游览。
米高扬一行于31日午后一时许抵达西柏坡。毛主席在门口迎接了他们——米高扬和随员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 [6] 、叶夫根尼·尼克拉维奇·柯瓦廖夫 [7] 及其警卫员。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在我东北帮助进行铁路恢复工作。叶夫根尼·尼克拉维奇·柯瓦廖夫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担任米高扬的翻译，我们称他为小柯瓦廖夫。他们到达西柏坡后，毛主席在会客室接见了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几位书记。
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我们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呈上斯大林赠送毛主席的礼品——一块毛料。
米高扬介绍了自己的来意，他说：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也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而，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到苏联去。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
然后，双方开始各自介绍本国的一般情况和世界各大洲的局势，并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和估计，彼此交换了看法。
开始交谈时，米高扬想按照国际惯例行事，由小柯瓦廖夫负责俄译中，我负责中译俄。遗憾的是小柯瓦廖夫中文的口语不行，讲不出来，于是改让他担任中译俄，但他几乎听不懂一句中国话，更听不懂主席讲的湖南口音，米高扬又再三再四地催促，急得他满脸发烧、汗流浃背，慌乱之中，更加讲不出汉语来。
米高扬不了解实际情况，不懂事由，只是一味地着急，催促说：“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你怎么成了哑巴？！”并有些生气地说：“要是在别的场合，今天我定要捶你一顿了。”
我只好替小柯瓦廖夫解围，说：“他可能听不懂湖南口音。方言难懂些，这是可以原谅的。”只好由我担任会谈中的全部翻译工作。米高扬感谢中国人帮他完成了使命。
这次谈话时间虽然不算短，但只是一般地、海阔天空地交谈和闲聊。
第二天，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主要是毛主席一人讲话。恩来、弼时偶尔插几句话，作些解释。主席一连谈了三个整天，即2月1日、2日、3日。
主席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再遇到敌人特别顽强的实力了。
我们军队的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份好、觉悟高，战士和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
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后者中的反动分子大多会跟着国民党走，或到台湾，或出国。对于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1947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于10月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将要在实际行动中逐步实现的。我们撤出延安时就说过：蒋军一打进边区来，我们就可以在蒋管区作战；他们占领延安，我们就可以进攻南京。我们对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现在我们还面临一些问题。
第一，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的明确化，已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我党已思考过。
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组成、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它们的力量都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联系和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这样的一种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么？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工作方法与制度问题。一方面，制度、秩序可以逐渐建立、完善、健全起来，工作方法也可在工作中逐渐协调和改进。工作中的矛盾、摩擦一定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克服和改善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新政权建立后，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第二，我们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这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或作出几项决定就可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正在研究苏联所经历的两次（指十月革命成功后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为的是参考和借鉴其中成功的、对我们有益的经验。
今后对我们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是群众工作。这不只是发动、组织群众或发起某种运动的问题，我指的是组织、安排群众的生活、就业、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中国五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
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工作的进展可能会快些，因为中国的处境要比1917至1918年的苏联好些，敌人是无法围困我们的。
人民群众拥有最强大、最可靠的战无不胜的雄厚力量。我们的工、青、妇组织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建设中也将会发生更充分、更伟大的作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至于现成的组织形式，工人阶级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他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谈到这里米高扬插话了，他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摩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主席听了米高扬的插话，不高兴地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两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它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米高扬急忙声明：他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自此以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新的问题，而只是静听而已。
第三是军队问题。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较快，在不断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下，这大概是合乎规律的。在目前，青年们踊跃参军，加上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部队力量的扩充很容易、很快。我军不止俘虏的人员很多，而且缴获的武器、物资也是不少的。现在的战争就是靠缴获的武器来进行的。
目前解放军除完成作战任务外，还得驻守新解放区和城市，维护治安、剿匪，并在条件许可下进行生产自给，改善生活。任务是很艰巨的。
现在解放军中的若干部分，主要是起义部队，须要大力改编改造。这是需要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的时间内，经过逐步整编、调整、改造、改编等一系列工作程序来完成的。这需要花费数年时间。
此外，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改编，改造和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军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接着，谈了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么？！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里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这样办，我们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呢？会的，现在就遇到某些物资短缺的困难。例如，医药和医疗器材的短缺，铁路建筑器材的不足等等。可以设想，在恢复和生产建设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如技术的落后、物资的短缺等。目前，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一待江南得到解放，那就更会成为迫不及待要解决的问题了。恢复和建设工作，只能在大陆基本上解放后，才能做出全面的规划和安排。现在还只能是修修补补，同时工作的重点仍是为战争服务。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在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遭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剩余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挥作用。但这些可怜虫实现不了其美国主子的愿望，只能起运输队的作用。其他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账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全部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中国有大批侨胞留居世界各地，特别在东南亚各国、日本、美国都有相当数量的华侨。他们当中有相当数量的进步分子、爱国主义者，如陈嘉庚这样的人。他们不仅关心祖国的命运，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想给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类人中间我们党也享有一定的威望，今后要注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并保护他们的利益。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长期遭受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压迫、剥削、蹂躏、摧残，弄得十室九空，民不聊生，朝不保夕。各地区一经解放，首先出现的就是衣、食、住与工作问题。要在城市与交通要道上恢复生产与解决就业问题，同时还有一个救济问题。因为在目前情况下，失业不是职工自己造成的，而是由于厂矿停业停工的原因。在城市中的临时救济和安排就业，以维持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就是一个大问题。
在农村，由于战争，农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的破坏，缺吃少穿的人也是不少的。不过在农村，随着战争的向前推进和解放，我们紧跟着进行土改和粮食调剂，使农民较易维持生活。要注意照顾的是参军入伍的战士、目前尚在前线作战的战士家属生活问题。对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的基层干部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由他们带头在新解放区工作，已是有相当成绩的。
要注意的是土改工作不能同时在所有地区同样地展开。一是要随军事形势的发展而展开，二是要按地区、分阶段来进行。看来，大致要分几个阶段，用数年工夫来完成。先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完成土改，再在长江两岸地区进行，然后要在华南及边远地区进行。因为这不仅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理解，而且还需训练相当数量能掌握政策的干部来领导进行。不可以（即使在我们的政权领导下）用振臂一呼、万众皆起的方式做这件事。土改同时又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所以必须把经济与政治这两方面的工作同时都做好。我们较老的干部在这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他们能较好地完成任务。同时由他们带领、帮助和教育新的工作人员，对其加以训练培育，是可以顺利地完成土改工作任务的。
在停会休息期间，米高扬给大家讲了他在十月革命后初期，1918年至1919年，号召农民进行土改的故事，他说：我读了列宁的土地纲领，十分兴奋，立即写了许多号召的标语和传单，散发张贴出去，以为这样就执行了政策、完成了任务。结果，一天、两天过去了，农民群众还是一动也不动，诧异之余，深入下去了解情况，我才弄明白这本来是一件翻天覆地的革命创举。想要无组织、无领导地乱搞，各自为政来进行是不行的。后来还是由政府出面组织推行才完成。
休息结束后，毛主席接着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软弱的，只有不多几家像点样子，其余许多连中等资产阶级都够不上，更谈不上亿万富翁了。他们虽然属于剥削阶层，但同时也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甚至受到压抑和排挤。我们对这部分人采取联合、利用、改造的方针，使其为祖国建设服务。这个政策他们是乐于接受的。我们利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给了他们以施展才能的机会、参与国事的权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能力、物力、财力确实有限，但为发展生产建设，应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总之，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发挥和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对资产阶级分子的使用，也可能出现某些消极方面的现象，我们也应注意防止和纠正。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工商联组织，这可以把工商业方面的活动人物组织起来，其主要任务一是使他们较有组织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二是使他们有监督地自我改造。这样，不仅使他们的思想可逐渐得到改造，也使他们的行为受到监督，不敢过于放肆地违法乱纪。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比起汉族来，都属于少数民族。人们习惯地把汉族人称中国人，但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例如，今天称你们是苏联人，这可以包括苏联所有各民族在内，但如果说你们都是俄罗斯人，显然就不对了。试看在座的三位：一个是亚美尼亚人（指米高扬），一个俄罗斯人（指伊万·柯瓦廖夫），一个犹太人（指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三个人属于三个不同的民族，不是吗？！在民族政策上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目前是这样。但从历史上讲，汉族也多次被异族奴役过、统治过，虽然汉族是个大族。总而言之，民族政策必须是端正的，民族压迫必须取缔，民族间的纠纷必须妥善排解。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摩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对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还介绍了我党内的状况，其中谈到我党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仍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点给米高扬留下深刻的印象。1956年米高扬来华参加八大时，专门提到当他向斯大林汇报到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
一天傍晚七八点钟时，毛主席到米高扬的住处拜会他，在闲聊时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步骤是牢靠的，虽然遇到的困难不少，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要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许还会更多。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充满信心，稳步地朝着我们的既定目标前进，不达胜利，誓不罢休。这是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地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当时米高扬在注意地听，好似忐忑不安，对主席的话似乎觉得高深莫测、不明所以。他没有插话，也没有表态。
在和我的闲谈中，米高扬认为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2月6日）中午时分，毛主席又到米高扬的住处去了一次。这回完全是为了告别、送行，也是为了驱散前一段的某些窘迫或不和谐的气氛。他们泛泛地高谈阔论了一番，天上地下，不着边际，但双方都感到轻松愉快。
接着，大家在院子里拍了几张像，是米高扬的警卫员拍摄的。后来不知经过什么途径从莫斯科寄来了若干份（主席和我们每人都有一份，每份若干张）。别人的形象我已不记得了。总之，我们都是穿着臃肿肥大的厚棉衣，而我又面黄肌瘦，活像当年流窜各地的白毛子（白俄）。这些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都被打砸抢分子抄出抢走，付之一炬了。
2月4日上午，任弼时专门来到米高扬的住处访问。寒暄之后，双方还谈了几个实质性的问题。
一是关于苏联革命初期和卫国战争时期，党对群众的号召、发动、组织等工作安排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我记得，当米高扬听到我们解放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同时，还十分有效地做群众工作，既发动、组织、教育群众，甚至还帮助群众生产或做家务，从而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十分感兴趣，觉得新奇。因为他们虽然也把这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做，但并未达到像我们那样的规模和程度，也未能收到那样的效果。他们还谈到解放战争的正义性、进步性，认为必须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鼓动和政治工作来教育群众和提高群众的觉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们重点谈了工、青、妇方面的工作。
二是关于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方面的问题，即如何把工业企业从战火中抢救出来。重新组织、恢复运转的问题。其中谈到在恢复生产中我们所需要的某些设备，以及可能从苏方得到哪些帮助。谈到当时我们最需要的物资，如新闻纸、药品、布匹等可能从苏联得到多大的供应等等。
三是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革命的进展与转变等问题。任弼时最后说，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将逐渐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现在就是为朝这个方向发展而做准备、铺平道路。
当天下午，客人们上山游览、散步时，米高扬对我说，任弼时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觉得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
任弼时、米高扬谈话后的第二天上午（即2月5日），周恩来到米高扬住处谈话，谈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更好地做好后勤工作，保证前方，有力地支援前线；二是新政权的组成形式与各主要部门（政府各部委）及其职能。
米高扬极其谨慎地回答说，这都是些带有极大灵活性的问题，而且也是必须依实际情况来确定的问题。例如：
（1）苏德战争的规模、进展速度及前方形势的变化都是非常迅速的，因而后勤工作的进展和转变速度也是很迅速的，否则两者就会脱节。进攻柏林时，苏军集中了一万多门大炮，其后勤供应与运输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如果后勤工作跟不上，配合不好，那一万多门大炮又有何用呢？概括地说，我们的经验主要有两条，一是物资——军火与给养——的筹集，二是运输。要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显然需要军队后勤与地方行政部门良好的协作。中国情况不同，但也无非是要做好这两方面的事情。
（2）将来成立中央政府时，究竟应由哪些部委组成，这是应该及早考虑的问题。但这又是灵活机动的问题，绝非一成不变的。从原则上说，中央政府各部门只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设立。否则，政府部门的臃肿庞大、重叠、复杂，几乎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转移或控制的。我们数十年来，政府机构每年都在变化，着力于压缩、精简。但结果是，机构一年比一年庞杂、臃肿、笨重、不灵活，工作效率提高不快。卡冈诺维奇曾经说过，机构重叠，不务正业，于是一个部门在解疙瘩，另一个部门却在结疙瘩。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工作很紧张，但实际上是无效劳动。这个现象必须防止。我们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参考。总的说来，新政府一成立，无非是要先抓好内政与外交两方面的工作。
此外，他们还谈到了其他一些具体问题。
谈话结束后，米高扬在同我私下交谈中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
2月7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石家庄，顺便乘车游览了市容，随后就登机回国了。
客人走后，朱德、任弼时进入市区，约市长柯庆施前来会见。柯市长很惊奇，怎么在他还未起床，两位领导就已到了石家庄？！在交谈中，他才明白，刚才听到的飞机轰鸣声和几天前也曾听到的一样时，才恍然大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