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与“审干”、“抢救运动”
1943年康生就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康生在整风运动中杜撰的一种别有用心的“理论”，作为他推行一条错误路线的根据。
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文件指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都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活动，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甚是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证明。”认为：“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运动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办法。”因而决定整风运动再继续开展一年。
在中央决定发出的前两天，1943年4月1日，康生要边区保安处抓人。理由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公冕要来延安，怕一些在审查干部中发现有问题的人与胡公冕“联络”，因此要抓一批人。康生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和我叫去了。1943年1月西北高干会结束后，我被调到陕甘宁保安处一局任局长。
一天晚上，康生手里拿着一个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又圈又点，说这个是“复兴”，是“CC”，那个是“特务”，是“汉奸”，是“叛徒”，是“日特”等等。最后叫我们把打了“○”的人都抓起来；打了“·”的送进边区行政学院。
我问：“要抓的这些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的材料，我们怎么抓人？怎么审问？”
康生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
从这一天晚上一直忙到第二天，整整一夜没有休息，一夜之间抓了二百六十多人。同时，李克农、汪金祥（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在这次抓人后，1943年4月11日，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开展“审干”。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作动员。当康生宣布延安已逮捕了二百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脸色青白。
紧接着康生叫假特务张克勤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等若干单位作报告。康生拍着张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后来康生又说：在所有的案子中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特务政策有了新的认识，使我们对大后方的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得我们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活动的数目得到一个解答。据此，康生把甘肃、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等省的地下党都宣布为“红旗党”。因为西北高干会刚刚结束不久，中央已对陕西党的历史做了结论，康生不敢说陕西的党是“红旗党”，只说关中、汉中是“红旗党”。
为了证实“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估计，康生在审查干部、“抢救运动”中使用了各种各样的逼、供、信手段，耍阴谋权术。主要有：
一、动刑。通过用刑、逼供达到目的。1943年5、6月间，康生叫许建国、谭政文、周兴、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搞一个审讯条例。在起草过程中，有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动刑、逼供。另一部分人坚决反对，发生了争论。康生为此大发脾气，说：不用刑，怎么审讯？所以在“审干”时、“抢救运动”中用刑非常普遍，最普遍是打人骂人。进行“车轮战”、“疲劳战”甚至搞假枪毙，要荷枪实弹的战士把人架走，进行威胁，逼他交代。
二、互相“揭发”。康生说：如果你不把党里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我们说是奸细活动的营养剂。我们的经验就是哪个地方的自由主义特别多，那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多。康生所谓反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取消同志们的起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互相信赖，要大家捕风捉影地进行所谓“揭发”。康生不仅叫一般同志互相“揭发”，还利用夫妻之间的矛盾，让他们“咬”。然后根据这种“揭发”抓人、关人，进行逼供。康生采取这种种手段，不仅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的团结，而且离间了许多夫妻，造成他们之间不和睦，甚至感情完全破裂。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各机关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康生把这叫做调查研究的“新创作”。他说：刚来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几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怕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了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在这里写就有漏洞。康生善于玩弄这些把戏，从中找出漏洞，抓住后进行逼供。
四、利用特务。康生把它叫做“以毒攻毒”。康生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
五、“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专门部署一些人，故意说过头话、错话，甚至发表反党的言论，把另外一些“引”出来，然后，再揪住他们的辫子，整人。
与上述各种逼、供、信活动相配合，康生歪曲党的宽大政策，制造特务“光荣”的空气。你不坦白，就关起来，不给吃饱，甚至批斗、拷打等，你一坦白，马上给你自由，给好吃的。像张克勤那样的人更受优待，戴大红花，骑大洋马，开会坐主席台上。这样就使一些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一个一个假坦白，出现了大批冤假错案。
总之，康生的这一套做法，搞乱了整个“审干”的运动，使运动走上歧途，其用意何在，实在令人深思。
1943年7月，蒋介石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审干”运动转为肃反运动，即“抢救失足者运动”。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出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他说：“从四月十号起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他将受审查的干部称为“失足者”。他说：“一个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靠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因此，我们号召来坦白的人赶快地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并说：“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决定》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文件规定，在延安由普通（即指各个机关）、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审干”工作。
10月间，我从绥德回来时，延安受审查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社会部（枣园后沟）。这两处关押的都是涉及重大案件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这里主要是边区系统的）和西北公学学习、反省。西北公学名义上是社会部在枣园办的一个训练班，实际上是集中中央直属系统和军委直属系统受审查的干部。这两处有近千人，还有第三种人，有问题但不严重，或者有某些嫌疑的，大多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
任弼时时刻警惕、注意研究事态的发展，有时把我找去，了解情况。当他发现这种种错误做法造成是非颠倒、以至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时，就向毛主席汇报，反映情况，提出立即制止错误做法的意见。毛主席采纳了任弼时的意见，并纠正了那些错误做法。当时了解情况的大有人在，但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是毛主席认为不能给群众泼冷水。运动已搞成这个样子，纠正起来也不是一日之功。此后，情况虽然稍稍缓和了一下，但事态并未彻底扭转过来。
到1943年9月末，“抢救运动”已无法再搞下去了。“抢救”和被“抢救”的双方到了极度对立的程度，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了。康生又耍了一个花招，提出所谓“自救运动”。这是康生自己后来对我说的。他说：“在中直大礼堂，人们斗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柯曾是北平地下党的工作者，在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后，绝大部分党员被捕，恰好柯庆施去了绥远，没有被捕。根据这一事实就怀疑柯庆施是叛徒，要他坦白。）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僵局，十分对立，弄不下去了。我到会，提出了‘自救运动’的口号。我说，今天晚了，大家累了，你们还没有吃饭，也喝不上水，关于他的问题，我们有个办法，我们不抢救他，让他自救吧，大家同意不同意。从今天起‘抢救’告一个段落，以后要靠他们‘自己救自己’了。”所以从此刻起，就开始了“自救运动”。这样，给这项僵持不下的会议找了个出路。这次将柯的老婆逼得自杀了。从1943年10月起，“抢救”变成了“自救”。其实“自救”不过是“抢救”碰壁之后的一个转弯，形式上缓和了一些，其实，运动并未停止下来，问题也并没有解决。
当时，党对“失足分子”采取宽大政策，就是说，特务分子坦白得好，就可以变成自己人，可以宽大，不但不当特务看待，而且还给以优待。譬如：原来关押的马上就释放，给好吃好喝。假典型张克勤到处作“坦白”报告，他戴大红花、骑大洋马、坐主席台十分光荣。这样做的结果使一些人迫于被关押的苦处，互相串联，对口供，进行假坦白，制造了很多的假案。几个人一起互相串联，说是属于一个什么什么特务案，你什么角色，他什么角色，我又是什么角色。然后有一个人先作“交代”。材料到了审干人的手里，就找另外的几个人来对证。这几个人都一一进行“交代”，“交代”的材料基本相符，审干人信以为真，接着就放了这些人，并且给以优待。结果愈弄愈离奇，越弄越假，最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种假坦白的典型，除了张克勤，还有万良才、段源、秦凌等。
1943年底，我去关中地区，1944年2、3月返回延安。这时，康生还要我们把犯人的口供送党中央、毛主席。同时，康生还叫我们准备一个关于边区系统“审干”、肃反的总结报告。我和周兴起草的报告，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实地叙述了肃反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错误，但是康生拿去压了好多天，说不能用，也就没有用。
1944年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不但不承认有什么错误，而且还摆“功”。康生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又说：“我们在党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分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在军队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分子。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 [4] 、邓应贤等特务分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栾丁生等特务分子。工厂系统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在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是戴笠派进来的特务，杨宏超是军统的（邓应贤、张志刚两个我不知道情况）以外，其余大都是冤假错案。在这个报告中，康生把逼供信的错误做法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说：“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但不能确定为特务。如果以为某人既有可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既有组织，定有头子；既有头子，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是这样（确有许多地方是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逼供信的各种形式。”这一大段话完全是自我解嘲，是“此处无银三百两”，好像康生是正确的，其实这无异是自我暴露。因为这样做的人，正是康生自己。康生的这个报告，虽然提出了要彻底纠正逼供信的错误和进行甄别工作，但是整个报告的基本调子是肯定成绩，反对“极右”。康生在报告中说：“我们这次反奸工作，并未完结，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了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个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有人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按照康生的这种观点，纠正逼供信和甄别工作实际上也就无法进行了。
值得庆幸的是，毛主席亲自抓了这个工作，及时补救，拨正了运动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