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归程
莫洛托夫到别墅把毛主席送上汽车，又先赶到火车站，在那里等候迎接。
汽车驶进城里后，离火车开动的时间还早，于是车队沿着高尔基大街驶至市中心区，并绕了几个广场，才到达基辅车站。在车站举行了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告别讲话。
这时，车厢里挤满了中苏双方的保卫人员，莫洛托夫想和毛主席再讲几句话，我们好不容易硬挤进去。
他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话，大意是：望你注意身体健康，多加保重。在路上、在国内都要注意保护身体，切勿大意。另外，要注意搞好保卫工作，不要轻视敌人，更不能麻痹大意。你们的道路是遥远的，行程是漫长的。只要有了健康的体格，才能继续自己的行程。我们祝愿你一路福星，平安到达目的地。
莫洛托夫最后说：“回国的路途很远，在苏联如同在家里一样。你如果愿意在苏联境内的某地休息或游览参观，我们都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安排好。”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胡志明。毛主席、周总理、胡志明各一个车厢。负责送行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工作人员是一个车厢，中方人员有陈伯达、欧阳钦、叶子龙、汪东兴等人。李富春、叶季壮、李强等均留在莫斯科继续谈判。
列车启动了，毛主席、周总理踏上了归程。在车上，毛主席研究了铁路沿线各地的情况，决定每到一个大站，不论白天黑夜，都下车参观。报纸上公布了中苏条约签字的消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大大改变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苏联人民对此欢欣鼓舞，毛主席所到之处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热情的款待。
列车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时，已是深夜11点多钟，主人建议在这里参观一家机械制造厂，但到那里时，厂里的工人早已下班了，只有汽锤车间尚有几个工人在操作，大概是专门为了让毛主席一行看看六吨级的大型汽锤工作的情形。我们还参观了联合电力与热力厂及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这所大学的学生们都睡了，学校领导及教授们在乌拉尔地质博物馆专候中国贵宾。这所大学主要是研究乌拉尔地区的矿藏。学校领导赠送给毛主席一个精致的乌拉尔山模型，在这个模型上用宝石标明了乌拉尔山的矿产品种和位置，整个模型五颜六色，非常漂亮。毛主席把它带回北京后，曾陈列在中南海里。
在鄂木斯克，毛主席游览了市容，参观了机器工具制造厂。厂领导特意引导中国客人参观了正在加工中方订货的车间，并说：工人们特别热情地精心赶制这批订货，部分成品正装箱出厂，陆续运往中国。
我们到达新西伯利亚时，已是黄昏。在这里，毛主席参观了契卡洛夫飞机工厂和制造枪炮的兵工厂。这两个厂都是国防工厂，平常从未对外国人开放过。
午夜时分，毛主席、周总理到大戏院观看演出。热情的演员们几乎等了一夜，晚上演出结束后一直没有卸妆。毛主席到后，他们立即演出了芭蕾舞剧《伊戈尔王子》的一个片断。苏方安排毛主席一行到大戏院不仅是看戏，而且也让客人们看看大戏院的建筑，这座大戏院前后用了二十多年才建成。
当车队返回火车站时，主人又邀请毛主席参观车站的新型调度室。这时在调度室值班的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她的头饰、胸饰明光闪闪、灿烂异常，在强烈的灯光下，耀眼刺目，使人无法睁眼。毛主席走进屋子，女值班员立即热情地起身迎接，和毛主席握手，但未来得及谈话，毛主席就转身退出了房间。他低声对我说，光线太刺眼了。
莫斯科人常常说西伯利亚荒凉无比，只有狼。西伯利亚人如此安排，就是要让世人看看，这里不仅有狼，更有年轻漂亮的姑娘。
22日，专列抵达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城，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的欢迎。毛泽东一行参观了生产自动推进联合收割机的工厂，晚上观看了俄罗斯歌曲合唱队的演出。其中有一组新编的歌曲，内容是赞颂斯大林、毛泽东和中苏友好的，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组节目是专门为迎接毛主席的到来而赶排的。
23日，毛主席在旅途中致电斯大林元帅，祝贺苏联红军建军节。
24日，毛主席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数小时，游览了市容，并参观了茶叶包装厂。当地负责干部向毛主席详细介绍了这家工厂的情况和生产程序，并再三说明该厂是完全依靠中国而存在的，因为它的原料——茶叶全部从中国进口，产品行销全苏。
当专车经过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首府乌兰乌德时，当地党政军领导登车看望毛主席，恭请中国客人进城憩息，但毛主席婉言谢绝了。这使他们很失望。上乌金斯克原是中国领土，当地居民基本是蒙古族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苏武牧羊”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毛主席不在此停留也许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25日，毛主席一行在赤塔停留时，参观了一所幼儿园，并欣赏了孩子们的演出。他们的舞蹈和歌唱都是赞扬中苏两国友谊和伟大领袖的。由于赤塔可供参观的地方不多，中国贵宾们很快又登上列车，继续赶路了。
专列离开苏联边城赤塔后，大家再也没有休息。毛主席一直坐在餐室里眺望外景。那天的天气虽然很冷，但阳光明媚。我和陈伯达坐在旁边陪着毛主席。由于无事可做，陈伯达开始说东道西，我也在一旁打趣助兴。毛主席不耐烦地说，你们在胡说什么呢？！这样，才打破了无聊的气氛，开辟了同他交谈的途径。毛主席侃侃而谈，从历史、文化、战争和自己的往事一直谈到今天新的世界。
列车到了边界终点站——奥特堡尔。苏联副外长拉夫伦捷夫登上主席的车厢作最后话别。苏方陪同的其他人员把列车护送到中国境内的满洲里车站，并帮助中方人员做完了换车、装车等全部工作后，才离开了工作岗位。这时，毛主席再三吩咐我们要把苏联同志招待好。
在莫斯科时，斯大林曾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各一辆吉斯小轿车。在满洲里换车时发现送给毛主席的那台车，由于没有放水，水箱被冻裂了。
一进入国境内，毛主席就轻松了许多，我们也轻松了许多。毛主席、周总理在哈尔滨、长春稍事停留，接见地方干部后，在沈阳大和旅社住了几天。毛主席因身体疲劳，只开了一次干部会，也没有在市内参观游览。一天早饭后，毛主席说要出去走走，叶子龙立即要了三台车，毛主席站在旅社的门口等车，我劝主席回屋等候，以防着凉。其实是怕出意外。上汽车后，我才知道毛主席是去看望苏联专家。可专家们大部分都去工作了，临时只找回少数几人。
到苏联专家住所后，毛主席对他们说：“现在，我们头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脚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苏联专家们对东方人这种特有的机敏和幽默一时没有理解，他们以为毛主席所说的“头上的问题”是指思想和理论，“脚下的问题”是指实践和实际。
我向他们解释说：“‘头上的问题’，是指我们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脚下的问题’是指要建设好我们的国家，造福于人民。”
3月4日晚，毛主席、周总理安抵北京，受到政府和各党派的负责人的热烈迎接和慰劳。这次访苏，从12月初到3月初，前后近三个月的时间，是毛主席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
注 释
[1]. 《新华月报》1950年第1卷第3期，第579页。
[2]. 早在1949年11月9日，毛主席起草的以中央名义致驻苏大使王稼祥电文中就讲到 ：“至于恩来同志是否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国内就已想好要周恩来到苏联参加谈判。
[3]. 根据俄罗斯公布会谈纪录，毛泽东明确提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而斯大林认为1945年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造的，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由此可见，斯大林拒绝了毛泽东关于中苏签订新约的建议。
[4]. 《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
[5]. 1945年8月7日至14日，宋子文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会谈中宋子文代表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10月20日，国民党派代表监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结果，一致拥护独立。
[6]. 《新华月报》1950年第2期，第855页。
[7]. 《新华月报》1950年第2期，第856页。
[8]. 尤金（1899—1968），全名帕维尔·费奥维奇·尤金，出生于俄国。1918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1931年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1932—1938年任该学院院长。1938—1944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37—1947年任国家出版总局局长。1946—1953年任《苏联书籍》杂志主编。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1959年任苏联驻华大使。1952—1961年当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1950—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8年在莫斯科病逝。
[9]. 赛福鼎·艾则孜（1915—2003），时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于1950年1月30日到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
[10]. 此时，中国和南斯拉夫没有建交，因而未请其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