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对苏联的工作访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实现停战。《停战协定》第六十条规定：“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 [1]
在朝鲜、中国、苏联政府的努力下，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于1954年1月在柏林召开。2月18日，会议达成协议：建议由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对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并讨论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届时将邀请苏、美、英、法、中及其他有关国家代表参加。
这时，我们国内形势日益好转。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进展顺利，各行各业发展迅速，国力大大加强，国际地位因此大大上升。我国已被邀请参加讨论和解决国际问题，特别是关于朝鲜、印度支那两大问题的讨论，非有我国的参加不可。
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开会研究制定参加会议的原则、方针等问题。特别是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从对邀请我国参加日内瓦会议这个问题有了初步议定之时起，就着手进行各方面的细致而周密的准备工作。周总理在对待一切有关问题上都表现出特别严肃认真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同时采取了应有的步骤和方法：教育干部收集、熟悉、研究朝鲜、印度支那情况及参加会议的各国的态度、动向等必要的材料、问题等，并亲自指导、组织、检查代表团的全部工作，对全团的人事也作了妥善的安排。
周总理的工作十分繁忙，他多次约人商谈参加会议的有关问题；拟定日内瓦会议期间加强外交活动的方针和计划，配合会议所需进行的国际宣传；同时，还同苏联、朝鲜、越南等国协商，力求取得一致的看法，以便采取一致的步骤。
在这段时间里，总理的外交秘书陈浩常常晚上打电话把我找去。我去西花厅时走大门进去，谈完工作后，往往已是后半夜了。陈浩把我从西房后的夹道送出来，边走边解释：大家都睡了，大门已关了，只好走小夹道。 [2] 当年的陈浩是个年轻的女同志，做事十分认真负责、细心周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切安排就绪后，总理和少数同志先行到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协商有关事项。
在出发之前，李克农和我应约前去西花厅看望邓大姐。她祝愿代表团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到达日内瓦，并杰出地完成任务。然后，她极其关心地讲了总理的近况、工作与生活习惯。总理时常流鼻血，大姐嘱咐我们对总理多加关心和照顾。我们非常激动而严肃地接受了邓大姐的这一重托，并表示一定尽心尽力而为之。
这次出国活动和来回奔波，前后长达四个月。总理所完成的工作量比任何人都大，所付出的心血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任何人都更劳累。对总理的一切，不待言，大家都很关心和照顾。但比较起来，还是总理对大家的关心更多，照顾更周到。相形之下，我们心里不免产生了内疚。
这次出国，原计划在伊尔库茨克稍事停留直飞莫斯科。但因飞机发生了故障，不得不在乌兰巴托作一次意外的降落。我随总理走进机场休息室。
一会儿，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打电话到机场询问：何人的飞机，为什么飞来飞去，不打招呼？
机场领导向他汇报了情况，然后要我去接电话。我告诉泽登巴尔：是周总理的飞机。本来没有计划在这里降落。因发生故障而不得不作意外的降落。
泽登巴尔说：我们是一个主权国家。照理，降落时应向我们打个招呼，这样也便于我们迎接和招待。
我回答说：泽登巴尔同志，我们是老熟人了，大家都不必客气，一切礼节也可以免去。你们什么时候愿意到北京来都可以，我们都欢迎。关于今天咱们的谈话，我立即向周总理汇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我向他转达。
泽登巴尔说：我们今天不能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同志了，因为事前我们不知道，也没有准备，现在也来不及了。好吧，请向他问好！
我把上述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以后，他沉思了一下，说：我们应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一次正式访问。7月9日，周总理再次在乌兰巴托做短暂降落时，泽登巴尔亲到机场迎接。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正式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周总理到苏联进行工作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商议和协调中苏双方对日内瓦国际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以及对会议进展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价。
4月1日，我们到达莫斯科后，中苏双方一连进行了多次会谈协商。因为会谈是围着圆桌进行的。所以，赫鲁晓夫把这些会谈称作圆桌会议。除赫鲁晓夫外，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等，中方是周总理和驻苏大使张闻天。
会谈一开始，双方相互交换了有关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然后，赫鲁晓夫简单地讲了对会议的设想和看法，指出这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它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齐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我们利用这次国际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我们的方针政策，对有关事态作些声明、解释和澄清，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阐明和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是有益的收效了。对会议不可以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结果，这是可能的，不是空想。要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日子并不好过。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同时指出，在国际斗争中和外交场合中，很难预料出现什么问题，尤其不可设想一切都会按照我们的预定方针或计划进行。因此，对任何一个问题、一件事，都不要认为它会依照我们的想法和愿望去发展，尽管我们对一些问题事先有自己的看法、设想、要求、愿望。因此，我们事先只应有一个大致的设想或意欲达到的目标。自然，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毫不含糊的明确立场、态度和原则，但同时必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预见性、机动性。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恰到好处，达到预期的目的。总之，需要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到对策，灵活运用。
周总理讲话，他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总理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
周总理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与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校正口径，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这就是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然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
周总理还指出，我们对苏联同西方国家关于这次国际会议磋商的前前后后和整个经过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作个介绍，并确定协作原则。
我们的这些要求，苏方都给予肯定的答复。周总理对此十分满意。
双方在会谈中还约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向我代表团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以及在斗争中必须注意的各项事宜。
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于是，周总理决定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然后率代表团到莫斯科。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周总理。在宴会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总理劝酒。周总理饮酒过量，加之赫鲁晓夫等人同周总理拥抱、旋转，周总理因肝脏有病，不宜饮酒，又因疲劳过度而呕吐。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无所措手足。只有莫洛托夫一人陪同张闻天，把周总理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这些话是诚恳的。因为他深知周恩来将作为他的战友，不久以后将在同一条战线上带领一支友军与他协同作战。怎能不关怀友人、同志的健康呢？！
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八号公寓，总理已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我们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把他扶上床，让他安睡。同时，请来了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给他诊断、医治。医生检查之后说，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得过病，所以经不起酒精的刺激。现在应该使他安静地休息，明日他再来探望。然后，给了一点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约8点左右，总理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涨。接着他就问我：“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儿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儿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地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
“没有！确实没有！”
总理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涨，不清醒了。”
我答：“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8时半，那位医生又来探望总理。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跋涉长途。总理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总理启程回国了。 [3] 我没有跟他回国，留在莫斯科等候他。
总理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4月21日，周总理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谈笑风生。我们到机场迎接他时，他对我说，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了丢丑！
起初我不明白总理指的是什么，谈完后，我想了一下才明白。我不以为然地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
总理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这回，周总理在莫斯科又耽搁了两天，除协调双方的方针、策略和校对口径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胡志明、范文同 [4] 也在莫斯科。周总理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志明（化名丁同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
利用逗留两天的机会，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罗米柯，到八号公寓来座谈，回答我们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
座谈中，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多，他们回答得也比较细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听、被窃取、上钩、上当、走漏消息，或受骗等。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取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住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