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苏联1930年代的肃反
在西伯利亚的九年间，我一直在内务部工作，与共事多年的战友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年，不少苏联同志都很关心中国革命，特别是关心中国工农红军的进展情况。这里只提一下西伯利亚军区保卫部的负责人布拉托夫将军。他是热爱同情关心中国革命的一个人，他比我小两三岁，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关怀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我们曾在一个楼里办公，每天一上班，他常常先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打听关于中国红军的情况。为此，他送给我一幅中国大地图，要我每天用小红旗标出红军移动的方向和位置。当时，中国红军正在长征途中，人们不能揣摸其动向，也无法了解它的现况，一直到红军抵达瓦窑堡之后，大家才明白了红军是做战略大转移。西安事变发生时，布拉托夫将军又产生了疑问，对某些问题不能理解，来向我质疑，同我讨论。“七·七”抗战爆发后，他兴奋了一阵，很为中国终于开始抗战，抵御外来侵略而高兴。但不久，他被调走，从此我们之间失去了联系，而美好的回忆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保卫部门的干部都是从苏共党员中选拔出来的忠实可靠、较有能力的优秀干部。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他们都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些干部都是忘我的、无私的，果敢的、英勇的。他们个个都好强，自然也有为自己争功的想法，但更多的还是比谁的贡献大、功劳高；在对敌斗争中，谁更勇敢、更坚强和勇于牺牲，谁对党更忠诚。
捷尔任斯基是保卫部门的创始人，也是保卫部门工作人员的典范，关于他的事迹和传奇，在苏联广为流传，人所共知。
在十月革命、内战及其以后的岁月里，在残酷、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保卫部门在镇压敌人和保卫人民这两个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与间谍、暴徒、破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同时，在惩治强盗、小偷、流氓、卖淫者，以及收容、收养孤儿、流浪者，消除社会上的混乱现象，整顿和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因而保卫部门在苏联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虽然是中国人，但只要一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就可在各个机关畅行无阻，可以检查任何一件事。当时，我们机关设在共产主义大街，群众一听到是从共产主义大街来的，就敬畏三分。
保卫部门初创时叫非常委员会，缩写为契卡。后来更名为国家政治局，缩写为格贝乌。以后又改称为内务部、国家安全保卫局，最后改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缩写为克格勃。这个单位是苏联政府中最大、最复杂的部门之一，不管它的名称怎么改，经管的范围怎么变，其性质和根本任务都始终如一，没有变化。但是，时代的变迁，人员的更替，这个机关也逐渐复杂化、官僚作风多了。机关干部由原来都是从有革命实践经验者中选拔出来的最优秀的分子，变成由一般未受过实践考验的青年工作人员所代替。十月革命后的几十年来，苏联的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革命初期受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围攻、包围，逐步走向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稳定，正常社会秩序的建立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与敌人进行武装、隐蔽斗争的任务大大减少，于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大量的、经常的重要工作。在人民内部矛盾占重要地位的形势下，保卫部门如何发挥职能，如何在同隐蔽的、暗藏的敌人做斗争中，既保护人民，又打击敌人，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保卫部门的职权不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只是一味地扩大，这种不受严格监督的权力本身就是腐蚀剂。再加上工作人员素质下降，那就难免出现滥用职权、贪赃枉法的现象，更难免在工作中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伤害无辜，而引起人民的不满。
1927年春，捷尔任斯基突然病逝，由敏仁斯基接任了他的工作。敏仁斯基长期担任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在群众中虽不甚出名，但在机关内部和干部中却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他遭到暗害，因药物中毒长期卧床不起，实际工作由雅果达主持工作。刺杀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 [6] 的案件就是由雅果达处理的，他首先给列宁格勒保卫部门负责人梅德韦杰夫等一批干部以极其严厉的惩处。雅果达的俄文意思是“野红果”，梅德韦杰夫的俄文意思即“狗熊”，所以，当时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野红果”吃掉了“狗熊”。
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虽然发生在万里之遥的列宁格勒，但是在西伯利亚保卫机关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震动。至今，我还记得那一天的清晨，我们刚刚走进办公楼大厅，就被召集到伊利英部长办公室。部长办公室的气氛格外严肃、凝重，大家坐定后都一言不发，互相观望，彼此猜测，但是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无疑是一个不祥之兆。
等人都到齐了，部长放下手中的文件，命令大家：“起立，为基洛夫同志悼念、默哀！”
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我们都惊呆了……
默哀后，部长以极其悲痛的心情传达了基洛夫被刺的经过。敌人是何等的卑鄙、恶毒、阴险、凶狠、残暴。这时，人人心情沉重，神色悲哀而严肃。这件事的发生是保卫部门的奇耻大辱。尽管我们是在西伯利亚，但是保卫任务从性质上讲是没有时间、地点、界线的限制和区别的。保卫机关的职责不是收拾残局，不是雨后送伞，而应是防患于未然。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觉得千钧压顶，觉得自己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从此以后，保卫部门对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以上的干部采取了一系列十分严密的保卫措施，并对所有保卫人员进行了极其严格的审查、选择和调整，对工作制度严加整顿。1935年1月联共中央在党内发出关于基洛夫惨遭暗杀的秘密信中，认为“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 [7] 因而于1935年至1936年进行了清党，党员重新登记，并换了新的党证。
不久，从莫斯科传来了雅果达犯错误的消息。他被揭发为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有关联的暗藏分子，于1937年4月被捕。
1936年9月25日，联共（布）中央任命叶若夫担任内务部部长。叶若夫的俄文字根是“刺猬”，人们又取笑说，“刺猬”吃掉了“红果”。叶若夫是工人出身，当时已在国家机关担任部长职务，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斯大林很器重他，认为他精明强干、年轻有为，但也知道他毫无做保卫工作——对隐蔽的敌人作斗争的实践经验。他一走进机关，就被某些投机分子从“左”的方面所包围所蒙蔽，在“左”的势力的怂恿和推动下，他走上了宁“左”勿右的道路。
当时苏共正在进行反对托派的斗争。1936年8月、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先后审理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案”和“托洛茨基平行反苏总部案”，将反托派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1937年3月，斯大林宣布“托洛茨基已不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政治派别”。 [8] 认为：在“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他指出：“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漠不关心、泰然自若和幼稚无知，以至于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9] 他将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当然，斯大林的讲话是代表苏共中央做的。
在反托派斗争中，叶若夫忠实地贯彻并推行了严厉打击的方针和政策，首先是彻底消灭托派。于是，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及其周围的人进行镇压，到1938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叶若夫本人在精神上也受到极大的刺激，以至精神失常，一病不治。1938年5月，内务部由贝利亚接管。7月，叶若夫被调到内河航运委员会，半年后在疯人院自杀。
苏联的肃反工作是由内务部、检察院、法院等专门机关负责，是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的。但从1936年2月26日到1938年7月间出了乱子。这段时间，保卫工作紧张到非凡的程度，可以用八个字形容，“日夜不息、兼程并进”。有时，连续几日都离不开工作岗位，甚至整月吃住在机关。就是回到家里也是半夜三更，妻子已酣然入睡。而次日，妻子起床时，丈夫仍在睡梦中。虽然同居一室，时常不得相见，更无暇交谈，彼此只有在桌上留一个纸条，以笔代口。
如果仅仅是工作繁忙、紧张，再苦再累大家也不会有怨言。可那时的气氛使人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人人顾虑重重，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清党、肃反运动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大喊大叫，造成了不容分说的局面。其做法也是这样，只要有人控告，写匿名信揭发，甚至仅仅是提出怀疑，不管你的资格有多老，即使是列宁时代的党员；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即使是中央委员、苏维埃代表、党委书记、部长，还是党外著名人士、有贡献的知识分子——都可能随时被逮捕、关押、审问、判刑，甚至可能被枪决。
这里仅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1937年的一天，一位年轻人斯米尔诺夫约我一道去打网球，我换了一身白色的服装，与他一同前往球场。这件事不知被哪位高贵的夫人看到了，马上报告给组织，肯定地说斯米尔诺夫同日本领事馆的官员一道去体育场打网球。言之凿凿。而有关领导没有进行调查就向他提出质问并要他交代。斯米尔诺夫无法回答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一时想不开，就在办公室里抽出手枪自杀了。事后，扎柯夫斯基部长痛心地说，只要不同外国领事拉拉扯扯，只是打打球，又有何妨。
令人震惊的是，一位犹太人拉比诺维奇全家于1937年被判处死刑，他年仅十七岁的小妹妹也未能幸免。拉比诺维奇早年随父母在满洲里居住、工作，后迁回苏联上乌金斯克（即今乌兰乌德），被调入保卫部门工作，曾任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地保卫机关的负责干部。仅仅因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侨民而成为审查的对象，被怀疑为日本特务。他知道这种问题难以查清，而按类别惩治，法网难逃，于是自杀了。自杀在当时被认为畏罪而死，也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样，顿使问题更加严重。恰巧他的妹夫也是犹太人，叫别尔满，曾犯有严重罪过，于是别尔满全家七口人都受到株连，而被处死。
这种严重的违反法制的行为，引起广大保卫干部的不满，但在那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敢怒而不敢言。我的上级几位处长级干部，扎维金、布多托林、特里亚诺夫斯基对机关出现的胡作非为极其不满，但又都无可奈何。当工作人员向他们请示工作，如何办理某案时，他们总是发牢骚地说：“随便吧！对谁都一样，只是不要把自己办进去就行了。”肃反工作中破坏法制、法律程序的现象违背了宪法、法制，必然压制民主，窒息群众的正确意见，使中央无法及时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以防止发生或纠正已发生的偏差。再加之上层领导的官僚主义、轻信，使事态发展到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地步，甚至家庭成员相互之间都不敢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地交谈。违背法制的做法，其结果不能保护诚实的好人，坏人也未必受到应有的惩罚。一些野心家和坏分子利用党内的派别斗争和政治分歧，夸大、虚构和利用矛盾，兴风作浪，借机钻营，公报私仇，搅混清水，唯恐天下不乱。肃反运动的目的是清理、纯洁队伍，可是这种做法本身却导致了同志间的互不信任和互相怀疑、互相推诿，见风转舵、排斥异己等政客作风的蔓延。这些资产阶级政客作风既是腐蚀剂，腐蚀了党的肌体；又是离心剂，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削弱了党的凝聚力。
社会是复杂的，革命是艰巨的和曲折的，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只从主观愿望出发，好心也不一定有好的效果。真理往往再向前走一步就成为谬误，过犹不及。
苏联肃反因是由专门机关做，被关押或被枪决的一般都公布于报端。1935年—1936年清党，1937年—1938年肃反，据我所知，联共（布）1934年1月召开的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130多名，其中有98人被捕、被枪毙，占中央委员的70%。参加第十七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有1966名，其中1108名被捕，占50%以上。军中受清洗的军官35000人。当时共有五名元帅，其中三名被清洗。鼎鼎大名的加伦 [10] 元帅——远东军区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也遭枪决。他和扎柯夫斯基同是当年国内战争中西伯利亚游击战争的指挥者和组织者，在西伯利亚威信甚高。加伦从远东到莫斯科去时，多次在新西伯利亚逗留。他在大戏院前的广场上向群众演讲时，我曾参加这方面的保卫工作，有幸一睹他的风采。加伦元帅是中国人民很熟悉的人物。1924年，斯大林曾派他到广州担任中国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的团长。
苏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因斯大林中了德国人的反间计而遭杀害。十一个国防委员和副委员长全部被清洗。基辅、莫斯科军校曾在沙皇时代服务过的旧军官更不在话下。
受人尊敬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西伯利亚边区党委书记艾希被捕后在莫斯科狱中自缢身亡。我们的部长、内战时期西伯利亚游击队最高领导人之一扎柯夫斯基在列宁格勒被枪决。西伯利亚边区执行委员会主席格里金斯基、市委书记米勒等人也无一幸免。西伯利亚内务部副部长马尔采夫、扎尔佩捷尔、纳乌伊奥盖伊斯基、罗列尔、彼克及以下各级领导人都被捕下狱，其中大部分人被处以极刑。原来领导过我的科长、处长，被调到外地，如下新城等处工作，不久也遭此厄运。1939年春天，在莫斯科花园街上碰到扎尔佩捷尔等三位的遗孀达索莎放等。她们对自己丈夫的遭遇还一无所知，对未来仍充满憧憬。1935年—1938年约有七百万人被清洗，其中党员有一百二十万，被处死的党员约有六十万。
当自己的党、自己的政权把自己的同志当作间谍、敌人，当作反革命分子、人民公敌，而枪杀或送进劳改营，把无辜者当作罪人来镇压，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啊！真是仇者快、亲者痛。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多么悲惨的一页！
贝利亚将高加索的肃反工作情况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指出冤假错案太多。1938年初，斯大林下令暂时停止捕人，集中力量清理并结束全部积案。不久，中央发了文件，规定对任何已逮捕或拘留的人犯一定要履行法律手续，经检察机关批准；结案后，一定要经法院或人民法庭公审、判决，并予以公布。凡属错捕、误捕或罪行证据不确凿者，一律予以释放，继续调查。对已处理过的案件应予以清理、上报。同时，中央还挑选了若干重大案件重新审核。这一系列措施初步制止了乱捕乱杀的现象。但是，放人容易，而搞清问题就难了。更困难的是，有若干案件既难以了结，又无法上报，只好拖下来。我在工作岗位上既参加过案件整理工作，也做过善后事宜。
1939年3月，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已公开谈到肃反中的错误，他说：“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 [11]
肃反运动助长了个人迷信的发展。那时人们心目中最正确、最英明、最神圣的人物只有一个，就是斯大林，大家只需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他的话就够了，党内生活不正常。这样斯大林就听不到真实情况的报告，从而他也在被蒙蔽、被欺骗、被吹捧、被愚弄。周围的工作人员对斯大林一味地歌功颂德，拍马奉承，投其所好。人们常说，斯大林在晚年，特别是在临终前，非常孤单和寂寞，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与苏联当时的政治形势、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素养、民族关系和处在被帝国主义包围的国际环境、历史、社会各方面的原因有关。
斯大林作为最高领导对此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与他个人的特点、修养、个性、作风等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是当时在中央领导岗位上的其他同志也负有很大责任。
斯大林虽然犯有严重的错误，但他仍不愧为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定地维护了列宁主义原则和十月革命成果；坚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领导了击败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为制止人类历史的倒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保卫了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独立自主、繁荣昌盛。他的成功给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极好的榜样和范例，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发展。斯大林虽曾陶醉在个人崇拜之中，但他不是个人主义者，他对党、对国家是极其忠诚的；他从没有谋过自己的私利，没有照顾过自己的妻子、儿女、亲友，在处理家庭问题上甚至因有些“无情无义”而遭到非议和诽谤。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应接受历史教训，不让这些悲剧重演。但是当人们过于麻痹大意，失去警觉时，鬼的头角也会刺破天网或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
在卫国战争结束几年以后，肃反的狂热在苏联又死灰复燃，人们疑窦重开，以为敌人又来暗杀暗害。一些曾被派往国外工作过的部分同志，被列入了肃反名单，如中国人民很熟悉的鲍罗廷。他早年在美国工作，后来仍保持着同美国朋友的来往和联系，因此他受到怀疑，并被枪决。著名的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在苏联遭逮捕后即被驱逐出境。1952年的“医生暗害事件”牵连到高级医生、医学教授约九人，其中诺瓦克教授当时正在中国工作，受聘为毛主席医病。大约在1952年秋，我正陪同刘少奇在莫斯科出席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有一天斯大林告诉刘少奇说，一位苏联医学专家正在中国工作，他是有问题的，被牵连到一个反革命暗害分子的案件中，我们已电令调他回国。如果你们还需要医生，我们当设法另外挑选适当的人去。据我们获得的消息，当斯大林通知刘少奇时，诺瓦克已被从北京送到伊尔库茨克机场。
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苏联一直在进行。1939年，斯大林已认识到肃反中“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二次大战期间，苏联释放和起用了不少被冤枉的同志。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更是大张旗鼓地给冤假错案平反，对被冤枉的同志基本上都给予了平反或昭雪，并通知了受害者的家属。
但在平反中，他们还是没有脱去旧巢，仍以惩治为主。1950年，我随毛主席访问苏联，途经奥木斯克，因该城有一家军工厂正在为中国生产工业机件，所以毛主席特意下车参观。下车后，我突然遇到我的连襟维特科夫斯基，他是奥木斯克州的保卫部长，前来迎接毛主席。我们两人多年音信不通，这时突然相见，不禁热烈地拥抱起来。但到1960年代，他又遭到清洗。其原因就是1930年代肃反时，他在保卫部门工作，追究他1930年代肃反扩大化时所犯错误的责任。
毛泽东却不这样处理问题。他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捕。早在1944年总结整风时，他就讲过：“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他又说：“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12] 毛泽东正是以这样的思想指导了整风运动。尽管康生借机搞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施行了种种阴谋诡计，进行暗害破坏，企图将整风引入歧途，但也未能使整风运动发生大的偏差，从而达到了统一思想、团结全党的目的。毛泽东、任弼时等都曾不止一次地纠正过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毛主席曾亲自为我们做了一次非常有益的、也可以说是启蒙式的讲话，使我们受益匪浅。我将在“整风运动”一节中详细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