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和他的战友们
主席很注意团结干部，抗日战争期间他反复地讲对敌要狠，对内要和。
张闻天的理论修养较高，有威信，但对问题的态度有时没王稼祥那样明朗。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的一票起了关键性作用，主席十分重视此事。主席很注意团结他们，请张闻天和中央的五位书记一起住在枣园；整风时让王稼祥当中央高级学习组组长、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国际政策研究室成立时，召开成立大会，主席不但出席而且亲自主持。但是稼祥当时表示对这些都不积极。我在研究室算是王的第一助手，我向他请示工作，他大多不吭声。研究室的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起来。
主席让他们参加重要的座谈会、出席中央会议、政治局会议。不仅对他们如此，对他们的部下，如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等，也吸收列席政治局会议，对他们在生活上的照顾更不消说了。
遵义会议后，对遵义会议决议不理解，顶得最厉害的是凯丰，但主席对他也是采取团结的态度。
1937年底，王明从延安到了武汉。当时，武汉有政治局委员四人：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王明企图搞成第二中央，对这点凯丰是不同意的。毛主席把这些都记在心里。
1942年，主席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让凯丰主持会议，并讲话。
凯丰是个有主见的人，头脑清楚，不盲从，不人云亦云。七大闭幕后，军委召开座谈会批评彭德怀，找了许多老干部，特别是苏区的干部，范围较广，连我的夫人周惠年（她在苏区待的时间很短），也接到通知参加了会议。凯丰却不出席会议。一天他到枣园来玩，对我谈了一点情况。他说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上主要批判彭总两个问题，一个是百团大战；一个是说他一贯不听毛主席的话。凯丰讲：百团大战，彭总请示过主席嘛，当时主席也没有讲过什么话。彭总虽然当过旧军队的团长，但这是入党之前的事，是过去的事了。彭总态度有些骄傲，有些过于自信，但是也不能这样搞。凯丰认为，彭总在理论上、出谋定计方面都不如主席，但是他性格耿直，拥护真理、坚持到底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即使凯丰有不同的看法，主席仍是团结他、任用他。
主席很重视地方干部，他讲过：“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 [1] 他也反对“山头主义”：“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他特别讲道：“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 [2]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主席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说，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了，按资历就数高岗了。当时高岗在内蒙工作，主席把他调回来负责西北局的工作。其实高岗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有限，特别是他的品德不好。但主席对此不了解。
高岗担任了中共西北局书记后，经常向主席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如众所周知的，一个农民说：“怎么雷公不劈死毛泽东。”保安处的同志要将这个农民逮捕。高岗反映给主席，毛主席马上命令边区政府减少三分之一的征粮数，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并下令释放了这个农民。高岗也曾向主席反映过整风运动中过激的做法。解放战争中高岗到东北去工作，担任东北局副书记。特别是解放后，由于高岗的表现，主席对他的看法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主席重视统战工作。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降到抗战以来的最低点。1942年一二月，林彪从苏联回国。主席让他先不要回延安，径直从西安去重庆见蒋介石，做点统战工作。这是主席的一个策略，以此来改善国共两党关系。林彪具备做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一，他是蒋介石的学生；第二，他又是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捷的指挥员；第三，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有国际、苏联背景。由于我回国不久，对当时的策略不了解，为此，向主席提出疑问。主席坚持他的意见。后来我慢慢才明白，如果林回到延安再去见蒋，蒋会生疑，认为他同中央已研究了对策。林在西安住了较长的时间，有些着急。毛不仅打电报，而且托人捎信，使林安心地住着。 [3]
1942年8月，蒋介石邀请主席到西安见面。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主席不便去，所以派林彪于10月7日到重庆去。蒋介石猜到林彪此行的用意，于10月13日见了林彪一面之后，就不再见他，而且不准他和恩来离开重庆。直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蒋介石才允许恩来和林彪回延安。临行前，蒋介石又见了林彪一面。
1943年7月16日，林彪从重庆回到延安。 [4] 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和主席不期而遇。他正向山下走，边走边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
我听后心中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恩来1940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电话。第二天八九点钟他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去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几天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河滩上开了个欢迎会，还是由中组部主持的。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我们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大卡车才到。林彪一下车，主席迎上去和他握手。林彪转身看见我，把另一只手伸过来，握着我的手。主席很奇怪：“怎么，你们也相识？”主席握着林的手回到窑洞去，这等于斯大林拉着一位将军的手一样了不起。主席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住在杨家岭，靠近他。自然主席也深知林彪其人，但是林听话，又会打仗，联想到二十四年后安排他当接班人，这也就不是偶然的。
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由共产国际干部部东方处负责接待，徐介藩具体办理。徐、林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徐比林高两期，是二期学员，1925年就到了苏联。可是林却在徐的面前摆架子，让人受不了。徐几次向我讲：林彪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根本不愿和林彪接触。林彪并没有什么病，却一直住在苏联休养，而国内的抗日战争又那么紧张、激烈，所以斯大林对此都是有些看法的。
徐介藩于1948年回国后在东北外事处工作，是翻译冀察晋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总负责人。解放后，徐介藩的妻子去世，他又与林彪的前妻张梅结婚。“文革”中，林彪、叶群抓住他曾在苏联内务部、联络部工作的历史，无中生有地说他是苏联特务。
张梅是陕北延川县乡村的小姑娘，文化水平不高，林彪把她带到苏联照顾自己。后来她留在苏联学习，1948年回到东北。“文革”期间她也被打成苏修特务。徐介藩、张梅夫妇被关押多年，甚至受到酷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9年总政治部才做出结论，予以平反。
林彪在杨家岭住了几天，向蔡畅提出，希望她能帮助介绍老婆。蔡畅知道他和张梅关系不好。林彪的要求是对方是大学生，有身份的姑娘。当时我在马列学院教俄文，知道马列学院有两三个姑娘，架子大得不得了，叶群是一个。林彪打听到叶群，看上了。林彪先向任弼时讲。那时林彪那么高的地位，叶只是马列学院的学生。这件事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他和任弼时谈完了从我门口过，将皮带歪撘在肩上。陈琮英告诉我，林去找老婆了。
但是，叶群不买账，不答应。林彪又到王家坪找朱德、康克清大姐说。朱德说：这好办。过了几天，以康大姐的名义请叶群到八路军总部王家坪来。叶群乖乖去了。朱德和叶群聊天。摆开桌子吃中饭时，朱德说：今天我请叶群，还有一位客人林彪。他刚从苏联回来，还没有请他吃过饭。朱德当着林彪的面说：叶群，你年龄也不小了，应该找对象。我听说我们林彪将军喜欢你。你还看不上，你还想什么？
这样林彪和叶群前后不到一个月就成功了，是朱总司令帮的忙。我对朱德说：朱总司令，你打仗向部队下命令有力量。我没有想到你对一个女孩子下命令也这么厉害。
相比之下，毛主席对李立三是冷淡的。1946年初，李立三从苏联回到东北，5月，他利用参加东北三人小组谈判工作的机会飞到延安，住在中组部。他给我打电话，要求见主席。我考虑到他与主席都是湖南人，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在一起从事学生运动，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再者，李立三曾任中共中央第一把手，自1930年出国至今，才第一次回到中央，于是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可以，待安排好后即通知你。”
我去请示主席，没有想到主席淡淡地说：“好啊，他在哪儿？明天上午见他吧。”当时主席住在王家坪，主席什么也没有准备，只和勤务员打了一个招呼：“客人来了，倒杯茶。”
见面后，主席平淡地说：“你回来了，好。你在东北的情况怎么样？”立三满腔热情，一心想好好汇报汇报，讲讲自己的情况，但是看见主席不怎么爱听，也就讲不下去了。主席心中有数，不能鼓励立三的激动。更奇怪的是，立三穿一身美国军衣，那是美国的救济物资。主席看了，也不高兴，事后让后勤部发给他一套干部服。主席进了北京，住在香山时，立三从东北来看主席，依然如故，又穿了一身缴获的呢制服，神气十足。林彪、饶漱石也是如此，主席一见就不高兴。
主席看人不仅从大处着眼，而且也注意一些小事，观察你的衣着、表情、言谈和举止，以了解你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比如，我在国外住得较久，养成打手势的习惯。西方人认为打手势可以加重语气，主席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年轻人在年纪大的人面前、在长辈面前不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解放后，立三对总理讲：师哲在苏联做保卫工作的，讲话用辞一贯粗鲁。总理转告主席。主席一听心里自然明白，说：我还是用师哲当翻译。主席用人考虑很周到，不仅看你的表现、才干，还要看你的历史、社会关系、工作态度以及所能起到的作用。因李立三在苏联受过冤枉，坐过牢，他如果用李立三当翻译，苏联会怎么想。我出国时，主席请刘亚楼做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