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毛泽东身边
转战陕北之后，我任政治秘书室主任，管中央毛、朱、刘、周等人的政治秘书。中央从西柏坡迁到中南海仍是如此。我的政策是尽可能的不去管，因为无论田家英、李琦等这些政治秘书，他们首先的任务是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服务，直接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指示。
到中南海后不久，江青从中作祟，挑拨我和毛泽东的关系。江青到过苏联好多次，每次都要林利给她当翻译。一次我派张国男陪她去，她极不满意，到主席那里告状。
1952年春间，江青自己联系苏联医生为主席看病。这两个医生带了自己的翻译。机要室的人不了解情况，按惯例办事，来了苏联客人就打电话叫我去。等我赶到丰泽园时看见主席、江青坐在一边，医生和翻译坐在另一边，已开始交谈。我坐了一会儿，看到没有什么事就想走。这时，江青忽然将主席叫到另一间屋子去谈话。他们不在，我不好意思走开。过了一二十分钟，主席、江青出来了。这时主席的态度大为改变了，说：“师哲，你来翻译。”意思是不要医生带来的翻译，这使我不好意思，于是我对医生的翻译说：“你是专家，你们两个译。”主席极力表现只让我翻译，不让他译。我心中极不舒服，很尴尬。
过了不久，又从江青口中传出，要把师哲“搞垮、搞倒、搞臭”。这是什么意思？我心里想，你江青有什么资格讲这种话。但这话是有来头的。当年到主席那里去的苏联客人很多，特别如尤金时常和主席见面，这使我越发谨慎小心。
1949底1950年初，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时，我和主席朝夕相处，寸步不离，他的衣食住行都由我安排。回到国内自然有叶子龙、汪东兴等人管，我要让路。因而主席认为我同他疏远了。有一次我从主席那里出来，主席亲自送我出来，送到门口。他边走边说：师哲，你到我这里来，不要给机要秘书打电话，我对哨兵也打了招呼，你直接来就是了。我没有也不可能照此去办。心想，你那时如果有客人怎么办，如果丢了文件怎么办？所以我仍然是按照老规矩办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丰泽园。办完事，主席同我一起从屋里出来说：咱们散散步。我们在颐年堂的院子里散步。主席又说：你到我这里来，对谁都不必打招呼，直来直去，无拘无束。我感到很奇怪，这不符合惯例，要搞什么名堂？
有时我去，他还未起床，有时正在吃饭。吃饭时，叫我坐下和他一起吃，叫警卫员拿酒来，他喝红酒，我喝白酒，不分彼此。但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发毛。
同时，杨尚昆主任找我谈话，说：主席他老人家说了，中央书记处要这个政治秘书室干什么？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杨尚昆说：从延安出来后就有了，已有五六年了。不久撤销了政治秘书室，免了我主任之职。原来由我管的事交给江青，由江青当主席的政治秘书，负责掌管群众来信。但江青一次也没有管过，实际是由田家英管。还有文艺戏剧等材料也交江青管。江青下去搞武训调查，批判《武训传》就是江青的主意，主席也对我讲过，对外国人也这样讲。
他要把江青捧起来，往上抬。
我除了在中央工作外，还负责筹备组建、领导俄语学院（北京第一外语学院的前身），又担任外文出版社社长，中央编译局局长。
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列著作，早在延安整风前之前中央就酝酿成立。到西柏坡之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曾在下面对我讲，要我负责办理。我说中央没有决定。陆定一将中央交办的有关国际的事情交给我办。1949年夏，王稼祥到北京来，住在香山，为刘少奇出访准备材料，他对我说：编译马列著作的事你逃不了的。我说：几位中央领导人的事就够多的了，我又没有干部帮忙。王稼祥立即打电话将东北组的俄文翻译班子统统调到北京来，这批人1949年上半年到香山，后成为编译局的骨干。总理很重视这件事，亲自写了一个决定或通知：中央决定成立编译局，由师哲负责。1949年9月我随刘少奇出访，回国后，开始着手组织俄文编译局。总理、少奇都很重视此事，想把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俄语翻译工作交给我们。乔木和我谈，主席的意思是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大约于1952年底，他拿着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正式成立编译局，我任局长，陈昌浩、姜椿芳，后来还有张仲实任副局长。陈昌浩是1949年少奇到苏联把他要回来的，在中央党校任教务长。姜椿芳原在中宣部工作。编译局开始调人调不动。乔木向主席反映，主席说：立刻调。我告诉组织部的安子文，很快将人调来，全国懂俄文的都可以调。1952年底编译局正式挂上牌子。
但是我的工作仍然以对中央服务为主，在中央以为毛主席服务为主。经常陪中央领导人出国，有时一年间就有半年多在国外。总理的事情特别多，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总理从大连找来了马列。我很高兴，这样可以分担我的工作了。马列是个青年人，在延安、大连学会俄文。
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处理了高饶反党集团问题。我因是陕西人，有与高岗交往过密的嫌疑，有人也想把我打入高岗集团。这事传到贺龙耳中，把他吓了一跳，从此同我拉开距离。
我多次陪高岗到苏联访问。有一次，走进克里姆林宫时，高岗对我说：我是首长，应由你给我拿着皮包。我顶了他一句：我有个坏习惯，走到哪里就把皮包丢到那里。高岗这个人文化程度不高，做事马虎。每次从国外回来我都提醒他及时向中央汇报，也不知他做没有做。每次我都为他向主席汇报，当然汇报时总要讲他基本完成任务等话。1955年高岗自杀后，主席怪我以前讲高岗的好话。我说：“主席，你把他捧得那么高。”主席认为斯大林害了高岗，意思是斯大林支持高岗，把高岗捧得那么高，捧坏了。
大约1954年，我陪主席在颐年堂散步，他突然问我：“俄文学校有多少学生？”
我答：“四五千人。”
“留苏预备部有多少人？”
“有两千人。”
他说：“你培养这么多人，不怕过剩吗？”
我不解其意，说：“国务院开会，总理总是把我拉去列席，人家要俄文干部。总理就说师哲在场，向他要。怎么会过剩？”
毛主席见我不开窍，说：“今天不谈了。”
在陕北时也是如此。沙家店战役，我们消灭敌人一个师，主席同我谈到局势问题时说：敌人再无力反攻了。我傻乎乎地问：“我们只消灭了敌人一个师，为什么胡宗南就无力再进攻了呢？”毛主席一听我问这个问题，马上说：“好，暂不谈了，你看局势的发展吧。”因为我不了解全局，一时弄不清。后来局势的发展果然如主席所预料的。
中苏关系，八大时，总理找苏共代表团谈话，主席找米高扬谈话，我才明白所以然。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中苏关系会发展到60年代那样激烈的争论、对立的程度。
1957年1月我给邓小平、刘少奇打报告，要求离开中央到山东、陕西或河南等省做地方工作。小平很快划圈。安子文马上为我办好手续，调我到山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我拿到火车票，去向主席告别。
主席说：师哲，你这么就走了，我可不知道。
我解释：我打了报告，少奇、小平批准的。
主席仍摇摇头：我不知道。
我忙说：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留下。现在我车票已买好了，过两个钟头就要开车了。
主席说：那就不讲什么了。
我又说：那我可以不走。
主席顺势说：不说了，以后再说吧。
事实上，我如果给主席打报告，他肯定不会同意放我走的。
1957年夏，主席到青岛疗养，将我找去，我们在一起畅谈了一个下午。主席知识渊博，谈话历来是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其中谈到他准备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四十周年活动，因为赫鲁晓夫已发出几次邀请了，盛情难却。
我觉得他把我从济南找到青岛是想让我为他当翻译，陪他一起去苏联，我心里也很愿意，但是他自己从不开口，我也不好毛遂自荐，竟主动说：“主席，你把我带去。”我只好一再问：“你是决心去，还是不决心去。”他只讲：“去，决心去。”就是不向下讲了，话题像游龙一样转来转去。就这样过了一个下午，主席将我送出门。
离开毛泽东后，我从此厄运交头。
毛泽东到山东，见了我们书记处同志，先同我握手。看戏时，叶子龙来找我，说：散戏后，让我一个人到主席那去。这种做法引起别人的猜忌，抓住我犯了生活上的错误，将我开除党籍，下放。我悔之不及。
我给毛主席写信，经他批准1959年我搭谭震林的专列回到北京。这时，中央都在庐山开会。习仲勋在北京。我提出到陕西工作，中组部很快批下来。我本想见到主席后再走，没有想到7月下旬庐山会议出了事，批判彭德怀，会议延长。安子文催我快到陕西上任。
由于康生这个阴谋家，正如陈云说的“康生是鬼不是人”。他从中插一杠子，指示：不准师哲住在大城市，不准靠近铁路线。因此陕西省委分配我到扶风的一个农场工作。扶风县城离铁路四十公里，农场离县城十多公里，离法门寺不远。我任副场长，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到农场后叶子龙时常来电话，问某某文件的底稿放在什么地方？因此农场对我十分客气，县里干部对我敬而远之。
农场有几十个犯错误的干部，都是县、区、公社一级的干部和中小学教员、校长，在农场劳动，做喂马、磨面等工作。农场将他们交给我管。我每天给他们上两小时的课，主要讲当前政策，并审查他们的问题。
我将这几十个干部召集起来，对他们说：你们要老老实实交代，都犯了什么错误？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一个区委书记，他说：赵寿山省长到县里视察工作，在干部会上，县委书记为赵省长倒了一杯茶，赵不喝，说倒杯白开水就行了。我在下面说：这回可没舔上。有人报告上去，我被划成右派。
我根据他们原来错误情节和在农场劳动表现，陆陆续续将这些人放走了。一开始农场不同意。我说：“你们不是交给我管吗？我负责。”我第一个放的就是这个区委书记。
1958年，出现不少问题，我写信告诉叶子龙或者主席的警卫阎长林、李银桥，由他们转交主席。我的信发出五六天，主席的批示就下来了。有的直接批到县里，有的交总理办。省里还不知道下面的情况，总理已打电话来查问了。
1962年，不知是谁下的命令，以渭河为界南北分家。渭河以南的木炭、芦苇不准运到渭北。渭北人少地多，粮食多，不准运到渭南。造成群众生活困难，引起群众不满。我做了调查，将情况搞确实，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立刻批给总理。在主席、总理过问下，问题很快解决。当地人知道我通天，时常向我反映个人的冤屈。对个人的冤枉我不能管，我只反映政策性的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
1962年9月底，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突然陕西省委接到一个通知，要马上把我护送到北京，并说途中不准出任何问题，不准我跑了或自杀等。县里和农场的干部很紧张，嘀嘀咕咕，以为我成了罪犯，把我送到西安。中央派专机将我接到北京。到中组部后，副部长李楚离和我谈话，他只知道中央命令将我调回来，其他的一概不知。他陪着我到万寿路见安子文。一路上，我想：如此兴师动众，可能与这次中央会议有关。
见到安子文，他很客气地说：这次全会，本来都要结束了，有人给主席递了一个条子。快散会时，主席拿出条子一看是康生写的。上面写着：“习仲勋、刘景范做后台，让刘景范的老婆写小说《刘支丹》为高岗翻案。”主席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主席一讲，会场哗然，大家都问：这是谁呀？！不知是谁点出是习仲勋，立刻让习仲勋从会场上走出去交代材料。
他讲完了问我：“你同他们是什么关系？”
我说：“你指的是什么？”
他说：“写小说一事与你无关，但是你和高岗、习仲勋来往多，同习仲勋的关系也很好，他们反党非始于今日。你……”
我一听火冒三丈，打断他的话：“你发疯了？！你不也是陕北人吗？你和习仲勋的来往还少吗？你揭发不是更好吗？”
安子文只好讲出这是康生的指示，他只是奉令行事。谈话只能到此结束。
事后安子文老老实实向康生汇报。康生批评他：“这种谈话方式是错误的，不应让他知道会议情况。”因为安子文将底都亮给我了，我知道我没有什么问题。
从万寿路出来后将我送回家。第二天我去找中央监察专职委员王世英。他可以参加十中全会。他在上海特科就和康生相熟，了解康生。但他为人忠厚，不同意康生搞阴谋。他一见我大吃一惊，第一句话就是：“你跑到北京来干什么？”
我说：“是人家把我接来的。”
他一听就呆了，连声说：“糟了！糟了！你碰到鬼了。”但是他仍然热情地留我吃饭，我不肯。他见留不住，就拿出一大包水果送给我。当时经济十分困难，干部供应也很紧张，这些水果是南方来的同志送给他的，他舍不得吃，送给我。
这个同志很正派，“文革”结束后，我去找他，他已被迫害致死。1936年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和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他当时是北方局的负责人，参与此事。江青为了打倒少奇，非说这次谈判是叛敌投降，逼迫王世英作伪证。1966年王世英中风，半身不遂，1967年7月查出肺癌，住院治疗。9月江青批准对他“隔离审查”“加紧突击审讯”。从此他失去人身自由。1968年他病情恶化住进日坛医院，接受化疗治疗。专案组逼他写伪证，他说：“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让你们把我拖死了算了。” [1] 掷地有声。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他毫不隐讳地对看守他的两位军人说：“康生有问题。” [2] 1968年3月江青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大发雷霆：“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个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3] 他生命垂危，在吸着氧气，输着液的情况下，还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逼供。他誓死不做伪证，不说违心的话。1968年3月26日含冤去世。专家组拿不到证据，1936年这次谈判没有定为刘少奇叛变投敌。他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党的原则，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我从王世英那出来，知道事态严重，想去找叶子龙。还没有来得及，过了一两天，康生下令将我软禁在东总布胡同的一栋房子里。要我揭发西北干部的问题。事后我才知道，十中全会成立了两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康生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这两个审查委员会。康生见我在扶风，仍可以通天，先斩后奏，将我关起来，使主席不好讲话。
随之，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因我在苏联十五年，并在乌贝格工作过，无缘无故地说我是“修正主义分子”，是“苏修特务”，对我管理越来越严了。
党组织可以审查任何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党员，应该接受组织的审查。在东总布胡同，审查来审查去就是那些问题，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可以到院子里走动。后转移到太安候胡同、学院胡同。我利用受审查的时间，校对《列宁全集》中俄本。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我被送进秦城监狱，狱号：6601。由此可见，我是第一个关进来的“犯人”。大楼空空荡荡。看管是公安战线的老工作人员，对我态度和蔼，让我放风、劳动，有时同我一起聊天，劝我想开些。
1967年底来了许多解放军，接收了监狱。他们态度恶劣，不断地打门，即使睡觉的时间也要把你唤醒。因为他们两个小时换一次岗，给他们的任务是不准我们死亡，把我唤醒证明我还活着。伙食标准大幅度地下降，只有窝窝头和咸菜。
1968年夏天，我被关在一间房子里，被命令在墙角站着，站了二十多天，两脚、两腿因瘀血而肿胀以至坏死，脚、腿都烂了。审讯人员暗示我自杀。我曾想过自杀，但想到不能让康生如愿，坚持下来。就在同时，社会上传我已自杀。我的孩子不知我是死是活。
1975年春天，我被释放，送到东单外交部街公安部的一个招待所。我回到家里看了看，我的女儿都已长大。过了几天我被送到陕西扶风。当时王任重、戎子和等同志也在扶风。我住在干休所。用扶风人的话说我是“坐以待毙”，他们的任务只是“养老送终”。
直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才回到北京，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当时胡耀邦当中组部部长，1982年给我作了结论：“经十三年审查，没有问题。”补发了1968年以来的工资，分配我到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任顾问。
一天，宦乡邀请我出席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会议。我发言说：苏联不是修正主义。一语惊人，大家都不敢讲话，静静听我讲了一天。我将这么多年憋在心里的话一口气都讲出来。从此，这个会议停止召开。因为当时我们国家与苏联的关系还没有改善，仍然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他们不能违背中央决定，但是又驳不倒我，其实他们内心也认为我讲得很对。
今天我已是暮年垂老之人，回首往事，我从不后悔。这一生一世度过的年代是非凡的，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个人境况，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狱。我的一生可以用三四句话概括：二十岁以前在国内读书；1925年后在苏联学习与工作十五年；1940年回国工作，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八年；1959年起受审查、流放充军十九年。在我暮年之际，我的回忆录出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来采访我的记者、学者络绎不断。学者不仅有中国的，还有俄国的、德国的、美国的、印度的。他们向我了解情况，探讨问题，我的生活仍然充实而愉快。
注 释
[1]. 李瑞因 ：《伪证是怎样造出来的》，《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
[2]. 同上书。
[3]. 同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