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神韵
我随闻天、弼时等搬到杨家岭后，和主席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接触越多，了解越深，也就越加敬佩他。从各个方面讲，他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从他的身上得到的教益终身难忘，至今深深地印在脑海之中，历历在目。
我是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的，任务是参加七大，然后回莫斯科汇报。因为当时派个洋人到延安来执行此项任务实在困难，也几乎不可能。回国之后，我才知七大的召开推迟了。恩来决定将我安置在弼时那里，名义上是弼时的秘书，实际上给主席担任俄文翻译。我的国际身份在中央只有主席、弼时、恩来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1942年末，苏联的飞机到延安来，捎来共产国际的口信，让我回去汇报工作。那时苏联的飞机差不多是一年来一两次。
听到苏联同志带来的这个口信，主席一愣，眼睛望着我，意思是要我表态。
我马上说：“不回去。”
主席说：“那好，你和他讲。”
我当着主席的面对苏联同志讲：“请你转告季米特洛夫同志，中国局势紧张，任务繁重，我不能回去。”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我将国际的来电译出之后读给主席听。主席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然后笑着对我说：“把你也解放了。”意思是你也不用回去了。
1940年我回到国内时，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经牢牢地确定了。但他每走一步都要再三试试；对大小事都是如此，都要摸准、吃透，要有十分把握才做。在用人方面尤其谨慎。一定要观察上一段时间，看看你的能力、为人和表现如何，才决定是否起用。主席常讲，看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由于种种原因，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罗迈（李维汉）这些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当年我都不便过多地接触，对王明、博古就更不待言了。延安整风之后，1943年1月，我到边区保安处去工作，后又被派到绥德、关中。经过几年基层工作的考验，到七大之后，主席大概认为可以使用和信赖我，于是让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他这样对我说：“现在你担任了书记处办公室的工作，我有事就可直接找你，有话也可以找你谈了，比你在弼时同志处工作时要方便得多。”其实我从1940年末起一直为他做俄文翻译。
康生很会钻空子。1944年夏天，他将我从保安处调到中央社会部一室任主任。他告诉毛主席：“师哲已调到中央社会部，住在枣园，主席如有什么事找师哲很方便。”康生对别人说是他将我介绍给主席的。其实毛主席早已和我有电话联系，有必要时就找我。
我刚到枣园不久，主席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很奇怪，主席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搬进枣园呢？他将我找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由此知道康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