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书记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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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至1930年间在莫斯科上学的青年们常常以钦佩的口吻谈到张闻天教授的名字。那时,我们党内像张闻天这样的学者确如凤毛麟角。我常常还联想到山西代县大钟鼓楼上写着“声闻于天”的匾额。而更多的人只知道他叫洛甫,这是从他的俄语姓氏“思梅洛甫”而来的。

到苏联之前,张闻天曾去美国留学,英语娴熟,并获得教授头衔。他刚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也同其他学生一道上课听讲。不久,他就被推选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加之他年龄较大些,且性格沉着、文静、风雅、老练,学者风度十足,因此许多人称他“老教授”。

张闻天勤奋好学,攻读不息。他不仅能熟练地使用英语,阅读英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用英文讲演;而且到苏联后,又很快学会俄语,可以阅读俄文书籍,这样,有了钻研马列主义理论的条件。尤其因为他苦心钻研,勤奋好学,所以在学识上比其他留学生高出一筹。他超群出众的才能给各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校方领导、教授和党组织器重他,积极帮助他;进步学生崇敬他,接近他,甚至可以说围绕在他的周围。王明这些专搞派别活动和阴谋诡计的人,由于个人野心作祟,看到张闻天有威信,受人敬重,因而更有意接近他,吹捧他,想把他当作他们的一面招牌和旗帜加以利用。张闻天是一个正派人,没有政治野心,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无法摆脱王明这伙人的拉拢和纠缠。然而,他的思想状态、精神面貌、言行表现、道德品质、党性原则、组织观念、觉悟水平都与王明等人有相当大的区别和差异。这不是根据一般的、表面上的观察,也不是一种推测或想当然,而是根据同他长期的接触、共事和交往等实际生活中获得的印象、得出的结论。

张闻天在党内、在同志中间有比较大的影响和威信,这是与他的品德、智慧和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对我说过。他说:张闻天在中央、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不只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还有他个人的为人和修养。毛主席说:正因为考虑到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在长征路上,他才用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和想法。毛泽东还说,这是因为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得多了。这个方针果然灵验。从某种程度上说,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召开,就是因为这一方针所取得的实效。

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担任了党的书记,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全党的政治领导主要由毛泽东(当时任党的军委主席)负责。1937至1938年以后,我党的一切大政方针、重要的政策、政治谋略、策略及主要决策基本上都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在征求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后,由毛泽东作出最后的决定。

这是在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中客观形成的局面。

张闻天在理论方面有相当的修养,但他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就是在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方面,由于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了解不深刻,未能做到尽善尽美,尽如人意。在他的思想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教条主义色彩,如在延安主管马列学院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时就是如此。为此,毛泽东曾对他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这是毋庸讳言的。但张闻天能正视自己的缺点,接受别人的批评,并努力改正之。为什么他在1942、1943年深入农村进行调查,解放后他继续做过很多调查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他为了克服自己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缺点而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张闻天长期做理论工作,受工作实践经历的局限,尤其在领导武装力量、指挥作战方面,无论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还是隐蔽而残酷的秘密斗争,如保卫工作,他确实难以提出深谋远虑而中肯的方针大计。在政治斗争中,尤其在理论争议中,张闻天掌握得比较好,可是在实际斗争及策略运用方面就略逊一筹了。他一生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少同志愿意接近他,同他谈论问题、交换意见,或向他请教。但在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困难而复杂的事务时,大多是不仰赖于他,也不苛求于他的。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实际斗争经验较少和他那十足的书生气的缘故而造成的吧。

张闻天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更能够从革命的利益和大局出发,尊重和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这充分反映出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气概,以及他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崇高品格。这也是他对革命、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一贯忠心耿耿的具体表现。

1940年3月,我同张闻天在延安相见,同住在蓝家坪(中央书记处所在地)。这时,他正主管党的理论、宣传教育、思想建设、文化政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并兼任马列学院院长。

我回到延安后不久,张闻天抓住我,将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文章交给我译成中文发表,又劝我到中央马列学院教俄语。当时我不愿意接受这个差事。但他把我拉到学校,将学员们召集起来,宣布说:“这是你们的俄文老师。”这样,我只好承担了这个任务。

马列学院位于蓝家坪对面,教学条件很差,既无教材,又无教室。我要求给我一点时间备课,以订出一个大致的教学原则和拟出一个初步的教学计划,编一本简单的教材或教学大纲。张闻天把手一挥,说:没这个必要,你教就是了。这样,不两天,他就拉着我上任了。

第一堂课是在一个广场上讲授的。讲台是临时搭的,学员都席地而坐,既无桌子,也无凳子。我没有讲稿,学员们也没有课本,根本不像上课,尤其不像上外语课,倒像是大演讲会。我从字母讲起。俄文读音容易,语法难。我每星期上两次课。当时想学俄语的人很多,第一次来听课的足有二百余人。一看到这样大的场面,我就有点懵了。在这种乱哄哄的场面中怎么能学好外语呢?但我也知道,在这种条件下,应该尽量使大家学有所获,得有所用。所幸听课的人一次比一次减少,渐渐地只剩下二三十人了。后来便依靠这些学员的力量在马列学院成立了俄文研究室。

我利用授课之余,找了些材料,编了一本简单的教材,油印成课本,发给学员。改变了过去听“天书”的状况。不少学员进步很快,如唐海、吴良柯、陈波儿、陈戈等等。还有季中权,他既是优秀生,又是印制讲义(课本)的能手。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很高,经常到我的住处来请教问题。到1940年末、1941年初,好几位同学已可以借助字典做些翻译工作了,而陈波儿竟能把果戈里等文豪的作品译得准确无误、细致入微、惟妙惟肖。这使我惊奇、钦佩,也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张闻天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他经常询问我教学的情况和学员们学习的进步。这既使我受到鼓舞,也使我感到责任的重大。

张闻天的工作作风很有特点。我们在一起相处的若干年间,几乎天天见面,接触颇多,工作上的往来也不少。休息时,我们常在一起打网球、散步、谈趣闻轶事、回忆在莫斯科的情景、谈老同学、老相识及其后来的发展、变化等,彼此十分了解。然而,遗憾的是,他始终不知道我的姓名怎么写法。有时他写成“施哲”或“斯哲”,有时又写成“司哲”。有一次我纠正他,向他讲明我姓“师”,是“教师”的“师”。但他却不以为然地说:“反正你们的姓名都是假的,只要音相同也就算了。”这件极小的事常常引起我的深思:事情不能这么办,否则问题不能得到解决!

当年,他在延安领导马列学院和中央宣传、教育这方面的工作时,对实际事务就抓得不细不具体,显得大而化之。他很少找人来汇报问题谈工作。别人来汇报时他便听,别人不来,他也不过问。为此,毛泽东曾提出过批评。毛主席说:“凡事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这就是针对张闻天等人的这种工作作风而言的。但张闻天是个有远见、善于思考和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不迷信、不盲从,也不固执。

1930年代后期我在苏联时,就曾听到“钦差大臣满天飞”、“教条主义”、“把鸡毛当令箭”、“宗派主义”等种种有所指的说法和风闻。不久,事态就逐渐明朗化了。我们党内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指的曾在莫斯科上过学的王明等人,而王明的支持者、后台老板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以米夫为首的那批人。他们对中国的社会不甚了解,对中国革命问题也始终研究得不深不透、把握得不准不稳。

1940年代初期,在延安,我同洛甫在闲谈中断断续续、有意无意地提到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觉得远方——指共产国际——不太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现状都缺乏起码的了解和认识,自然也就抓不准中国问题的实质与特点,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还要出主意、提意见,同时又往往受苏联共产党政策的影响,这就难免使他们提出的建议、政策、方针或意见不仅带有主观性、片面性,带有教条主义、公式化的色彩,而且总是击不中要害、抓不到点子上。

延安整风期间,在一次座谈会上,张闻天说:只啃书本而未经过革命实际斗争锻炼和考验的人,其思想方法往往是简单化的、单纯的或直观的,或者是刻板划一而不辩证的,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是客观形势早已发生了变化,而他还是坚持老一套,至死不变;或者只强调反对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却不知道或不能理解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革命问题得到正确解决、取得胜利、获得解放,本身就是对国际共运总体作出了有力的帮助和支援。正如毛泽东常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才能吃饱,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才能到达目的地,就是这个意思。

1940年代初,中央发出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指示,接着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和本位主义,最后还提出了反对山头主义。对后一个问题,毛主席当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准则,即承认之、照顾之、削弱之、消灭之,最后达到统一、一致等实事求是的科学指示。延安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风气。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的张闻天在这种气氛中向中央提出申请,组织“延安农村调查小组”,于1942年1月奔赴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期间,他住在农民家里,深入到群众之中,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整理出了《陕甘宁边区神(木)府(谷)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和《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两篇内容丰满的调查材料。1943年3月回到延安后,张闻天又把这次调查的经过,以及调查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向中央作了详尽的报告。这就是有名的《出发归来记》。

张闻天从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完成调查研究工作回到延安后不久,中央就加速筹备召开七大的工作了。同时也开始了总结整风、整党、肃反运动的经验教训等工作。对这个运动毛泽东有个总的评价,说整风学习运动为七大做好了极其重要的准备工作,或者也可以说为代表大会进行了一次预备会议。因为许多带原则性、理论性、历史性的问题,有关方针、政策、路线方面的或策略方面的问题以及许多分歧意见,也都在这次整风学习过程中基本澄清和解决了,或者一般地划清了界线。这是重大的收获、了不起的成绩。

1945年5月2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发言,进行了反省和自我批评。他真实而诚恳地解剖了自己,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问题,指出了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的危害性。他总结出四点错误,并指出了产生错误的原因。他说,在遵义会议前后,对自己的错误已有了认识,而现在更加明确了。自那时起,他对毛泽东就有了正确的认识、理解和评价,因而事实上从那时起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然而由于自己对过去的错误认识不够彻底,到达陕北后,对地方上的问题又没有认真弄清,未作根本解决。其次,对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们未抓紧教育,而在六中全会后,对青年的教育方针又是教条主义的,等等。大会对他的发言比较满意。毛泽东也有同样的看法。

七大结束后,中央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和需要,自然,首先是为了便于集中领导,决定将书记处搬到枣园办公。张闻天和彭德怀也被邀一同搬往枣园。他们虽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但常被邀请出席书记处的工作会议。

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张闻天同李富春等人先后去了东北。

全国解放后,张闻天又回到中央,接着就准备出使苏联,接替王稼祥。在他出国之前,有一次我到景山后街他的住处去拜访他,同他谈了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出国工作方面的事宜。这时我们已经是久别重逢的老相识了,然而我发现他仍然像在延安时那样,谈话总是矜持拘谨、深思熟虑、一丝不苟,看得出他已老练了一些、也世故了一些,更善于听取对方的每条意见、每一句话,并仔细思考其含义。在这次交谈中,他提出了不少问题,我尽所知,一一都予以回答了。

1951年4月,张闻天正式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在他驻苏期间,正是中苏关系最为友好亲善、往来密切、工作较为顺利的时期。当时,两国政府和两党中央的往来基本上是通过两国政府或两党中央之间直接接触、协商进行的,很少经过驻外使馆协商办理。在遇到某种特殊问题时,我国代表团,尤其是以党中央名义派出的特命代表团,如以周恩来或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往往是在抵达莫斯科后,我大使馆人员才知道的。大使的使命也往往是由代表团团长直接交代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自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使馆的工作量相对来说却少得多。鉴于这种实际情况,张闻天对当时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规定:除完成日常工作外,其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钻研问题,提高自己,并要求大家结合学习搞些调查研究工作。这样一来,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理论上长进较大,也比较安心工作了,工作也做得比以前更出色了。

尽管当时出访苏联的有些高级代表团没有事先告知我驻苏使馆,但张闻天在绝大多数场合都参加了双方的会谈。

在张闻天出使苏联期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很尊重他。他们之间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常在一块交谈,就某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或许因为他们两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颇有共同语言,或者由于观点相近,语言相通,无需翻译就可以自由交谈的缘故吧。

1954年在出席日内瓦会议之前,周总理去过莫斯科两次。这时正是赫鲁晓夫跃跃欲试、想一显身手的时候,所以他在中国代表团面前极力施展其本领。1954年4月上旬的一个下午,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宴请周恩来。张闻天参加了这次宴会,苏方与会者是政治局全体成员。宴会正酣时,张闻天与莫洛托夫离开席位,走到大厅的另一角,来回踱步,互相交谈,显得十分融洽,似有不能已于言者。宴会中,赫鲁晓夫表现得特别活跃,而且用亲昵的语言讲了许多好听的话赞美我党,殷勤劝酒也超出了平常,致使总理饮酒过量。加之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同周总理拥抱、旋舞,周总理显得十分疲劳,身体支撑不住而呕吐。这时,莫洛托夫、张闻天急忙走来慰问,并扶送周总理离席休息。事后,莫洛托夫向周总理表示歉意,承担了责任。他说:“周总理饮酒过量的责任全在我们身上,我们一方应负全责。”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经常同莫洛托夫会谈,张闻天作为代表之一,几乎每次都参加了。但他不轻易发言。尽管如此,莫洛托夫还是很重视张闻天的意见,如果他对问题有某些看法的话。我也确知,张闻天言谈直爽、真切、诚恳,也可能正是他的“待人以诚”,深深打动了莫洛托夫的心弦,赢得了莫洛托夫的尊重。莫洛托夫曾说过,在国际斗争中如果有知心朋友相配合、相协作,那不知会增添多大的力量,增强多大的信心,给人多大的鼓舞。张闻天的真诚态度,正好给莫洛托夫增添了这种信心、力量和鼓舞。

4月30日,莫洛托夫征得我方同意后,在他的住处为中英两国首席代表周恩来和艾登 [10] 及代表团重要成员举行了一次招待会。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第一次直接接触。张闻天出席了这次招待会。在宴会后,莫洛托夫、周恩来、艾登在会议厅里座谈。张闻天邀约英国外交部副常务次官卡祺亚到另一间会议室里交谈,我作为陪客,参加了他们的谈话。张闻天用英语直接同对方交谈,我只能听懂大概,所以张闻天不时给我翻译,介绍他们交谈的大致内容。谈话多是官场上的应酬,海阔天空,不着边际。偶尔也涉及些实质性问题。对于这次谈话,今天我还能记起来的是:这位英国副外交大臣说他1920年代后期到过上海。那时他是一个年轻的商人,为了做生意而到中国来的。他说,当年在上海这个世界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活动很不容易。他在上海没待多久,觉得有劲使不上,就回国了。其次,他对张闻天谈到有关英国公务人员外出活动的待遇问题。他说,英国政府对他们外出活动人员的待遇一律采取“包干制”。政府发给外出人员一定的经费,按级别、职务定额,其中包括服装、住宿、饮食、交际、车费等在内,即招待或宴请宾客的费用也都包括在内,不另报销。所以他们都不请客,一般不设宴招待宾客,即使是比较亲密的朋友。不待言,这样节省下来的钱就归他们本人所有了。最后他用半问半答的口气说,这个制度恐怕同苏联和中国的都是不相同的。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根本不是一位外交官,而是一位善于做买卖、搞交易、满身铜臭味的商人。相比之下,张闻天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更加鲜明、突出,让人钦佩。

日内瓦会议后不久,张闻天向我政府提出卸任报告,要求回国工作。一般情况下,大使卸任,首先得向驻在国政府领导人或驻在国外交部打招呼。张闻天提出卸任报告后,我政府没有事先征求苏方意见,也没打招呼,就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苏方一时感到意外和很突然。莫洛托夫得到张闻天准备卸任回国的消息后也发了慌,焦急不安,十分想挽留,但又不便开口,而且不知道张离任的原因,更为作难。因此,莫洛托夫让苏联驻华使馆人员打听中国调离张闻天的原因,要求他们摸清是苏联政府对不起张,还是张犯了错误?或者是政府调动他另有任用,还是他自己要求离职回国?有没有继续留任的可能?等等。

1950年代,我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同时还担任毛主席的俄文翻译。因此同苏联同志打交道的机会很多,与苏联驻华使馆人员也有较多来往。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接到莫洛托夫交代的任务后的一天,他请我去吃茶。当时我感到莫名其妙,不知其用意。待见面后,方知他是想打听张闻天卸任的事。我对他说,张的调动是他自己首先提出来的,不是他犯了错误,也不是苏联政府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是属正常的工作调换,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张闻天离职从莫斯科回国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后来,我只听说张闻天到各地进行了参观访问,然后埋头理论研究工作。

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是我同张闻天接触最频繁的时期。

从那时起我就清楚地了解到:

他是一位正派的人、讲原则、有坚强党性、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严肃认真、绝不含糊地坚持真理,既不妥协、也不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在谈论问题、处理工作时,对事不对人,只要发现谁——无论是一般干部,还是领导干部有了不正确的言行,就会不顾情面地、直截了当地指出,从不顾忌因此会受到什么样的批评,甚至打击报复。在延安杨家岭时,我们住在隔壁。因此,我们常有机会在一块闲谈。每次谈话的内容都相当广泛。他那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对他更加钦佩和尊敬。他对我的批评是不要“进一步退两步”,不要走回头路。

他还是一位很稳重的人,好似“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管什么事,他都能按原则去办。延安整风后期,他从晋西北调查归来后,看到整风中出现了不少过激的做法,及时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并提出意见。其中不少意见为毛泽东接受和采纳。至于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直陈“大跃进”的缺点和偏差,为彭德怀辩护则更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他是一位对革命、对人民、对党忠心耿耿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十分尊重毛泽东及他的领导,由衷地相信他,相信他的领导思想、领导能力、才干、胆略和见识,确信毛的方针、路线、政策、策略的正确性,并自觉地拥护(当然并非盲目服从)。延安时期,他虽身居书记要职、主持中央工作,但中央的各种会议却总是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并且都是在毛泽东住所举行的。在会议最后作总结也大多是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准。那时开会方式不拘一格,发言、讨论生动活泼。正如毛泽东说过的那样,既可以互相插话,又可以畅所欲言。形式上七嘴八舌,既无确定呆板的议程,也无专人发表长篇大论,只是围绕某个议题,大家各抒己见,各尽其言。这种生动活泼的会议为决策提供了不少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大大地发挥了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积极性。自然,召开这种形式的会议,要求会议的主持人,必须善于筛选,具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善于找到和抓住每位同志发言中的合理内核的才能或本领。而这正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张闻天讲原则、顾大局,心悦诚服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正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坚定的党性修养。

他是一位认真探讨、钻研问题、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学者。尽管他一生做过不少实际工作,还担任过多年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但他在实际工作中的成就与他在理论上的造诣相比,则要逊色得多。他是一位“相才”,而不是一位“帅才”。他一生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地攻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独到之处的论述。他不仅本人爱好学习,悉心钻研理论问题,同时也经常关心、督促、推动自己周围的同志学习马列理论,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无论在延安领导马列学院或在东北工作,还是任驻苏大使都是如此。在为我党培养理论干部方面,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可以说,他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的遗著和笔记是值得加以整理、研究,并向读者推荐的。


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敬爱的朱德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