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共产国际（即远方）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从1927、1928年起建立了电讯联系。那时，中央在上海，共产国际在海参崴设立电台，同上海保持联系。设在上海的电台几经破坏，又几次建立， [2] 其中一次电台被破坏是1931年6月，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的牛兰 [3] 夫妇就是共产国际电台的负责人。国民党和英法日等国的国际间谍勾结起来，将他们逮捕，并从他们的住所搜出大量的文件。这些文件《大公报》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才公布完。当时，我们在苏联得到这个消息后焦急万分。牛兰夫妇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宋庆龄等人在国内成立了“营救牛兰会”，要求释放他们，但国民党仍判他们无期徒刑。1937年底，中苏关系改善后，牛兰夫妇获得释放，翌年离开中国到苏联。当时，他们的儿子吉米就在我工作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我们曾见过面，谈论过这些事。
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又同共产国际恢复了电讯联系。但是，条件较差，通讯困难。1940年2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恩来随身带回延安。回来后，任弼时即筹建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工作。这个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1940年11月，农委正式开始工作，经过多次试验，效果良好，通讯准确无误，从此开始经常的通讯联系。1940年末，我们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空中联络，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
“农村工作部”设在延安的小砭沟，靠近中央警卫团的驻地。部长是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由任弼时直接指导。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电台工作就结束了，资料交给了中央机要局，1944年“农委”亦被撤销。
任弼时在挑选干部、行政管理、解决技术难题，以保证通讯畅通无阻方面，花费了不少心血和精力。但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却鲜为人知，任弼时轻易不同别人谈及这方面的工作。一是因为弼时从不炫耀自己，二是他善于保密，这项工作是极端机密的。我党和共产国际的通讯往来，尤其属于政策、方针等方面的问题，全由毛泽东亲自处理。
我作为任弼时的秘书直接参与了来往电报的翻译工作。这项翻译工作一直持续到1957年我离开中央机关为止，前后长达十八年。只是1943、1944年我到陕甘宁边区工作时中断过一段时间。有若干万万火急电、极端绝密电等是由任弼时亲自翻译、处理，我在事后才知道的。经手办过这方面的机要文件的同志，除我外还有刘义虎和李唐彬。当时刘义虎是社会部的干部，帮助苏军情报组工作，翻译过一些材料。李唐彬是中央机要局的政治指导员，负责保密工作。
1946年初，中央机要局又将全部有关材料（包括机要文件、密码资料等）转交给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当时我任办公室主任，由我亲自保管。
1946年12月下旬，即蒋介石扬言要进攻延安时的某天下午，毛主席问我：同远方通讯往来的电稿材料以及密码等保存在哪里？如何管理的？
我回答说：“全部保存在我手里。”他令我全部毁掉。
我问：“可否清理一下，把几份最重要的文件挑拣出来，妥善保管，行军时我随身携带？”
毛主席立即说：“不妥！如果你受伤或被打死了怎么办？你快去把那些文件全部清理出来！”
我回到办公室刚刚找到那大包文件，还未来得及清点，毛主席就跟着来到了我办公室的门口，并要我把有关这方面的全部文件拿出来。他大致上看了一下，要我在火炉旁立即烧毁。他带着李讷在一旁玩耍，其实是监督，最后用小木棍拨弄燃尽的文件，直到确信全部文件化为灰烬后才离开。
对待这一举动，我一方面觉得可惜，认为毁掉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但同时又钦佩主席做事严谨、认真、周到、事事小心、万无一失。随后，中央转战陕北，事实上有许多文件也无法保存，所以从1940年至1948年秋这段时间里有关这方面的文件大都没有保存下来。
现在要回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和某些事实经过，是十分困难的。我尽力而为，把自己记得的一些情况如实写下。
为了保密，在电报中人名用代号。季米特洛夫的代号是尼克拉耶夫，斯大林的代号有两个，一个是约瑟夫 [4] ，另一个是菲利波夫。
自1940年下半年起，毛主席开始使用“农村工作部”的联络系统同远方通讯。最初，他发出的是一份情况介绍材料，共两三千字，简单地介绍了我党、我军以及解放区（以此为主）的一般情况。
当毛主席确知通讯联络工作已经可靠地建立起来后，他就开始写较长、较具体、较详细的情报了。有的电报长达数千字，甚至万余字。每当这时，一份电报就要分若干次拍发。每次，毛主席把电文送给任弼时，由他交我译出，然后我又同任弼时一同校审，定稿后才发出。来电由我译出后，也是先送任弼时，由他交主席处理。
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据我所知，这类文件一直没有传达过（指作为文件传达），只是涉及重大问题时，由毛主席在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口头介绍一下。就是说，他认为有必要时，才在上述两种会议上谈谈，否则作罢。
电讯的内容涉及的问题很多，范围很广。毛主席发的电报百分之八九十是关于我党、我军和解放区的发展情况，以及工农青妇等各方面的工作及统战工作，也就是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有时介绍国内各民主党派及其活动、政治倾向与表现；国民党内部情况、政治动态，主要是有关蒋介石及其政治倾向，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内的派别斗争与政治主张，以及他们同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关系，同日本侵略者的关系，国民党同日寇暗中勾结的情况。一般是先讲情况然后分析，最后讲我们的对策和措施。关于各帝国主义，特别是日美帝国主义的活动情况，往往由中央情报部门提供给苏联情报组使用，而不是由他亲自发电报。毛主席有时也对此向共产国际作些评论、分析性的综合报道。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毛主席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综合、分析性长电，其大致内容是：
（1）关于新四军的转移和重新部署，以及同国民党长期谈判的前后经过。
（2）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择手段镇压人民，使新四军上了圈套。
（3）项英的刚愎自用、轻信敌人、一意孤行、上当受骗，结果，损兵折将，自身不保。
（4）皖南事变对党、抗战和华中地区造成了较大的困难，同时指出了挽救局势、弥补损失和善后的方针等。
在电报末尾，还有这样的话：在总结和汲取血的历史教训时，不得不指出项英同志因轻信蒋而受骗上当，一命身亡；其次，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经验是有益的。这次事件教育了我们全党，我们今后就会更为心明眼亮了。
毛主席的这些话，既是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也是提醒和告诫远方的一些无知、肤浅的人。当时，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我党同共产国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我们主张以斗争求团结，而共产国际则要求我们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
大约自1941年4、5月起，毛主席几乎每周都要发一次，甚至两次电报，而且电文较长。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虽然照常，但是分量大为减少了。
1941年秋冬之际，中央领导同志开始整风学习，总结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教训，清算王明等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关于整风运动，以及有关的种种问题，毛主席定期报告远方，而且用通俗简朴的语言作了介绍和解释。例如：关于什么叫“整风”，毛主席解释说，就是党内政治学习，通过学习端正思想认识。他介绍了整风的对象、方针和方法。他写道：其方法，总的说来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学文件，集体讨论，各抒己见，阐明问题，澄清是非；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
然而远方老是弄不清整风的真相，总以为是在搞清党运动，甚至是搞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尤其是1942年王明病倒，使远方更为茫然。他们老是啃着一个死公式：国内要团结（指同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力量），党内要团结（不搞任何斗争），一致对外，抗击日寇。因此，无论是出现了反摩擦斗争，或党内斗争，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认为不利于抗战，使抗战力量削弱或相互抵销。毛主席除多次给远方发电解释外，同时还多次给苏方驻延安情报组的人员作过关于整风运动的介绍和解释。但这一切都是枉然的。因为他们内心里总是抱着自己主观上的看法，加上王明个人的认识和想法，往往使问题弄不清了。
1942年秋，王明病了，当时苏联的一名将军级外科医生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我们称他为阿洛夫大夫。苏军情报组的负责人兼塔斯社记者的孙平 [5] 通过阿洛夫大夫到中央医院看望王明，并听信王明的一面之词，认为他的病是医生对他谋害的结果。
孙平向莫斯科反映，认为中共中央、毛泽东排斥莫斯科派。因为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大多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同志，孙平给他们起名为莫斯科派，其中包括博古等人。他着重介绍了王明的处境。季米特洛夫（一般署名为尼古拉耶夫）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拍来了一封电报，他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搞派系斗争。他在电报中为王明讲话，并对康生提出怀疑。孙平没有将电文的抬头和署名给我们，只是将电文正文交给主席，并口头上讲了一下，说这是季米特洛夫给中央的来电。
1943年5月，党中央得到远方的通知，主要内容是：在过去的历史时期，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劳动阶级的政党曾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中心——共产国际。在那些年代里，当国际工人运动、各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代时，共产国际对它们起过一定的作用。现在国际形势、各国内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各国共产党已有了自己的经验，并能根据自己民族特点和历史情况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无需要像共产国际这样的国际组织从旁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所以共产国际在今天的条件下，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因而国际执委会决定解散共产国际这个组织，并且取消它的一切附属机构。这个决定应立即通知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及全体共产国际成员党和组织。
与此同时，莫斯科发出的另外一个通知说，由于欧洲形势的特殊需要，欧洲各兄弟党决定成立一个情报局（实际上在德苏战争爆发后，国际机关就已变成了情报机关），以研究国际形势，互通情报等等。
5月2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决定》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列主义这一革命科学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互相结合起来。
1943年末，为召开七大，在酝酿中央委员名单的过程中，毛主席认为犯错误的同志，如：李立三、王明，都可以列入候选人名单。可是李立三于1930年被召到共产国际后一直没有回国。不知什么原因，他还曾于1938年被逮捕过。 [6] 关于王明问题，季米特洛夫曾来电明确表示了态度，而对李立三的问题却只字未提。因此，毛主席致电莫斯科，说我们正准备召开七大，具体时间尚未最后确定，中央和部分七大代表提议把李立三列入七大中央委员候选人。李在莫斯科的情况如何，我们不知道。据说李在那里坐过牢，不知苏方是否知道李被关的原因和主要情节，他的问题是否妨碍提他做中央委员候选人？请把他的问题的具体情节和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
不久，莫斯科回电说，李立三在苏联这段时间做了些具体工作，但在工作中有些不检点的地方等。收到回电后，中央很快决定李立三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后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经过做工作，王明和李立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李立三的票数在第十五位，而王明在第四十四位，倒数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