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943年10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共产党的队伍更加整齐，步调一致起来，兵是精的，武器是好的。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被我们打倒的。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就是统一全党，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使大家的政治水平得到大大提高。这在思想上为七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在审干中，七大代表集中的中央党校成为重点。代表资格的审查更是一件棘手的事。
1944年7、8月间，任弼时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说：如果不承认所谓有问题人的代表资格，要各个地区重新选举代表，那么，新的代表到达延安，最远的地区代表在路上需花一年半的时间。这样做，七大就会被推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召开。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召开七大。希望中央研究讨论。
毛主席当机立断地说：“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任弼时的汇报和毛主席的决断加速了审干的甄别工作。因而像刘子久、黎玉等原来选出的代表全都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接着，中央准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制定大会议程时，是准备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交大会讨论的，后来为了慎重起见，在七大之前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1945年4月20日通过了这个决议。
1945年4月21日，七大的预备会议召开，任弼时作了七大准备工作的报告，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阻隔，迟延至今才召开。这固然是个缺点，但也有积极意义：（1）准备了和发展了我们的力量。1937年12月会议决定召集七大时，党员只有五六万人，军队不超过十万人，根据地只有陕甘宁、晋察冀。现在党员已有一百二十万人，军队近百万人，根据地人口近一万万。这时召开七大，意义非常重大。（2）党的思想更加成熟、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内思想更加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了，组织更加纯洁，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
我作为代表和工作人员出席了七大。当时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工作人员一律驻会，只有我和陈刚两个人因工作需要不能离开机关，所以每天都从枣园到杨家岭开会。来回往返，使我们更加繁忙。
4月23日，七大在杨家岭大礼堂隆重开幕。大会期间，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陈毅、高岗、张闻天、博古、康生、陈云、彭真等都结合自己的工作作了专题发言。博古发言的内容是关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萌芽、形成、发展和破产，他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检讨。大会进一步清算了王明的路线错误。
王明错误的实质到底在哪里呢？1945年6月的一天，我跟毛主席从枣园出来，赶赴杨家岭参加七大会议。在延河岸边，我们边走边谈大会上的种种情况，随之谈及王明错误的实质。相互议论间，涉及到他的这点或那点错误性质，然而仍未超过我对各项文件所谈及的那几点。
毛主席从我的话里揣摩出了什么，摸准了我的思想不明亮的关节所在，于是只用一句话就打开了天窗。他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我一听这话，茅塞顿开，思想豁然开朗。觉得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毛主席历来认为：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思考分析中国的革命实践。对于处在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中华民族来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一致的。“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被打倒了，同时也就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8]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同我谈过，他非常清楚而毫不含糊地说：要得到兄弟党的帮助，首先就要帮助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味要求兄弟党单方面作出牺牲。丢失自己的利益而去援助别人，这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既没有真正的帮助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
毛主席的谈话深入浅出，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引起我的深思。主席的谈话充满辩证法，与我在苏联学习时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是多么的不同呀！
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这就是毛主席同王明的根本区别，王明对共产国际采取盲从、教条主义式的、生吞活剥的态度，盲目接受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他是到斯大林那里领钦令、接圣旨，硬套到中国问题上。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有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介绍、解释清楚；反而将斯大林的指示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不问情况照办。而毛主席则不是这样，他对斯大林的任何意见或建议，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酝酿成熟后才表态。毛主席致力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将马列主义中国化。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有“中国特色”。因此，毛主席，也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时，毛主席一再地做大家的工作。5月24日，他代表主席团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说：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要不要选？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当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大会还可以选他。
在他一再做工作后，大会选举李立三、王明为中央委员。
在谈到中央委员的代表性时，毛主席说，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散布在各地，有许多军队和山头。要缩小山头，消灭山头，就首先要承认山头。要使七大选出的新的中央成为缺陷最小的中央，就要从组织成分上反映各方面的力量。他还讲道，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个人通晓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几方面，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通晓各方面的中央委员会。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会顺利地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6月11日，大会圆满结束。毛主席在闭幕会中讲道：“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9]
事实证明，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达到了新的团结。所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抗日战争胜利后，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就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整风运动和七大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丰硕的，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注 释
[1].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党员大都在抗大、陕公、党校等校毕业后经考试录取。1941年5月毛泽东发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后，同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培训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我友三方）的教育”，“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仍由张闻天兼任，副院长范文澜，下设九个研究室，俄语教研室主任是师哲。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规定》，决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
[4]. 师哲并不知道杨宏超的真实背景。其实，杨宏超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关中外勤组派到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的情报员。按照组织部署，杨宏超向中统汇报假情报，这就赢得中统信任当了专任调工。杨宏超打入中统后获悉中统对边区的派遣计划、活动对象名单，经边保批准为特别共产党员。康生检查工作时批评关中的假特情给高了，连县委书记都说成了国特，这是壮大敌人力量，必须撤掉。关中地委和外勤组研究决定，由新正县委书记李科等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辟谣。这样，杨宏超在中统那边就有些被动，送来的情报越来越少。关中外勤组发现一个文彬策反，自称是杨宏超派来的，这就引起对杨宏超的怀疑。后来就发生了师哲秘密逮捕杨宏超的事情。杨宏超被捕后，成为抢救运动中特务坦白的典型人物，还进入了巡回展览会。杨宏超的叔叔杨远耀是陕北的老党员，此案又牵扯到陕西党。延安“审干”的甄别阶段查明，中统派遣文彬策反，杨宏超当时曾向边保报告，但由于联络困难情报没有及时送到相关人手中，所以引起误解。杨宏超当时得到平反，建国初期任陕西公安厅处长。“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80年代再次平反纠正。
[5]. 绥德专区即陕西省第二行政区，共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4月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国民党顽固派先后调集三十余万武装，从北、西、南三面包围陕甘宁边区。1939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一二○师主力从冀中返回晋西北，三五九旅返回边区驻绥德警备区。（黄）河防属于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防守，绥德的河防由三五九旅担任，地方政权由国民党委派专员何绍南，各县有保安大队。何绍南制造事端（诬蔑、暗杀等），迫使我军三五九旅离开警备区。1940年1月何绍南纠集五个县保安大队企图包围袭击三五九旅，未遂。何绍南又煽动清涧等地保安队八路军的河防部队。三五九旅以自卫原则，英勇反击，从此将何绍南赶走。
[6]. 杨宏超已平反，他是派出去的。
[7]. 审讯科的韩继恩对审查对象进行逼、供、信，对女审查对象行为不轨，后受到处分，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叛变。
[8].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