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破例出席告别宴会招待会
苏联礼节性宴会的时间一般都很短。中午12时过后，我们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王稼祥大使立即着手安排告别宴会的工作。这次以王大使夫妇的名义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邀请了斯大林在内的五百位客人，其中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苏大使、苏联知名人士及各国记者。为此，我们租用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的第一层楼。
酒会预定晚上9时举行。会前，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李富春亲自在门口迎接客人。客人们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将出席酒会。9时许，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达门口。毛主席和斯大林握手后，便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不仅外宾，就是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斯大林。客人们全惊呆了，接着便是热烈的掌声和“斯大林万岁”的欢呼声，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大厅就座后才停息。
毛泽东和斯大林成了大家一致注目的中心人物。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及主要客人被安排在里间小厅里，这问主宾厅与外厅隔着一排玻璃门。外厅的人们不顾礼节纷纷向里间拥挤，连各国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无论是玻璃大门，还是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阻止不住他们。眼看隔板、玻璃门快要挤碎了，周总理见势不妙，索性让服务人员打开玻璃大门，将两厅合成一厅，让大家都能看到这非凡的历史性的场面。
酒会继续进行，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总理的俄文讲话稿。周总理临场未拿稿子，两千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
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等等。周总理的祝词深深激动人心，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词。他讲话很轻松，没有稿子，由我翻译，大意是：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了我的意思。讲到这里他环视大厅，看到没有南斯拉夫的大使，于是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使节未能出席，因为没有邀请他们。 [10] 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开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的问题，大家屏息静听。
席间，毛主席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总理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酒会结束后，米高扬等留下来继续同周恩来、李富春等洽谈有关双方经济协作、商业贸易等项事宜。
来宾中有不少我所熟悉的人。在社会主义各国驻苏使节中，熟人就更多了。其中特殊活跃的是保加利亚大使布拉葛耶娃和捷克代表斯沃博达，她们站在人群的最前列，带头鼓掌、呼口号，不顾自己的外交身份，以党内的同志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苏方外交人员抱怨说：热情的“老太婆”有时会带来麻烦的。
我记得，有一次苏联外交部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周恩来、王稼祥一走进宴会大厅，维辛斯基外长就离开了别的客人。前来与他们握手、问好，并向他们敬酒。当时，萧华将军也在一旁。
布拉葛耶娃突然走过来，加入了我们这个小圈子。她一面问好，一面向周总理说：“萧华是一位少年英雄，我很喜欢他，我要认他做我的干儿子！”
对这突如其来的话语，周总理风趣地说：“这恐怕太便宜了吧？！”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宴毛主席、周总理、李富春等，为毛主席饯行。
告别宴会后，我们准备启程回国。
周总理了解到给斯大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的礼物都已送到。送给斯大林的是丝绸和屏风，其他人大体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
2月17日，启程的那天上午，周总理对毛主席住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作了统计，亲自为他们分别准备了纪念品。全部礼品分配妥当后，工作人员们前来领取自己的那一份，并向周总理握手致谢。最后领取纪念品的是瓦利娅、玛露霞和科什尼亚妮，她们三位同中国代表团朝夕相处时间较长，也是同毛主席、周总理接触最多的人。尤其是瓦利娅，她原在斯大林的餐厅工作。周总理见她做事麻利，常常一个人照顾一二十人的饮宴，而且从容不迫、有条有理、运筹自如，所以在闲谈中多次夸赞瓦利娃轻巧灵活，既能吃苦耐劳，又形如飞燕。
管毛主席房间卫生的就是平时为斯大林打扫卫生的三十多岁的玛露霞，她是格鲁吉亚人。瓦利娅不言不语，而玛露霞则爱说爱笑。一次，周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在值班（何谦长得英俊，毛主席叫他拿破仑），玛露霞同他聊起来，尽管语言不通，各说各的，但仍然谈笑风生。毛主席正在睡觉，被他们吵醒了，起身循声而去，发现是他们，也加入了他们的谈笑。
工作人员们帮助中国贵宾把要带的物品搬上汽车，并把毛主席、周总理一直送上汽车。她们连大衣都没来得及穿，站在冰天雪地里目送毛主席、周总理离去。望着望着，她们个个都流了泪，特别是瓦利娅哭得泪人一般，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泣不成声。看见这种情形，我请求主席允许我下车，代表他向她们再作一次告别。我安慰了她们，向她们再次表示感谢，并再三告诉她们后会有期。我同送行的一位上校说起此情，他说那些服务人员觉得毛主席比斯大林更亲切。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毛主席关心他们，理解他们，爱惜他们的劳动，不浪费电，注重清洁卫生……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很有规矩。因而使他们备受感动。
随着与苏方接触的日益增多，我才知道照顾毛主席、周总理的服务人员全都是从斯大林、其他政治局委员身边和克里姆林宫里选调出来的。她们接待外宾，如为中国客人服务，只限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招待其他宾客，即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客人，服务人员却是另一套人马。瓦利娅、玛露霞都是斯大林的贴身服务人员，无论是在克里姆林宫，在别墅，还是在南俄休养地，我多次遇到的都是她们。而接待毛主席的也正是她们。
毛主席以他的德高望重、慈祥可亲，博得她们的敬重和爱戴。周恩来则以他特有的生动活泼、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忠厚长者的风度，使服务人员乐于接近他、亲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