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技巧和灵活性
翻译是一门科学和艺术，但我历来不喜欢做翻译工作，因为它束缚了我个人的思想、意志和自由。中国人对翻译提倡“信、达、雅”的原则。这无可非议，但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怎样才叫“信、达、雅”？怎么才能做到“信、达、雅”？口译则更需要机敏、准确、灵活、有风韵。
我随毛泽东首次访苏，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斯大林对我说：“现在你有用场了，你是两亿人同五亿人之间的桥梁。”他将翻译工作称之为桥梁是很精辟的。
有一次毛主席对我说，翻译工作不仅要精通两国语文，也还要熟悉它们的文学、艺术、历史、风俗、生活习惯、人情世故，而且要不断学习，汲取新的东西，以充实自己，否则就难以应付局面。他的话是在鼓励我，但是我心里却在想，人们并不这样认为，有人认为：翻译官阶不官，没有出息，多数人也不重视，甚至把这样一座沟通知识的桥梁冷落起来，这实在是由于人们缺乏知识的缘故，我们自己则不要妄自菲薄。翻译，一方面是服务，另一方面也是主人，将交谈的双方都掌握了，责任重大。
翻译要看对象。
我为毛泽东和斯大林作翻译时，总要让斯大林听到地道的俄语（民间语），让毛泽东听到道地的汉语，甚至是乡土话。否则，有些话如果直译，则由于双方语言文字、文化、生活、习惯、历史和语言结构的差异，必然会使双方不甚了了，觉得似乎隔靴搔痒，甚至还会发生误会。
毛泽东讲话一般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很肯定，是则是，否则否，逻辑性强，哲理深，也很幽默。他谈话或发言前一般都事先向我打个招呼，并将讲话的主要内容，甚至语意语气，以及要达到什么目的和来龙去脉都告诉我。谈话时，他一般不会变更，也没有模棱两可的语言，所以，我翻译时总是心中有数，十分有把握。跟着毛泽东，我在任何场合都不会怯场的。他十分懂得用人的原理和用人的技巧与方法。
只有一次例外。赫鲁晓夫上台后，毛主席、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出席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招待宴会。临开会前，我问他：“主席，准备不准备致祝酒词？”总理在桌边听见，赶紧写了几句话，交给主席，主席又递给我，并说：“你装在衣袋里”。我以为他同意把它当作祝酒词，就用心把它记了一下。开会了，他走到麦克风前，却完全没有按照稿子讲话。我一听心里着急，也有些紧张，只好认真听，认真地记，认真组织译文。
毛主席这次讲话十分精彩，简明有力，通俗易懂，激起全场格外热烈的掌声。我为这个气氛所鼓舞，赶紧推敲了一下语意，组织了一下语言，译成俄语也很精彩。在座的苏联专家和客人又都更加热烈地鼓掌。主席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字，但话锋都是对着赫鲁晓夫的。毛主席不同意向帝国主义退让、迁就，低头哈腰。他在讲话中指出人民总是要起来把反革命势力打倒，并一扫而光。当时会场的听众格外振奋，情绪也特别高昂，掌声雷动，经久不息。然而在事实上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甚至赫鲁晓夫听了讲话也无动于衷。相反地，他给苏联各报刊指示不能发表毛的讲话全文，而只作简单（约三分之一）摘要的新闻报道。这件事后来毛主席也知道了，但未作任何表示。
有时毛主席主张直译，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将“百家”译为多数，因为中文百家也是一种多数的比喻，但在外文中如用数字定死，那么一百零一家怎么办？但主席不同意我的译法，执意要我译成“一百家”。这是因为陈伯达怂恿的缘故。现在这个词已在世界上通用了。但是这种例子不算先进，也不可推广，如果都按中国人的口吻死译，外国人甚至会看不懂，反而产生误解，或感到生涩而不顺畅，并因辞害意，甚至难以正确理解。
在一次闲谈中，毛主席对我说，你在谈话中爱做手势。并问这是不是外国人常有的习惯。我马上意识到他大概是在批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对人不恭敬。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回答时，他又说，做手势对讲话是有帮助的，可以帮助人理解语意，也可以增强人的记忆。看来，他似乎并不讨厌打手势，而打手势也没有什么不对。从此我也就多注意他的谈话姿势和风度，发现他在私下座谈时并不打手势，可是在作报告、演讲时还是常常爱做手势，而且做得很有力。他还问我外国人在谈话时是否爱打手势。我回答说，一般劳动群众在讲话时往往爱打手势，而在上层、特别是知识界爱打手势的却不很多。他们爱讲风雅，也多注意自己的姿态和风度。
周恩来擅长做外交、统战工作，他讲话的特点是造句复杂，而且比较长，面面俱到。他常常是讲了一大段之后让我译。我译完了他再讲，可是往往又讲到另一个方面去了，与前言接不上。我只能又问总理，他当然不高兴：“你没有听懂？”只好又给我解释。另外他讲得很长，我只扼要地用几句话把主要意思译完了事。他问我是否译完了，我说我把你的语意全部转达了，对方懂了就行了，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译出来，就容易出现语句不通顺的毛病，使对方反而不易听懂，而且也失掉了重点和中心意思。他曾担心地这样问过我多次，但见我译的话莫洛托夫这些人都能听懂，都能正确地理会他的意思，后来也就放心，不再问了。周恩来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同别人谈话前或是自己讲话，总是事先不给人打招呼，不将内容告诉我。所以常常使人只能在谈话过程中慢慢揣摩走向和来龙去脉。
为刘少奇当翻译，有时他事先将大致内容和意向告诉我。但是因为他不是第一把手，不能独断，自作主张，有时事到临头，由于对方突然出现某种情况，在谈话中也不得不拐弯抹角，摸索前进，讲话内容不得不有所变更。这种情况是难免的、常有的，不足为奇。
斯大林讲话历来简洁、明确、扼要，所以给他翻译时，你的译文也要符合他的口味和风度。他历来不作长篇演讲，不造复杂冗长的语句。翻译他的讲话，就容易得多了。
莫洛托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又长期做外交工作，他的讲话较长，也较委婉、圆滑、灵活机动。
布尔加宁是一个军人，说话简要，要求对问题明确表态，“同意不同意”、“是与不是”都要很明确、很肯定，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有模棱两可的答案。
注 释
[1]. 《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5日。
[2]. 《人民日报》1956年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