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9 我们如何能够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上）
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延续和补充
本讲我们将要探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我想请你设想一下，在面对什么人的时候，你会产生这样的冲动：“让我们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吧！”无论你的名单里有谁，我想一定不会出现隔壁班的张三或者大街上的路人甲。
作为现代人，我们一般认为伦理生活问的是“我如何能够获得幸福美好的人生”，政治生活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和平地生活在一起”。
这两个追问存在两个根本的差异：第一，伦理生活指向的是“幸福生活”，这是人生在世的终极目标，政治生活追问的则是“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这是人生在世的基础命题；第二，伦理生活首先是第一人称单数（我）的发问，而政治生活总是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发问。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意识完全不同，他认为政治学追问的恰恰是：“我们如何能够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行为的人。”在一本伦理学的著作中谈论政治学，而且把政治学视为研究“最高善”（幸福）的“最权威的科学”，这充分反映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与伦理学不是相互分离的两个学科，恰恰相反，政治学是伦理学的延续和补充说明。
“我们”是谁？
要想完美地回答“我们如何能够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首先要回答“我们是谁”。
“我们”是一个非常具有弹性的说法。因为同坐一个航班，并且滞留机场，在短短24小时之内，可以让一飞机人迅速地团结成为同仇敌忾的“我们”，当然，这与同窗四载的“我们”或者相濡以沫一辈子的“我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无论如何，我们之所以成其为我们，一定是因为存在着某种“同质性”，这个同质性可薄可厚，内容可深可浅。哪怕是大街上的路人甲，也会因为同在一片蓝天下，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我们，当然此时主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它的答案可能是宪法、法律、规则或者道德习俗。
一旦人们开始思考“我们如何能够一起过上幸福美好的人生”，对于同质性的要求就会高出很多。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城邦应该足够小，小到可以“一眼尽收”所有的人，在和平时期，传令官的声音可以抵达每个人的耳朵，在战争时期，将军的声音要让每个人都听得到。因为尺度足够小，价值观高度类似，生活方式几乎一致，才有可能以“友爱”为纽带把公民团结在一起，并且把“最高善”作为城邦治理的目标。
由此看来，古希腊城邦的尺度直接影响了古希腊人的政治想象。古典哲人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当代哲人罗尔斯却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作为公民应该拒绝把最高善的标准当作一种政治原则。”之所以会有如此截然相反的政治理解，原因之一在于尺度的不同，以及对于“我们是谁”的理解的不同。
与柏拉图分道扬镳
要想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必须参照柏拉图这个坐标系，两相对比，才能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良苦用心和独到之处。你或许还记得，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原型是生物学，生物学的特点在于特别重视自然本性和自然之理，从这个视角出发，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美丽城”会有很多的批评。比如说，柏拉图主张护卫者要共产共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违反自然的做法，柏拉图主张男女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平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也是违反自然的做法。这两个判断会让我们对亚里士多德产生非常矛盾的观感。当我们听到亚里士多德主张家庭的自然属性，强调私有财产的重要性时，会觉得他具备健全的常识。可是当我们听到亚里士多德说，因为女性的情感常常大于理性，所以在政治生活中女性应该接受男性的统治时，我们又会意识到他的自然主义理论还是有很强的时代局限。
其实，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事事与柏拉图作对，他和柏拉图至少共享了两个根本信念：第一，个人是不自足的，城邦在本性上要先于家庭和个人；第二，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行为的人。
但是在达成这两个基本共识之后，亚里士多德就与柏拉图分道扬镳了。柏拉图为了追求城邦的整齐划一性，试图把所有的“私人事务”一笔勾销，亚里士多德反对这种无差别的一致性，他说：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若以整齐划一为标准，家庭比城邦更一致，个人又要比家庭更一致，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把城邦变成家庭，把家庭变成一个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说：“即使我们能够达到这种一致性也不应当这样去做，因为这正是使城邦毁灭的原因。”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但他并不主张为了实现最高善取消城邦的多样性，用哲学的术语说，他试图保持一和多的统一。
另外，这段表述还带出了亚里士多德对家长制的批评。在柏拉图那里，家和国具有同构性，它们就像是同心圆，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仁慈而智慧的哲学王就像大家长一样统治着整个城邦。亚里士多德则不同，他明确指出，城邦是一种特殊的共同体，它与家庭不具有同构性。事实上，在《政治学》开篇处，亚里士多德就对柏拉图展开了最猛烈的攻击，他说：“有人认为政治家、君王、家长以及主人的意思是同一的，这种说法荒谬绝伦。”为什么荒谬绝伦？因为他们的统治理由和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以主人统治奴隶为例，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奠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具体说来，他认为奴隶完全没有理性，所以天然地要接受自由人的统治。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论当然是错误的，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是如果一定要为他做个辩护的话，我会认为，尽管哲人理应超越时代之上，但哲人到底还是人，总会有一只脚深陷在时代的泥淖里，这是时代留在他身上的胎记，难以抹去；另外，就像麦克里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所指出的那样，亚里士多德对待奴隶的态度有点像美国内战期间贵族家庭中的蓄奴观念，他把奴隶视同家族内部的一员，而不是把奴隶当成商品随意转卖。对比同时代人，他的奴隶观还算是比较仁慈和人道的。
回到亚里士多德自身的逻辑，他认为“自然不做无目的之事”，因此自然物就有高下优劣的等级排序，比方说，植物为动物存在，动物为人存在，奴隶为自由人存在。但是到了自由人这个层次，又该怎么办呢？柏拉图主张由哲学王来统治自由人，而亚里士多德主张让自由且平等的公民自己来统治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意识非常不同。
麦克里兰指出，柏拉图的一个经典思路是这样的：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只有最蠢的人才不会去找最好的办法。比方说，当人生病的时候，应该去找谁呢？答案很显然是医生，也就是专家。由此类推到城邦，当我们问：“最好由谁来统治？”答案必然是“专家”，也即哲学王。可是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意识却不同，他是这样思考问题的：“能为自己营造良好生活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会需要什么样的智慧？”与柏拉图相比，这个提问方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强调了自治或者说自我管理的重要性，这一下子就与家长制或者权威主义的思路撇清了干系。于是很自然的答案就是：这些人是自由且平等的人，这些人需要的不是最高形式的智慧而是“实践智慧”。
最高形式的智慧思考的是最普遍、最高等的事物，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说阿那克萨哥拉和泰勒斯以及像他们那样的人有智慧，而不是他们有实践智慧。因为人们看到，这样的人对他们自己的利益全不知晓，而他们知晓的都是一些罕见的、重大的、困难的、超乎常人想象但又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对人有益的事务。”实践智慧则不然，它与人的事务相关，考虑的是具体的事情。比如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因为能分辨出哪些自身就是善、哪些对于人类是善的事物，所以是实践智慧的典型代表。“我们把有这种能力的人看作是管理家室和城邦的专家。”
总结一下，在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时，我们要时常告诉自己不要忘了柏拉图这个靶子：因为柏拉图向往最好的城邦，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次优的城邦；因为柏拉图主张护卫者应该共产共妻，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以及自然家庭的重要性；因为柏拉图支持家长制和权威主义，所以亚里士多德指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因为哲学王的统治本质上是人治，所以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去人格化的法治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