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4 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晚期希腊哲学之犬儒主义
愤世嫉俗的第欧根尼
我曾经有幸去过两次希腊，在雅典城内闲逛的时候，最引人瞩目的风景之一，就是三三两两倒卧在路边的狗，不管是清晨还是午后，它们总是四肢舒坦、旁若无人地晒着太阳。每当看到这幕场景，我就会想起亚历山大大帝与犬儒主义的创始人第欧根尼（Diogenes，约公元前412年—前323年）的那段经典对话。求贤若渴的亚历山大找到第欧根尼，说：“我就是亚历山大，请问你有什么要求，我一定为你办到。”当时正在木桶里晒太阳的第欧根尼回答说：“请你走开一点，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第一次读这段对话的时候，感觉非常痛快，因为很符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年少轻狂心态。在现代人眼里，犬儒主义者就是这样一副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形象。但如果我们用这种刻板印象去理解晚期希腊哲学中的犬儒主义，就会出现极大的偏差。
第欧根尼批评文明的矫饰和价值的伪善，主张放弃包括财产、婚姻、家庭、公民身份、学识和声誉在内的一切身外之物，选择像条狗一样过最原始简朴的生活，目的是为了追求德性，获得完美的幸福。第欧根尼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观点，认为普罗米修斯盗火，其实不是在造福人类，而是在祸害人类，因为他把奇技淫巧带到人间，让生活变得复杂而累赘，所以普罗米修斯受到惩罚完全是罪有应得。
第欧根尼主张人人平等，在他看来所有的等级差别，比如富人和穷人、希腊人和野蛮人、公民和外邦人、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都没有意义，人生在世，唯一重要的就是过一种纯粹的、真正有德性的生活。就此而言，第欧根尼也许是愤世嫉俗的，但绝不是玩世不恭的。据记载，第欧根尼曾经在大白天打着灯笼在城里四处游走，别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寻找真正诚实的人。”
回到亚历山大的那个故事，据说当他告别第欧根尼之后，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那我宁愿是第欧根尼。”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一定不是因为亚历山大喜欢被人虐，而是因为他体会到了第欧根尼生活哲学的精髓，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一步之遥：从愤世嫉俗滑向玩世不恭
然而，犬儒学派发展到后来，就有些变形走样了，有一个叫作德勒斯的犬儒主义者曾经对一个富人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于你，既不卑躬屈膝，也不唠叨不满。”这句话初听起来非常有风骨，好像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仔细一想就会发现不太对劲，因为世俗的利益他拿到了，名士的风范他也不想丢，这种两全其美的做法总让人觉得有些矫揉造作，不够真诚。
事实上，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只有一步之遥。有学者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早期的犬儒派与晚期的犬儒派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而后者虽然仍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与此同时也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样一来，就导致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因为失去了道德原则，也就无所谓高尚或者下贱，进而，“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基于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于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地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如果说“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那么“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这位学者认为，“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乏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乏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
苏联有一个异议人士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这段话让我想起儿时听过的一则寓言，在南方抓河蟹不用鱼篓盖子，因为一旦有别的河蟹想要从鱼篓子里爬出去，下面的河蟹就会把它给拽下来。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映照，因为它不去追问加害者的责任，而是在受害者之间互相倾轧和残害，最终以一种变相的方式成就了稳定与秩序。
由此，我们可以简要总结出犬儒主义的发展脉络：从遗世独立到愤世嫉俗，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再从玩世不恭到反对崇高、与权力合谋，最终，当代的犬儒主义恰好走到了古代犬儒主义的反面。
斯多亚主义的传承
在晚期希腊哲学的家族谱里，犬儒主义与斯多亚主义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罗素有句话说得好：“犬儒派学说中最好的东西传到了斯多亚主义里面来，而斯多亚主义则是一种更为完备和更加圆通的哲学。”
斯多亚学派是希腊化罗马时期最重要的哲学流派，特别是在罗马时期，几乎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一不是斯多亚哲学的信奉者。以当时最著名的三个斯多亚主义者为例，塞涅卡是罗马帝国的重臣，爱比克泰德是被解放了的奴隶，马可·奥勒留则是罗马皇帝，他们的出身地位极其悬殊，但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却相当一致。关于罗马时期的斯多亚学派，我们下一讲再做分析。
在这里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斯多亚学派的创始人芝诺身上，要注意的是，这个芝诺不是“芝诺悖论”里的那个芝诺。这个芝诺出生于公元前334年，是腓尼基人。有一回他出海远行，途中遭遇海难，幸运地登岸来到了雅典，当他坐在书店歇息的时候，读到了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欣喜异常，于是向书商询问，哪里才能找到苏格拉底那样的人，恰好此时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克拉特斯路过此地，于是书商告诉他说：“跟着那个人去吧。”从此以后，芝诺就做了犬儒学派克拉特斯的学生。
可是，如果想学苏格拉底，芝诺为什么不去追随柏拉图的学园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因为按道理说，这两个流派才是名门正宗啊。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到底是谁真正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哲学精神？犬儒学派影响虽小，但一直认为自己才是苏格拉底道统的真正继承者，他们与麦加拉学派、居勒尼学派一道构成了所谓的“小苏格拉底学派”，与学院派和逍遥学派分庭抗礼。
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精神气质，犬儒学派和苏格拉底都非常近似。比如苏格拉底也是以不修边幅著称于世，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同样高度重视个人的德性，认为有德之人不可能受到伤害，这句话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出犬儒学派的核心观点：只要确保了德性，就确保了好生活，除此之外的世俗生活都是不必要的负累。芝诺对苏格拉底的学习和模仿，甚至体现在他的讲学场所上，苏格拉底在人声鼎沸的市场中与雅典公民探讨哲学，芝诺则在人头攒动的柱廊之间谈玄论道。事实上，斯多亚学派（stoic school）一词正是源自古希腊文“柱廊”（stoic），如果直译过来就是“柱廊学派”。
跟亚里士多德一样，芝诺也是一个脑后有反骨的天才人物，亚里士多德最终脱离学园创立了逍遥学派，芝诺则离开犬儒学派创立了斯多亚学派。《名哲言行录》中记载过芝诺的老师克拉特斯抓叛徒的逸闻，据说有一回，芝诺到别的哲学家那里学习哲学，克拉特斯赶过去，一把揪住他的斗篷，直接把他拽了出来，芝诺告诉他的老师：“抓哲学家的方式是抓住耳朵：说服我，然后把我拖走；如果你使用强力，我的身体会和你在一起，但我的心还在斯提尔波那里。”
有学者认为，芝诺之所以离开犬儒学派，是因为看不惯犬儒学派过分夸张的生活方式，而且犬儒学派浅显的道德说教也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望。因此芝诺开始广泛吸收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在犬儒学派的基础上，最终打造出斯多亚学派。
遵从自然与本性的生活
如果用一句口号来概括芝诺的哲学思想，就是“遵从自然而生活”；自然（nature）也有本性的意思，所以这个口号也有“遵从本性生活”的含义。按照这个观点，要想过上至善的生活，就必须借助理性去认识个人的本性和宇宙的自然，了解哪些事情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哪些事情是在我们力量范围之外的。对于力所能及的事情就要全力以赴，比如做一个正直、高尚、有道德的人；对于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比如生老病死，个人际遇的失意、痛苦，社会的不公，政治的险恶，就要泰然任之，用一种不失体面的顺应去接受它们。罗马时期的斯多亚哲人爱比克泰德说：“不要要求事情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发生，而要希望它们像实际发生的那样发生，这样就会好好过下去。”
对于这种人生态度，我想一定会有人不以为然，要么认为斯多亚学派其实是鸵鸟哲学，纯属自欺欺人，要么认为“遵从自然而活”是句正确的废话，根本无法落到实处。或许还有人会认为，斯多亚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熬得浓郁一些的心灵鸡汤，没什么真正的营养。这些质疑并非没有道理，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斯多亚学派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斯多亚哲人对于基本教义的实践之上。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苏格拉底问题对于斯多亚哲人来说，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写过一本哲学普及读物《哲学的慰藉》，其中第三章写的就是塞涅卡。关于这个书名，我同意周国平的意见，慰藉类似于心理治疗，重在调整我们的心态，智慧调整的却是我们看世界和人生的总体眼光。因此，把哲学的作用归结为慰藉，就有可能缩小甚至歪曲哲学的内涵。那么斯多亚哲学到底是如何通过调整智慧，来调整我们看世界和人生的总体眼光的？我们下一讲来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