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7 启蒙运动的黑与白
在上一讲中，我们提到如果给卢梭立一块墓碑，应该用一半白、一半黑的大理石。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如果给启蒙运动立个墓碑，也应该是一半用白色，一半用黑色，因为启蒙运动带给后世的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模糊的一面。
这好像是一件相当悖谬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启蒙”（Enlightenment）的意思就是光明、照亮，五四运动时期甚至有人把它翻译成“大光明时代”。这个翻译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却非常准确地点明了启蒙哲人的理想：只要我们肯定理性、肯定自由平等、肯定科学，就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温暖和进步。然而，事情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就有卢梭站出来反对这种进步主义的乐观精神，与此同时，也有人站出来反对卢梭，认为他才是启蒙运动大合唱的杂音，而且正是这个杂音造成了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后果。随着启蒙运动的影响逐渐展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启蒙在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黑暗甚至严寒。
启蒙运动与平等
比方说，启蒙运动肯定自由，可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当吉伦特党人的“女神”罗兰夫人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她却给世人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句话提醒我们，自由这个词虽然自带光环，但并非天然正确的好东西。恰恰相反，自由是一个本身充满歧义的超级概念，围绕自由产生的纷争远比共识更多，而以自由的名义导致的压迫和专制也并不少见。我们必须要更深入地探讨自由概念的内部区分，仔细梳理和澄清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异同，才有可能摆脱以自由的名义带来的罪恶。
启蒙运动肯定平等，可是汉娜·阿伦特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失败，原因正在于最初的“自由引导人民”变成了“平等引导人民”。德国作家毕希纳曾经写过一幕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剧，题目叫作《丹东之死》。丹东是罗伯斯庇尔的亲密战友，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因为主张宽容，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最终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在剧中，毕希纳这样写道：
市民们纷纷高呼：“谁衣服上没有洞，就打死谁。”“谁能念书认字，就打死谁！”“谁想溜走，就打死谁！”“他有擤鼻涕的手帕！一个贵族！吊到灯柱上！吊到灯柱上！”“什么？他不用手指头擤鼻涕！把他吊到灯柱上！”
这时候罗伯斯庇尔站了出来，试图制止民众的骚动和暴乱，他告诉市民们：“你们要遵守法律。”市民们反问：“法律是什么？”罗伯斯庇尔回答说：“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然后，市民们这样正告罗伯斯庇尔：“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我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尊重法律就是不再有任何法律，我们就是要把他打死。”
毕希纳的这段文字虽然只是文学创作，但却非常传神，它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当人民开始不受约束地追求平等价值时，事情会变得有多糟糕，以及当人民开始以人民的名义执行法律时，法律会变得有多任意。
当外敌入侵、法国大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丹东曾经号召所有革命者说：“要想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可是在丹东身上，除了有革命者的激情，还有普通人所具有的一切毛病。当革命的激情退去之后，丹东开始感到厌倦，他厌倦革命，厌倦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厌倦像士兵一样每天早晨按时起床，厌倦可怜巴巴的乐器弹出来的永远只是一个调子。丹东说：“我想把自己弄舒服些。”把自己弄得舒服一些，这个要求一点都不神圣，不革命，这是日常的伦理而不是圣人的道德，这是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你可以说丹东很任性，同时也可以说丹东很人性，这与罗伯斯庇尔以及整个法国大革命的气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革命的“背叛者”，丹东被送上了断头台。三个月后，罗伯斯庇尔也站在了断头台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罗伯斯庇尔终于明白过来，他说：“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阿伦特总结说，在错过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之后，“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标变成了人民的幸福”。
千万不要以为我在反对平等价值，恰恰相反，我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那么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的政治想象力，同时也是最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现实的启蒙价值，不是德先生，不是赛先生，也不是自由、人权或者理性，而是平等。平等这个价值最深刻地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现实，也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近百年来的精神结构。与此同时，也恰恰因为我们对平等的价值理解不够到位，没有很好地澄清平等与自由、权利、公正等价值的关系，没有在制度层面恰当合理地落实平等价值，所以才造成了一系列的现实困难和问题。
启蒙运动与理性
除了肯定自由、肯定平等，启蒙运动还肯定理性。说到理性，就不得不提康德的那句名言：“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康德的这句话，关键词除了“理性”，还有“勇气”。有时候我问布谷问题，当她吃不准答案的时候，就会开始变得犹豫，然后小声地跟我说：“爸爸，我不知道。”布谷的犹豫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她的理性尚不完备，她还需要别人的引导，才能慢慢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但是，当康德说“敢于运用你的理智”时，指的不是布谷这样的未成年人，而是每一个理性能力已经得到充分发展，但却仍然不敢使用理性的成年人。康德说：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借用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这本书中的话说，18世纪是一个人类“重振勇气”的世纪：“这是一个神秘主义没落的世纪，一个对生活越来越怀有希望、对人力越来越充满信心的世纪，一个执着于探索和批判的世纪，一个关注社会改革的世纪，一个世俗主义日益抬头、冒险之风日益盛行的世纪。”
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千多年里，整个欧洲都笼罩在宗教和神秘主义的氛围中。在我小的时候，常常会把宗教、神话和迷信这几个词放在一块说，比如“宗教迷信”。那么什么叫作“迷信”呢？简单说就是“错误地相信某物是高贵的、超俗的，或者崇高的”。这种错误的相信可以体现在宗教、艺术、政治和历史等各个方面。启蒙运动归根结底就是一场颠覆一切迷信的运动，正如康德所说：“摆脱迷信就是启蒙。”
怎样才能摆脱迷信？简单说，就是把“看似高等的东西（当作）仅仅是低等事物的一个特例”。换言之，摆脱迷信的方式就是“在崇高中发现了寻常，把神圣还原到了平凡，或者证明高贵者并不值得尊敬”。《圣经》中记载过很多耶稣的神迹，比方说把水变成酒，在海面上行走，等等，可是如果我们用魔术来解释把水变成酒，或者当看到“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联想起铁掌水上漂裘千仞的孪生兄弟裘千丈，那么这些神迹就变成了骗人的把戏。
这是一种剥落“金身”、暴露泥胎的暴力解释法。它几乎必然地导致拒绝崇高、解构神圣的结果。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启蒙运动，他说，启蒙运动“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可是在反对者看来，启蒙运动在反对一切权威和一切成见的同时，自身却立足于一个“根本的成见”，那就是一个“反对成见本身的成见”。事实上，从恩格斯的那段话中可以看出，启蒙运动者在反对迷信的过程中存在着三个阶段：起初人们反对一切“错误地相信”，接着人们有意无意地删去了错误二字，开始反对一切“相信”，最后人们重新建立起新的迷信。也就是说，启蒙在破除迷信的过程中自身成了迷信，在消解神话的过程中自身成了神话，在很多反对者看来，这恰恰体现出人类理性的独断专横和自以为是。
启蒙运动与多元
启蒙运动除了肯定自由、肯定平等、肯定理性，同时也肯定多元。正如麦克里兰所指出的，对多元主义的追求本身就隐含着节制和宽容。换句话说，没有哪种价值应该占据支配性的地位，哪怕自由也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具体的语境中小心谨慎地平衡各种价值的关系，努力保持一种互相制衡、多元共生的生态环境。当然，就像我们在古希腊那几讲中反复强调过的那样，真正的问题在于，人天生是一个僭越性的动物，“凡事勿过度”这句古希腊的德尔菲神庙上的箴言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目标。事实上也是如此，当生而自由变成强迫自由，当人人平等变成彻底的平均主义，当理性取代迷信成为新的迷信，当多元主义蜕变成为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启蒙运动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启蒙运动的白就变成了启蒙运动的黑。
也许你会疑惑，为什么不可以用一两句话来介绍启蒙运动，简洁明快，一目了然，这样多好？对不起，我就是想要打破你们的刻板印象，告诉你们启蒙运动绝对不是一片光明，而是存在着阴暗、模糊甚至黑暗的一面。
说了启蒙运动这么多的坏话，我想要做一个特别的澄清：我不是一个反启蒙主义者，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坚定的启蒙主义者。尽管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启蒙运动终结在19世纪的前三十年，可是我并不认为启蒙已经死了，恰恰相反，我完全认同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说的这句话：“如果有人问：‘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吗？’那么答案是：‘非也，但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
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已经启蒙了的时代。因为归根结底，跟18世纪的欧洲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担负起“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自我启蒙，而不是被启蒙。
黑格尔肖像，平版印刷画，德国插画家Julius Ludwig Sebbers（1804-1837）作于182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