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欢乐的家
两岁以前，我一天到晚傻乐，从来不哭；它像徵著我生命的根基——在母亲孕育我的九个月里，我是那麽乐观欣喜地准备迎接新世界；及至瓜瓜坠地，两年之久，都止不住洋溢出那另一个宇宙的欢乐。
两岁以后，我却成了「哭不精」——现实的这个宇宙，并不如母腹中那样安宁。我受不了外来的挑衅，一哭能不住声地哭上两三个小时。满肚子的委曲，皆因比我大四岁的哥哥罗克故意地招我，而大人又管不住他顽皮的天性。
一次哥哥招完我又淘气地跑掉。我坐在小板凳上，用泪水倾倒著积存已久的委曲。大字不识、正做针线活的姥姥，从老花镜的边框上瞅瞅我说：「别哭了，回头我打他。」
我还哭；因为她说过好几次却从不曾打他，她谁也不会打。她坐在床沿上继续缝，只是无奈地歎口气，准备把这「老牌音乐」听到底。
父亲离开写字檯：「别哭了，小妹妹，老哭不是好孩子，回头我说他。」他说得倒是挺诚恳、并拍拍我的头。可是，他什麽时候能管得住他呢？瞧，他转身又坐在老地方写著什麽，我的眼泪又多流了几串。
母亲本在客厅里会客，此时便推开门，大咧咧地皱著眉问道：「又是罗克招她啦？」
她关紧了门，以为可以听不到。一切，又归于没人管的境地。而哥哥突然出现在牆角，正朝我得意地耸鬼脸。我又气又伤心，哇哇大哭，母亲「砰」地推开门，快步走来，将我两手一提，往厕所的马桶盖上一墩：「哭去吧，吵死人了！」
哥哥不知从哪里忽地跑来、像根离弦的箭，满脸是幸灾乐祸的微笑，他用力把门一关，高兴地喊：「妈！快拿墩布来，把门顶上！」
狭小的厕所令人害怕，我坐在马桶盖上哭弯了腰。光线暗淡，屋角堆立的盆桶刷帚，像一个个缩著的魔鬼，正睁眼向我窥视。我恨著哥哥，一辈子都会恨他、永远不会饶他……他惭愧地跪在我面前，我拔出了宝剑，他流泪哀求我……忽而姥姥真地打了哥哥一顿，他疼得躺倒在地，口吐白沫……妖怪们从盆里、牆角旭旯中探出头来，阴森森地四下瞅瞅，心怀叵测地向我靠近，我垂著眼皮哭，哪儿也不敢看……两小时之后，母亲发现我坐在马桶盖上睡著了。朦胧地觉得，她的怀里是多麽温软，她生气的话里含著多深的怜爱啊！
云龙山；漂著一层绿苔的、葬窄的河沟；压水机的水白哗哗地流出；我不记得徐州还给过我什麽印象。
一个冬日，母亲拉著三岁的我，来到北京北新桥男五中紧邻的一座大院子里——水獭胡同12号。院内东侧，是一座高台阶、有平台、套屋、客厅、卫生间、厨房共十来间的日本式洋房；四週是许多树木和荒草。远远有一亭。西侧，是简陋的厂房，房前堆放著做铁活的原料和工具。紧挨著男五中的南面牆根，堆著木料和碎石子。1949年「解放」前夕，当许多人放弃了企业、洗手不乾时，总想发财的父亲和毫无政治嗅觉的母亲，出于对贪腐的国民党之厌恶、和对共产党的盲目信任，却同两位好友，每人以一千元（国民党金圆劵）为股本，开办了「理研铁工厂」和「大业营造厂」，父母各任总经理；父亲还兼任营造厂的工程师。全家由徐州迁到北京。
父亲遇崇基出身于城市贫民。爷爷原籍在山东省农村，因生活困苦去闯关东，便在黑龙江省黑河落了户。爷爷去世很早，父亲十五岁便在铁路上当了站长，养活奶奶和姑姑。十九岁上，奶奶包办，给他娶了一位姓杨的妻子，两年后她因肺病去世，未有子女。在我印象中，父亲纸偶尔提过她两、三次，但每回都深情地说：
「她脾气特别好，温柔极了……」
父亲沉默寡言，不爱讲话，不善交际。他从小便刻苦勤奋，边工作边学习，因考试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名列前三名，被保送去日本东京留学，在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土木建筑系深造。他白天上学，晚上译日文著书来养活自己：《我是猫》、《黑佈局》、《白佈局》……笔名为「罗茜」。
由于这笔名，使他一反「家谱」，不按「广」字起我们的名字，却从「罗」字起。
「爸爸，这有讲头吗？」
「希望你们都能著书立说、胜过我。」
多年后我才知道，还不止是这个意思；那是在杨死后，对他一位心爱的姑娘的怀念。
母亲王秋琳出身于一个殷实的大家庭。姥爷兄弟七个，原是河北省南宫县的农民，因靠做木匠活而赚了钱。兄弟七个都住在一起，后有五个迁至北京和天津。到了母亲上高中时，这面和心不和的大家庭终于瓦解，各自分居。姥姥没生过儿子。
母亲的性情与脾气温和的二姨截然相反，她好运动、不愿受拘束。姥姥、姥爷拿母亲当儿子待。打篮球、排球、网球、爬山、划船、骑自行车……她练就一副男人般的性格。母亲高中毕业时，凡能拿出一百块现大洋者，可去日本留学，母亲便这样去了东京，进一所中等学校学习企业管理。
「七七事变」，父母和许多爱国青年，认为再在敌国求学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愤然回国，母亲因此中辍了学业。出境时，因战乱期间旅客过多，携带物品不得超过有限的重量，母亲宁可捨弃心爱的衣物，也不愿扔掉一皮箱在日本照的生活相片册。
「幸亏我这麽做了。」「文革」以前，她一翻阅这些相册时，便欣慰地感歎。
几十本大相片册全部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从她小时、年轻时、她那大家庭、她的同学、朋友以及从我们一出生起，母亲年年要有新照、分门别类地收藏。每个孩子有自己的专集。她对照片的锺爱，远胜过藏书家对于书籍。照片——活的历史、生动的形象、以往的灵魂、没有文字的日记。她爱这一大皮箱相册，不亚于爱自己的亲生孩子。每逢农曆春节、在那显得特别长的三十晚上，要熬到过了十二点才吃煮水饺、再推牌九消磨时间——母亲总是拿出面值小的、崭亮平平的新票故意输给我们，最后分给四个孩子每人三张、让我们高兴不已。但老挂钟不著急地滴滴塔塔、还不到十二点。于是母亲便让哥哥帮著，从众多的杂物下抻出那大皮箱，将一本本的大相册高高地落在桌上——她要一年一次地会见已故的亲人、会见老朋友了。
那时我们围在八仙桌旁，看著母亲轻轻地翻阅。我们又一次见到了从未见过的姥爷、姑姑和奶奶；我们又一次体会当时出殡和喜宴的隆重；我们又一次被带往了日本、与她和父亲及众多的朋友，在阳光下嬉戏、划船、登山、打排球；我们又一次看到母亲那珍爱的眼光，望著她和父亲的结婚照——年轻时的父母，相貌是多麽美啊！所有人的神情，是多麽动人啊！我们又一次听母亲讲著这是谁、那是谁；又一次听她品评这张照得不错、那张也照得好……就在全家看相片的沉浸的回忆里，在对以往的留恋与嚮往中，不知不觉迎来了新的一年。
「那时候环境好啊。」母亲望著照片，每年要感歎一次。
从日本回国后，父母被同一单位招收——「北京建设总署」。父亲任工程师，母亲是打字员。母亲对父亲一见锺情——父亲说：「你妈当时追我追得可厉害了。」一九四一年，他们结婚。
母亲共生过六个孩子：大哥罗克，在南京所生；二哥杰克，满月后，不喜做家庭妇女的母亲要工作，将杰克托放在一家全天的私立托儿所，竟和三十多名婴儿被活活饿死了。罪恶的所长被国民党政府枪毙了。
「本来，」后来母亲对我说：「还没生下你们，你爸爸先起好了名字：罗克、杰克、帅克。杰克一死，觉得再叫『帅克』会不吉利，又是个女孩儿，就叫『锦』吧。是我给你起的呢。」母亲得意地补充：「锦绣前程、锦上添花、前程似锦的『锦』哪。」
「如果真叫我帅克呢？」我心想：「那命运会又一样吗？」
三弟（老六）一生下来便送了人，那是后来的事。
除了那次墩马桶的印象之外，最深的印象是四岁时，非逼我去幼稚园不可了。
母亲认为去幼稚园才能多受教育。我一路走一路哭，就是不喜欢去。她有一次用撢把赶著，像赶羊。许久，我才渐渐适应了那集体生活。
哦，在我家的荒园里，在宁静的气氛下，在鸟雀愉悦的歌声中，一人独自玩耍是多麽有趣啊！提上一隻小小的柳条筐，拿把小花铲，在青草没头的大院子里或树荫下，挖呀找，若能找到一小片带花的破瓷碗片，足能高兴上大半天。或坐在门前的石阶上，仰脸看白晃晃的太阳，一会儿，它就变成了色泽极鲜艶的彩球——红、黄、橙、蓝、绿、紫，来回变幻，没有任何颜色比它更纯淨、更美、更透明！看太阳，看太阳！四週一片寂静，暖暖的阳光洒遍荒园，我一眨不眨地盯著白色的太阳，盼望著彩球的出现……出现了，变红了，蓝了，黄了……好美的颜色呀！纸觉得心里、耳朵里有各种旋律搅成河海一般，整日懵懵懂懂，以至姥姥连叫几声都听不见。
「这孩子聋了吗？」
一点不聋，却像耳背。其实，那听觉是多麽敏锐啊！空气里游星在浮动，太阳在变幻颜色，土地在发出诱人的气味，树木、青草、鸟儿、云……一切，都在发出动人的声音，都像在轻语盈歌，以至整日被无数的旋律搅成一团，像傻了似地领受著心里太多的音响……
翠鸟啁揪、树木繁盛的荒园啊，鲁迅那小小的百草园，怎能与它相比！「叭叭」的啄木鸟，身披五彩的羽衣，天天在为桑树们医治。落了一地的熟透的桑葚，却没有人吃它，任人们踩在脚下。只有我偶尔捡几颗尝尝，清甜；将白色的小围裙口袋装得鼓鼓的，被它染得紫蓝。哥哥带领我们蹲在草丛里，任姥姥著急地寻找，他却不淮我们出声，自己捂著嘴暗笑，猫著腰、一绕就绕过了她。
「有蛇啊！」姥姥朝这二亩多地的荒院落，担心地喊道。那是有一回，给工人做饭的大师傅胡大爷发现一条正爬的蛇，一把揪住头、用力一甩，就甩到男五中的牆内去了。
墨绿色的塔松们，忠实地立在房前。捉迷藏时，它们是我们绕来绕去、挡住我们的伴侣。枝丫伸展的鸭广梨树果实累累，姥姥小心地摘下来，将青梨捂在米缸中，过些日子便湛黄喷香。院南头，四人才能环抱的大榆树，喜鹊在那里筑巢育子，组成兴旺的家族，整天唧唧喳喳、飞来飞去。春天，老榆树又结满了密实的榆钱儿。几个二十来岁的工人，要尝鲜，上树打榆钱儿——拌上葱花、猪肉、香油，让胡大爷蒸包子吃。满口河南话、爱嬉闹的工人小孙，偏去够喜鹊蛋，不小心捅掉了窝、摔了个稀碎，刚孵出的小喜鹊也全被摔死。
两隻大喜鹊飞回时，悲鸣了多少天哪。
「那是在骂呢！」姥姥一听见「喳喳」声，便心疼地自语。哥哥也望著树上哀叫的大喜鹊发呆。从此，它们飞走了，再不来做窝了。小孙听了这消息，却只是不经意地一笑。
秋天，全厂的十多个工人们上树帮著打枣，地下接著大盆。自家留些，其馀的都给工人们分吃。他们骑在树上，将一枚枚枣子往男五中三楼的窗子里扔。下了课的学生们站在窗边，高兴地一颗颗接住。深秋，我和幼稚园的一两个小孩子，拿个小铁碗或小竹篮，在乾枯的密草丛里，一会儿就拣起满碗的红乾枣。那深红色、半乾的、佈满皱纹的甜枣啊！
每逢春、夏季，毛桃与合欢树那粉红的花朵，如同一片灿烂的云霞。拣一大把落在地上的合欢花，夹在两片大草叶中，恰似一朵新颖的荷花。这奇妙的大花，还是哥哥的同班生、小姑娘叶丽丽来家发明的。
「瞧她多漂亮，眼睛多大！」八岁的哥哥止不住地讚歎。嗯……我不以为然。
那眼睛实在太大了。她的黑眼珠时时挨不著眼眶，不住地骨碌碌转动著；短髮乱凌凌，衣服也不甚洁淨；她长大了一定会疯。她像哥哥一样瘦瘦的，却比他高出半个头。在「东四区一中心小学」，教室里，哥哥坐在第一个，她却是最末一个。或许两家离得很近，一放学，便成了「路上知己」吧。哥哥总是夸讚她「聪明、漂亮」。房廊下、米色的石柱边，哥哥靠柱坐在水泥地上，舒服地伸出一条腿，右臂悠閒地搭在支起的膝盖上，颇有一股潇洒的、带幻想的书生相。叶丽丽背著书包，靠柱而立；两人凝望著空气，脸上充满了幻想，不知在谈著什麽。淘气的哥哥哪里去了？只有一派满足、宁静、和平。他白玻璃镜框后面的丹凤眼，也失去了犀利好奇的闪光。他们幻想著什麽？谈论著什麽？这幅图画，如此令我难忘……
频频採集花粉的蜜蜂啊，以及草丛中踏出的羊肠小径！当我回想起你们，心中涌起多少亲切的感情！一条小岔道，通往后院小土山上油漆剥落的亭子。另一小径，弯曲地通往北牆根的土厕所，是给黄包车夫、木匠师傅、胡大爷和两位四、五十岁的保姆王姨和吕姨用的。
八岁的哥哥，每天放了学，先做功课，从不用大人催。他学习成绩优异，作文尤其出色。虽然身体健康、很少得病，但瘦小的个子却显得文弱。再加上戴近视眼镜和爱出新鲜主意，便在班上得了「博士」和「学究」的绰号。搜集成套的洋画、弹珠、打克朗棋、下军棋、跳棋、象棋……他的兴趣实在太多。下军棋或打扑克时，他曾不止一次地以诡诈的表情迷惑住对方而取胜，自己开心得咯咯大笑。更喜欢的是在空旷的大院子里，挖一尺多深的陷阱，上面掩饰得毫无痕迹。记得有一阵儿，他每天早上一睁眼，先抄起预备在床头的木头宝剑，趿拉著鞋，穿著睡衣，连衣服也顾不得穿，从他的屋里，匆匆跑到我和罗文的床前，照我们脖子底下划上一刀；我们从梦中惊醒，他却已咯咯笑著返回，钻进他的被窝翻看课外书去了。
高傻子——那个秃头厚唇的小男孩，放学后老来找他玩耍，充当他的差遣对象。
哥哥发明的游戏，无论多麽有趣，对我来说，都没有用大毛巾裹个娃娃、抱在怀里、更踏实更美的滋味儿了。抱娃娃的乐趣到十岁了还依然如故。商店的娃娃我不喜欢，她们太华丽、老是瞪著圆眼睛，身体也太硬。而用毛巾裹的娃娃，可大可小、可胖可瘦、抱在怀中，柔软又舒服。虽然没有五官，却可以随意想像。
「别哭了……你饿吗？饿了？妈妈知道……可是太穷啊……冷吗？噢，别哭了……吃奶吧。」门后、屋角，那是我的小家。必须谁也看不见，我撩起衣服给她吃奶。我总想像她是个女娃娃。我们的日子很穷，吃不饱、穿不暖、没钱看病。要是我们太阔，她怎麽能老让我抱著？而不抱著又有什麽意思呢？我哄她睡觉，她病了，我紧搂著哄来哄去，刀咕著我们的穷日子，心里是那麽温暖幸福，一玩便玩上大半天。
站在母亲的梳粧檯前，看著大小不一的化妆品新奇有趣，便天天擦她从不用的胭脂。
「不得了哇，」每天母亲从办公室回来，便哭笑不得地两手一摊：「又成了大红布啦！」
二姨却从不说我「大红布」。她的性情和母亲正相反：讲话柔声细气，绝无半点夸张和大嗓门。她从小得了气喘病，治不好，又甘心情愿做个家庭妇女，靠姨父的六十元工资和和睦睦地过著小日子。生个女儿两岁上死了，因不再生育，希望母亲过继给她一个孩子，尤喜欢罗文，母亲却一个也捨不得。她不喜欢二姨的无大志和家庭妇女气。然而我们却都喜欢二姨。连父亲和她说起片言隻语来，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亲情。二姨爱唱京剧，姨父拉得一手好二胡。姨父家很穷，他又没受过太高的教育，然而二人却恋爱、结婚了。
「当初，我反对这门婚事。」母亲背后讲道：「当初你二姨父连个工作都没有哇。」
「姥姥呢？姥姥也反对吗？」
「你姥姥懂得什麽呀？你二姨父『妈』长『妈』短的，你姥姥就眉开眼笑呗。」
他们住在北新桥「土儿胡同」一个狭窄的过道间里——将本来出入院子的过道，硬变成了住人的小屋。二姨一来，哥哥便爱和她谈、唱京戏。
「罗克，咱们来段『玉堂春』吧？看你学得怎麽样了？」
姥姥帮忙，把白布窗帘绑在哥哥的胳膊上，充当水袖。我坐在二姨怀里，头上顶一条折起的毛裤，算是乌纱帽。我一句不会，却充当王金龙，全由二姨替唱。哥哥饰苏三，跪著唱「过堂」一场。他唱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圆，唱罢站起来时，双手揉著膝向后退去，那希嘘哀歎的道白、那逼真的姿势，令人既感动、又依稀觉得可笑。
「姥姥，像吗？」他立即让姥姥评判。
「嗯，倒是挺像。」姥姥不紧不慢，认认真真地说：「就是那窗帘儿差点儿劲。」
正是这阶段——当父母任经理时，二姨父却在拉洋车。有一阵，他们搬来住在土坡上的小亭子里，亭柱钉了木板做牆壁。里面非常小，简直转不开身。冬天，二姨提个旧麻袋，来到房前的平台一角，搓刨花用来生炉子。哥哥背著两隻手，站在一旁，从小眼镜片后面闪闪地盯著她，一见她往麻袋里装碎劈柴就开口：
「您不是说装刨花吗？怎麽也装劈柴？」
我奇怪他何以如此发问。现在回想，是否因为母亲总说：「你二姨爱占小便宜」？或是因年龄太小不懂事呢？
总之，母亲不希望他们再住下去，便给姨父找了一家工厂的会计工作，婉言请他们搬出，定居在「土儿胡同」。姥姥曾为这偷偷流泪——只有两个女儿，为什麽不能像一家人一样？姥姥疼爱二姨，也喜欢二姨父，认为他孝顺。但母亲与二姨的经济状况差异太大，四个孩子又需要姥姥照顾，她纸好长期住在我家。
勤劳、善良、慈祥的姥姥，是不要工资的保姆。她从早到晚做这做那，闲著就难受。家里，被她收拾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她是文盲，但教育我们的民俗之言，一听便服：「从哪儿拿来的东西放回哪儿去，家里就不会乱」、「早起三光、晚起三慌」、「不许跟大人犟嘴」、「不许没规矩」……她不斥责人，不会骂人、不会打人。这些民俗训语，也都是温温和和、不慌不忙、不到时候不讲的。她又从不挑剔什麽。母亲每月给她五元零用，过春节、过生日便给十元；二姨也每月给她五元。父亲不仅从不给姥姥钱，连声妈也不叫，非称呼不可时则从旁称之「老太太」。二姨父却妈长妈短，见面回回亲、回回希望姥姥再多住两日，且是真心。二姨来时，喜在父母亲上班未归之时，常带上一小包酒菜——烂烂的五香酱肘子之类，与姥姥对酌二两「白乾儿」。若我们在旁，便挟口酒菜放进我们嘴里。一到那时，我便捨不得离开——不为酒菜，纸爱那迷住我的气氛。母女俩低声慢语地细唠家常，週围弥漫著酒香；絮絮的话语、暖盈盈的亲情，我入迷且羡慕，就那样静坐小板凳上，不声不响地观望。那图画、那电影在我心底永挥之不去，人们要的就是这种爱！我幻想有一天与母亲也能如此，这应当是十分自然、也理所当然啊。
如果二姨来了赶上我在哭，她纸消说上两句，便令我得到安慰、立即释然。她的问询是那般认真、关切、温和，结论是那般公平，一下子便说到了我委曲的点子上。她手头既没有小玩艺儿、也不塞谁零花钱，仅凭几句关切公正的话语，便让我满腹快慰——哪怕腮上还挂著泪花。她讲起《济公传》，绘声绘色，幽默而不过火，要笑破我们的肚皮。她只是一位老老实实、安分守己的家庭妇女，但比起忙忙碌碌、像交际家似的母亲，我倒更喜欢她。长大了，我纸想当二姨那样的家庭妇女，把小家收拾得像二姨一样——小巧光洁、情趣横生，永远在家做饭、洗衣、看看书、串串门，真是乐趣无穷哪。
姥姥带我到二姨家去。我穿上一身花布衣服，脚上是吕姨做的云头布鞋；两个小辫子，繋著银粉色的绸蝴蝶结。拉著姥姥的手，一路总想跳著走，身体轻盈得像要翩飞。二姨家—
—是我永远感到亲切的地方！进了小院门，邻居老奶奶一见我，总止不住抚我的脸蛋：「这白里透红的，活像是水蜜桃儿呀！」
二姨那狭窄、昏暗的门洞间，件件家具油光呈亮；白淨的抹布叠成一个小方块，放在桌角。牆上贴著「勇晴雯病补孔雀裘」的文雅年画。枕边，是十来本租来的小人书——《红楼梦》、《三侠五义》。比起我家那排场阔气的大客厅，这小家却更迷人、有情趣。儘管母亲从未来过一次。
二姨炒木樨肉、炒扁豆丝、蒸上一碗米粉肉；热气腾腾地端上桌，和姥姥就酒。年头已久的细竹筷变成暗赭色，发出诱人的光泽。豆青色的瓷碗不大不小、玲珑可手，用它盛饭吃倍觉香甜。样样东西都有股过家家的味道。
天忽然暗了，雷声隆隆，乌云翻滚，暴雨就要来了。我和邻居的两个女孩儿，刚刚在院内一角过家家，此刻只有扫兴地回屋。
「还想玩儿吗？」二姨温和地道：「来，我给你们出个主意。」
她支起一把大的红油纸伞，用几隻木凳、洗衣搓板、小板凳，在房檐下、牆根前，搭起了一个有棚有牆的小屋。她用棉花搓个灯稔，往小瓷盘里倒了些花生油，做了一盏小小的油灯，点燃，摆在「小屋」里的「桌子」上。哦，我们三个小姑娘，欢愉得无法形容！大女孩坐在中间，扶住伞把；我们两个小的，紧挨她左右而坐。我紧搂怀里的毛巾娃娃，瑟缩起肩膀，抵御著风雨的凉气。哗哗的雨点清脆地打在纸伞上。院子里满是雨泡泡，而我们的小屋却乾鬆鬆。我的好娃娃、乖孩子，你暖和地偎在妈妈怀里，露出小脑袋，看看这有趣的情景吧！看那摇曳的小油灯，在昏暗的雨帘里，发出多麽诱人、活泼的光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