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劳教三年
「我们要去长征了，」黎凡告诉我，「步行到延安去。」
「都有谁？」
「有国栋、田二、……」他说了四个本班男同学的名字，「我们共五个。」
有国栋……这不禁令我动心。自从上次国栋给我的信之后，我还一直没回信呢！我多希望彼此能有机会增加瞭解啊。这倒是个绝好的机会。
「我也去，」我说，「算上我一个吧。」
「你的事完了吗？」
「完了，他们不会再斗我了。」
现在厂里分成了两大派——「保皇」派（保厂长王子厚）和造反派（不斗王子厚不甘心）。而保皇派为了转移目标，便给出身不好的或沾点历史问题的老工人贴大字报，吓得谁也不敢理他们。而我的日记和「黑画」（风景、花卉）被展览、被批斗之后，监视了一阵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你去长征？」母亲说，「不行啊！你的问题刚刚安静，还不定要怎麽样，怎麽就自以为没事了呢？你现在纸能老老实实的呀！」
老老实实、半死不活地忍著——个个中国人如此。迁户口、找工作都不能随便，给了你一个吃饭的地方，一辈子就在这儿吃下去，为了怕丢掉它，你纸能老老实实地吃这碗饭。可我爱国栋五年了，一直没有机会能和他说说话、处一处，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到底我们的脾气、性情能不能合得来？到底他对我的情意有多深？这关系到我们的终身大事啊。再说，出趟远门，看看祖国的河山，也是我久已嚮往的……
「现在，六五年毕业的大学生，也可以去串联了，」我对母亲说，「有这个组织开证明。本班的同学都走了，我又没事了，为什麽我就不能去？」
「你听听，」母亲说不服我，便求助于哥哥，「非要去串连！怕厂子里不干哪。」
哥哥沉思了片刻，仿佛我不去也罢了，可是他却说：「倒是机会难得……」
纸要有个同意串联的介绍信，路费、住宿便都不要钱，吃饭也极便宜，上哪儿还有这样的机会呢？母亲儘管担心、不满，也不再讲什麽，于是我便准备行装，和黎凡他们五个出发了。我的背包里，带著几份油印的《出身论》，哥哥希望我带到延安去，沿途播下《出身论》的种子……
为什麽「大串连」这麽红火？为什麽连毕了业的、已工作的、本不属于「学生」的也非要「大串连」——看看全国不可？除了「造反」、「革命」之意外，更多的愿望，是借此不花钱、少花钱地「旅游」。
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从无「休息」或「度假」之说；百分之二十的城市居民，凡学生和工作的人，一年只有七天假——新年一天、「五一」一天、「十一」一天、「春节」四天。有每週日休息一天的，也有二週才休息一天的（如建筑工人等等）。人民不知何为旅游、何为度假，又不淮户口迁徒自由，多少夫妇十几年、二十年地两地分居，一年一次十五天的探亲假，无数家庭因此破裂。这便是当时的现实。
又和国栋在一起了，只有我能发现他的眼里，闪烁著多大的愉快和欢欣。过去的四年住校生活，多麽相近又多麽遥远啊！如今我们才算踏上征途，走向瞭解的第一步。
这天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后，我们已走过了卢沟桥。卢沟桥下，一大片乾枯的河床。听说，这里是枪毙犯人的地方——先挖下坑，毙倒便埋。忽然，一辆飞驰的「麵包车」猛地停在身边，从车上跳下几个戴红袖章的大小伙子，都是工艺美术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有本班的梁国英、张季和孙成，不由分说就扭住了我。
「好哇，」他们嚷道，「你畏罪潜逃！你的问题还没完呢！」
「凭什麽抓她？」黎凡抗议，「她们厂子都同意了，凭什麽？！」
「我们就是接到她们厂子电话才来的！」
「谁能相信你们的话？」黎凡说，「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串连是毛主席的支持！」
「她不一样！她和你们不一样！」孙成和张季仗著人多势众，便将我扭上车去。国栋始终愣愣地、僵住似地望著他们……
他们把我押往学校，我这才看到那六层白瓷砖贴面的大楼，现在被他们糟蹋成什麽样子了——高高地贴著巨大的白纸黑字大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鬼见愁」。早就听说学校里教学用的石膏像和资料室的画册，被砸得稀巴烂、烧得精光。又听说出身好的学生毒打出身不好的，谁谁的肋骨被打折。校长、老师们全被剃了头，关押在地下室。
孙成和张季在广播器里号召同学们，都到阶梯教室去开批斗我的大会，陪我挨斗的，是从地下室拉出来的被剃了头的校长和老师。大阶梯教室，稀稀拉拉地坐了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全是外地来串联、住在这儿的学生。张季、孙成和梁国英列举我的罪状，大声朗读「最高指示」，外地学生们盲目地跟著举语录呼口号……
他们还不过瘾，便用汽车，将我扭送到市公安局。正值「砸烂公检法」，执掌公安局大权的是戴「政法公社」红袖章的学生。公安局里乱得不行，不时有人被扭送进来。
「如果你们不收留遇罗锦，你们就是反革命！」张季、孙成他们，在隔壁屋里和政法公社的人蛮横地交涉，这屋只有梁国英看著我。
哥哥忽然进了屋。他警觉地扫视了一眼屋里的情况，走过来对我说：
「黎凡来家讲了。有什麽事吗？」
「没有。」
「喂，你是谁？」梁国英喝问。
「我是她哥哥。你们这样抓她，有什麽道理呢？她是有单位的人，应当由她的工厂来处理。」
「我们跟你说不著，」梁国英说，「我们要送她到公安局去受教育！」
哥哥知道和他们无理可讲——这个虎口里，再讲，就把他会扣在这儿了。
「有事吗？」哥哥又问我。哦，细心的哥哥！他冒著风险来到这里，是怕我有什麽需要交代的事情。
「没有，哥哥。你回去吧。」
他看著我。
「那我回去了。真的没什麽事？」
「没有。」
「那我回去了。」
虎口里不能久留。这是虎口啊！他走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离开这里，是为了找人来搭救我。隔壁的交涉声仍在清晰地传来。灯光下，我望著梁国英。我们同学了四年，又是一个玩具设计专业小组的，我从来没得罪过他。我永远忘不了，二年级一次上水粉课，我们随便地坐在桌子或椅子上，看著老师边画边做示范。他坐在我身后，离我那麽近，从他鼻子里散出的热气全扑在我的脖颈上。那热气嘘得我一动也动不得。好像他全身散发出一股无形的电流，虽然没碰到我，但通过他那鼻子里的热气，全告诉我了，使我强烈地感到他要抱住我的巨大的欲望。这欲望来得是那麽迅猛和突然，又好像积存已久的。我一动也动不得，就这样感受著他那灼人的爱的气息……课听完了，散开了，我什麽也没露，他也是。要是他真爱我，又有什麽奇怪呢？就像我爱国栋，谁也没表示过一样。人类本来就是应当彼此相爱的。但爱不成时，我绝不会像他这样对待别人……雪亮的灯光下，我又看看他，真看不出他何以会恨我？还是真以为自己在革命，真以为在用革命的爱去让我受受教育呢？
那屋交涉完了，出现了孙成和张季两个幸灾乐祸的脸，政法公社的人陪著他们走了进来，询问我的情况。
「上车吧。」他们将我押上一辆吉普车。车子开动时，听得见孙成、张季他们欢呼的口号声……
「这些日记是你写的吗？」审讯员递过几张二寸照片说，「是就签字吧。」
我坐在一位审讯员和记录员的对面，再没有别人了。
我看看这六张二寸照片——哪里有一点儿反动呢？既没攻击党的领导，又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纸不过对一些文艺、对破四旧和毛戴红卫兵袖章一事有些看法，而那无数奋发学习想为人民有所贡献的话一概不算啦？
当我站在地上听审讯员高声念我的思想罪状时，我惊奇地茫然地望著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我吗？那是强加给我的！我已经配戴上这麽多反动的高帽了？当一个敌人这麽容易？太容易了！所有的只是烧没烧日记的问题！每个中国人都有我这些思想，那麽，党所领导的人民全是它的敌人吗？敌人！从这一分钟起，我已经被正式宣佈为这个社会的敌人了！我已经没有生活的自由，只有被专政的自由了！教养三年？我心里一沉。纸因没烧掉日记，就要付出三年的代价，受三年的苦！漫长的三年哪，三年以后还不知是什麽样子，这时，我真后悔没烧掉日记，可是已经晚了。
「若不服，十天内可以上诉。」审讯员最后说。
我什麽也没说，就签了字。
小汽车在奔驰，不知要把我解到哪里去。我既没戴手铐也没戴脚镣——劳动教养是人民内部处分。
我不明白，如果说五七年的右派多少是因为自己「说出了一些看法」，起了点「宣传作用」（交心也姑且算为「宣传」吧），那麽记日记又起了什麽作用呢？一个人的日记除了自己，外人没有任何权利看。日记里的话纸不过是自己一时的思想，并不见得是永久的思想，没有任何行动，危害了谁呢？哪一个记日记的人不是为了认真地做人，更好地鞭策自己前进才记日记的呢？算了，这些道理没有地方可讲！上诉？可笑！这点经验我倒有——五七年的右派，凡是认罪态度不好的，才去教养，再不好，还可以判刑呢！我十一岁、哥哥十五岁就已经知道这条经验了！
一想到有多少人比我还冤枉——那些为夺取政权出生入死卖过命的老将也一个个被揪斗、弄死，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我算什麽呢？比起他们，我还不太冤枉呢！三年很快会过去的，我应当看到好的一面——我将要去的新天地是什麽样子？
应当去领略领略，纸当是锻炼自己的一个机会吧。
汽车把我送到了京郊良乡收容所。这儿都是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拘役的女犯。拘役是刑事处分中最轻的一种。短期一个月，长的半年，大多数三十多岁，结过婚。
罗文来看我，送来了日用品和家里自做的食物。他说黎凡也来了，由于不是直系亲属，被拦在大门外。女队长（公安干部）在一旁来回地蹓躂，监视地听著。
「姐姐，劳动累吗？」
「不累。这儿都是轻体力劳动。」
「她们都是什麽问题？」
「全是没有办离婚手续，又和别人发生了关系。对劳动教养的来说，这儿是一个暂时停留的地方，然后就送往清河农场。」
「不许谈这些！」队长制止著。
「《出身论》铅印了！」罗文趁队长不注意，匆忙低声告诉我。这振奋人心的消息，简直使我忘记了自己是在监禁中。
回到监号，收拾那队长已经检查过的衣物时，才发现有一件新买来的丝绸素格短袖衬衫，在衬衫的小口袋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纸条：
罗锦：
买来一件夏日的小衫，替换着穿吧。黎凡常去咱家，他得知你的消息后，十分沉痛，他说他一定等着你。
哥哥这是黎凡的笔迹。然而，这些忠贞不渝的话，并未激起我心里的热流。我并不需要他等著我。我倒真希望是国栋写给我这些话。回想我被扭走的那天，国栋的表情确实让我感到歉然，他为什麽不能像黎凡甚至超过他呢？他太沉稳、太谨愤了，他也太「内向」了。然而，这不才是国栋吗？
女犯共十几个人。每天队长把我们锁在这座楼里，做做棉被、织织毛衣。我刚刚二十岁，然而，「发生关系」这个词，到这里才明白是什麽意思。她们二十多岁到五十岁不等，并不是大街上的小流氓。表面上都很像是正派人，而且有的还是大学毕业的机关干部。但我耳闻了她们的案情后，实在看不起她们。我对爱、家庭，其实全无认识，仅仅凭著我简单幼稚、学生式的口味，认为事业在先，爱情纸能融于事业中，因此认为她们追求的，必定是庸俗低级的东西，把她们全看成了流氓。
也许，五十多岁、像老妈妈一样的文队长太瞭解我了，知道我的思想状况和她们格格不入，便叫我担任学习兼劳动组组长。一次文队长把我叫去。
「你得靠近政府呀，」她和颜悦色地说，消閒地织著毛衣。我坐在小板凳上（这是规定）。
「什麽叫靠近政府呀？」我真的一点也不懂；以为自己很听话、做得很好了。
她抬眼看了看我，我双手托腮也望著她。
「她们有什麽情况，不敢当我面说的，你应该向政府及时反映嘛」
我心里咯噔一沉——原来，这就叫「靠近政府」！
「她们说过什麽呀？」文队长温和地盯著我。
「她们……没说过什麽。」
「总会有嘛，你再想想。你可不能包庇她们哟。」
包庇？我一百个瞧不起她们呢。我认真地回想著……
「她们说，她们回去没脸见人了。」
「都谁说的？」
「差不多，全这麽说。」
「嘿，很好。还怎麽说？」
「有的说，怕回家后丈夫打，怕把胳膊打折了……」
「嗯，再说下去。很好嘛。」
「反正她们老唉声歎气，度日如年的。一天一天算日子。」
文队长不禁微微笑了，依旧在低头织毛衣。
「有不认罪的吗？」她又看了我一眼。
「她们从来不当著我面谈案情。」
文队长沉吟著，似乎无法不相信我的话。
「好，以后有什麽情况，就像这样告诉我。你还年轻，好好表现，听见了吗？」
「嗯。」
我心里七上八下地回到了监号。我没有听到过她们不认罪的事，她们都很羞愧。可我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是否是道德的呢？
没过几天，文队长又将我叫去。
「有人找你外调情况，」她说。这时，我才看见办公桌边坐著两个穿便衣的男人。「你要如实谈，」文队长说，「不许向政府隐瞒情况。」
「我们来调查遇罗克的情况——」
我耳朵「轰」的一声，简直没听清他下面说的是什麽。啊，哥哥出事了吗？天哪，他真的出事了？我最爱的哥哥！最宝贵的！
「遇罗克平时和你谈过什麽？」
「平时？」
「对。他对你的反动思想有什麽影响？」
「他经常鼓励我入团，让我和剥削思想划清界限。他的思想最进步……」我几乎是沉痛地说。
「嗯？」他们很吃惊，「没想到你这样包庇他！刚才你们队长还介绍你表现不错。据我们瞭解，他并不是这样！」
「你必须老实谈！」另一个人喝道。
「他苦读马列著作，坚信共产主义。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我不如他……」
此外，我又能说什麽呢？说我为他入不上团痛心？说我为他——这位天分极高的高材生考不上大学痛心？说为他竭力想甩掉家庭包袱痛心？这是真正的哥哥。他们跟我拍桌子、发脾气，他们的蛮横激怒了我，再问我什麽，全是「不知道」了。
「有你的好处！」他们「啪」地合上了笔记本，就此结束。那恼火中，明明有对文队长的态度。
「真没想到！」他们一走，文队长便责备我「真没想到你态度这麽恶劣！要大义灭亲哪！」
「可我哥哥，真是进步的。」我的神色一定非常仓惶，心里一个劲儿转念著，哥哥是不是出事了？
当晚，脾胃疼得我连坐也坐不住，呻吟个不停。一位「同学」（犯人之间规定的称呼）纸得把队长叫醒。文队长披衣过来，带我去医务室。
「是不是思想病呀？」一路上，她走在我身后、旁敲侧击：「得大义灭亲呀！」
次日早上，才不大疼了；但发现额头、眼睑有些浮肿——从此落下了浮肿病根。
回想我与公安人员的顶撞——说哥哥「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其实，哥哥从来没跟我、没跟家里人说过他信什麽——他从来也不和我们谈这些。我们姐弟三个包括父母，一本哲学书也不读，在他眼里全是「小笨」或是「老傻」，他为何要与我们谈论哲学、那我们从不感兴趣的东西？《出身论》初稿的最后一句话，我至死不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以为他信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我这不爱看哲学书的人，我有什麽资格去评论他？但在公安局面前，我必须那样讲——那不是你们共产党最爱听的话吗？
我的「学习与劳动组长」被撤了，由「乱搞男女关系」兼「偷窃」的岳霞担任。「无官一身轻」，倒好，也不用「靠近政府」了。
「国庆日」后，全体犯人可以接见家属。母亲来信说，她要和哥哥来看我，我才知道他还没有出事！
怎样告诉他们外调我的情况呢？我写了一个小纸条，卷在废牙膏皮里。那里除了写明情况之外，还有我永远忠于哥哥、不会出卖他的话。
犯人可以把没用的东西，经队长检查后交给家属，牙膏皮可以在卖牙膏处或废品站，换二分钱，人人皆知。那天，牙膏皮就这样交到了母亲手中。
「牙膏皮。」趁队长不注意，我匆匆对哥哥低语。哥哥会心地眨了下眼睛。
「《出身论》铅印了十几万份！」哥哥小声、兴奋地告诉我。
母亲眼里流露著妻惶和悲哀。我又怎样去安慰她呢？我当初没听她的话，可又无后悔之心。好像在这儿或在工厂里，滋味儿都差不多。或许我在外面，更难保障生命安全。週围是一片嘤嘤哭泣之声，我只有做出轻鬆、愉快的笑容来使母亲好过些。母亲为我织了一件玫瑰色的毛背心，以及日用品和炸酱、煮咸鸡蛋之类。我心里万分自愧。今生今世，我怎样孝顺母亲呢？
「你在这儿怎麽样？」哥哥问。
「还好。」
「队长说你表现不错。」
「她们叫我靠近政府。」
「你那麽做了？」哥哥紧跟著问，目光警觉。
「嗯。她们都是流氓。」
「怎麽能这样！」哥哥劈头斥道，声音虽低却无比严厉，震惊得我半张著嘴，说不出一句话来。「千万不能做那种事！」他皱著眉。
「咱们可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啊。」母亲也说。
队长过来了，哥哥又做出平静的神态。但我心头的震惊依然没有过去，好像这才悟出，自己确实是做错了。儘管那是在「审讯」以前。无论我是否彙报过关键、原则问题（庆倖的是真没彙报过），但就连鸡毛蒜皮，哥哥也是不允许的。是否在他眼里，他尊重每一个人，无论那人是否干过坏事？还是他压根儿就不以为她们的问题是有罪的？是的，他看不起任何见不得人、背后鬼鬼祟祟的事，他的一切言行都是公开的、坦率的，从来不搞小动作。这一天，给我的教益有多深切，刻骨铭心！我才知道怎样做人！
半年后，一列火车载著我，将我押送到茶淀站清河农场。哥哥被捕。我在良乡已经没有被审查的必要了。万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我和哥哥的永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