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焚烧心灵
八月二十八日那天中午，我在屋里坐著，忽听哥哥在小屋门口召唤道：
「罗锦！」
我立即走进他的小屋，看到他的眼神十分不寻常，仿佛决定了一件什麽大事似的。
「现在抄家风大兴，」哥哥站在桌边，望著我严肃地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把这些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信件、笔记全部烧掉。你也最好把自己的烧掉。在烧之前，我真希望有个人能看看、能瞭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你就坐这儿看吧，看完了，我就烧了。」
我只有用沉默来回答，心情像死神般可怕——日记，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啊！
「这本日记，」他拿起一本放在桌上的蓝皮「北京日记」，郑重地对我说，「这里记的，是我近一年来的思想。这些想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无论如何我也捨不得烧了它。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吗？过了这阵抄家风就拿回来？」
「能！」我不假思索，就双手接了过来，坚定地搂在胸前。他注目地望著我，似乎完全相信了。
「看吧。」他背著手站在关闭的门前，向玻璃外的天空凝望。我默默地走到小床边，床上那一叠叠的日记、文稿、信件、读书笔记，似乎都在哀泣地望著我，而我的那一句「看完了」就将使它们葬入火海。
从加入少先队的第一篇日记到成人的历程，像画展一样呈现在我面前。这些披肝沥胆的日记，这些文思奇妙的文稿，这些与朋友互勉的信件，难道都不能活过今天？这不是日记和信件，这是青春的诗篇和生命的火焰！这一天，我才知道哥哥是怎样记日记的呀！一个何等敢于解剖自己的人！他每日思过，每週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结——他对自己的每一闪念——凡错误、消沉、软弱、糊涂之处，他都在日记里给予解剖和鞭挞。原来，完人、杰人、圣人的历史，正是一个自我鞭挞的历史。我敬爱的哥哥！
我纸能翻他的日记，因为读书笔记、文稿、诗词太多了。就算稍微仔细地天天看，也得几个月的时间。而他当晚就要烧掉。
我忘不了，哥哥偶看我日记的往事，使我怎样羞恼得心跳！那次我去偷看他的日记，或许他也有所察觉。日记——纯粹属于自己的秘密呀！今天我们却无法顾及羞涩了。
多年来，我们不能和任何人倾诉。父母不敢对我们说「反动话」，同学们之间不敢、兄弟姐妹之间也不敢，我们怕害人又害己。我们只有向日记倾诉，否则会真地闷死。然而，就连这种活法也活不成！
我的日记和他的日记，天壤之别；我永远写不出他的日记。他倾诉的，是他独立的、周密的思考；是夜深人静中，他与伟人、智者「谈话」后的昇华。他那清秀、劲拙的笔迹，每一笔、每一划都是他的灵、他的魂哪！
他要将它们亲手埋葬，纸剩下自己空空的躯壳。他不甘这样让它们死去、灰飞烟灭，他要有一个证人、一个多少明白他的人——我。
我一页页地翻著，屋里纸听见轻微的沙沙声。而哥哥，仍然一动不动地向天空凝视。我悄悄望望他，想永远记住这一幕、这一画面……
极远处，传来打砸声、哭泣和哀嚎；透过后窗的玻璃，望得见邻院烧东西的青烟。思想是要被剷除的，躯壳是要被凌辱的；还有什麽属于人们自己呢？
当晚，母亲嘱咐把窗帘挡得严严，插上门拴，让哥哥帮著，抻出那箱照片册。
母亲横了几次心，都捨不得烧。
「唉！我从日本回国的时候，什麽什麽都扔了，唯独捨不得扔了它们！」
活的历史、无字的日记——从母亲儿时、少女到去日留学、与父订婚直至今日，太珍贵了。它们，是母亲的最爱。母亲捨不得烧它们，就像我捨不得烧日记。
如果说，日记因「有思想」必须烧掉，照片呢？它没思想，却代表著「封、资、修」，代表著「四旧」。它们也必须死。
「交给罗锦吧，」哥哥建议：「她有地方藏。」
「嗯。」我点点头，心里是那麽发虚。我可有什麽地方藏呢？
我们围著八仙桌、围著母亲，看她双手轻轻地、小心地揭下一张张照片。我从没发现过母亲的双手是那麽美。她的小指轻轻翘著，她手上每一根柔柔的线条，都像一首诗、一幅画、一支梦幻的音乐——她请下每一个活人，让他（她）们在她爱的手心里、爱的呵护中慢慢地走下来；她要让他（她）们去一个安全的天地、暂时地隐藏。她轻轻揭下每一张照片，就像接下一个个出生的婴儿、接下我们一年又一年的心魂，接下她的亲人和朋友。我从没发现过母亲的双手是那麽动人。她不想损伤他（她）们的一丝一毫，相信他（她）们还会回到相册上来……
重托啊！次日一早，我把哥哥那本蓝皮日记，夹在我的二十本日记当中，以及上千张大小照片，将一手提袋塞得鼓鼓的，跑遍了与我要好的同学的家。
家家都在惊惶不安，正主动地将自家的中外小说、诗歌……等马、恩、列、斯、毛之外的书籍交出去，以至马路边、胡同口的收书登记处，排成了一支阴阴惨惨的行列。我提著那显眼的、鼓囊囊的花布书包，穿著白衬衫、花布裙跑到黎凡家，见他正六神无主地烧东西——他的文稿、日记、笔记以及我的、别人写给他的信，屋里乱七八糟，两捆捆好的外国小说正待交出去。
「放这儿？」他惊讶地朝我睁圆了眼睛，「连我的都烧了！你还想保存？这时候你还敢穿花裙子？！」
在他惊讶的目光中，我显得怎样「不识时务」和「任性」！我写给他的信有什麽？连这都烧了！
「我写给你的信，希望赶紧烧掉。」他在我身后紧紧嘱咐。
「嗯……」我怏怏不乐地提著书包往外走。
已是傍晚。今天算是没办法了。我好无能啊！我提著花书包，怎样进家门呢？
千万不能让哥哥和家里人看见！不能让他们失望！我的心慌张得跳起来，纸觉惭愧。进了院门，我一面斜眼瞅著哥哥的小屋，一面把书包用身子挡著，一溜溜进了屋里，赶紧把书包用衣服盖在牆角……
当晚，母亲没回来，全家惶然。哥哥往母亲厂里打电话，回答是：「王秋琳被群众专政了！要好好学习学习！你们给她送毛巾、牙膏来吧！」
天！看来，藏日记和相片的任务更紧迫了！
次早，我提著花布书包走遍城南城北。大街上、公共汽车里，任何地方到处是戴红袖章的，时而一大片穿黄军装、腰繫皮带的红卫兵骑著一辆辆新铮铮的轻便自行车，像阵黄旋风似地在马路上驶过，吓得人人呆立而看。这书包可怎麽办？藏在公园的哪块石头下或石洞里？来到「中山公园」，才发现早让大字报将门封死了，原因是公园是封资修的阔少、小姐们来的地方，不是革命者应来的。「中山公园」
旁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已被封死。怎麽办呢？已到下午，说不定今晚就抄家呢！这时我很想上厕所，就进了文化宫前面、一个很少有人去的大厕所。这里静得出奇，总是又乾淨又敞亮。以前我到公园写生时常到这里来，对面一排高高的白油漆门总是用绳索穿著不打开。此时这一排紧闭的门，静静的就像一排无言的卫兵。我忽然心里一动：这些拿回家太危险，不如放在对面的门里，明天一早我再想办法另行安置。唉，纸好这麽办！一看左右没人，我便把这一书包日记从那乾淨的白瓷砖地上塞了进去。弯下腰看看，一点见也看不见。心想，纸存放一夜不会有什麽问题，总比家里安全。又看看窗外，见一个人也没有，才洗洗手，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全城就临时戒严了。原来这天上午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大军，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的讲话正通过广播、电视，向国内外传播。
天安门前，百万红卫兵人人高举红语录，又成了一片疯狂的红海洋，挤掉了多少双鞋、多少枚毛像章。大街上自行车不许随便通行。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连胡同口也不许出。听著广播器里那喊声震天的「万岁」声，我忐忑不安、坐卧不宁……
下午两点，才开始通车。我骑上车紧忙奔到那里，不由愣住了——两排小门大开，书包早已没了踪影。原先乾淨的地面，现在满是痰、纸屑和污浊邋遢的脚印。我揪心地找到两位打扫厕所的女同志，问她们看见一个花布书包没有？她们纸冷冷地、注意地掠了我一眼，便耷拉下眼皮，一边扫地一边乾巴巴地回答：
「没看见。」
「求求您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的声音发颤，「您还给我们，纸当救命吧！」
「没看见。」依然是那副表情，无动于衷地转过身去。
我又去求另外一位戴著口罩的扫地师傅。
「不知道。」她索性拿著扫帚走开去。
完了，全完了！我愣在了原地，站在那里发呆。我是怎样愚蠢、罪该万死！我是怎样辜负了哥哥和母亲的重托！谁知哥哥这本日记里记了什麽呢？我竟没来得及翻开看一眼。这不等于我出卖了他？他比我有思想，万一有「犯上」的话？我，蠢笨的我呀！世上还有比我更蠢笨的人吗？我不知道是怎样推著车走回家的，怎骑得动？而是在飘。没心思去上班，更无心思吃饭，只是坐在大木板床的尽里头，对著牆角抹眼泪。我这个罪人！我从来没信过上帝，此时心里却在痛心地祈祷——上帝！保佑保佑吧，千万别叫哥哥出事……
「愚蠢哪，愚蠢！」父亲急得在地上来回走，又不敢大声，「还有比你更蠢的吗？怎麽能藏在那个地方？唉唉！」
我哭啊哭……虽然知道一点儿用也没有，还是哭啊哭……可是又藏哪儿好呢？
我都想过——棚顶？会被捅破，会拿手电去照；牆壁？即使不露痕迹，也同样会被凿穿；缝在棉衣、棉被里？早就听说红卫兵有此经验；埋地里？小院里五家，万一被谁听见、看见？街道积极分子的孩子整天进这院……或许，哥哥藏了半天也没地方藏才交给我的吧！唉唉，我是怎样辜负了他！我这罪人！
哥哥下了班听到这噩耗，先是一愣，再没有说一句话。父亲焦急地低声问：
「你记了什麽犯歹的话没有？」
他发呆地回答：「对陈伯达、姚文元有些看法。」
「蠢哪蠢！」父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还有比你更蠢的吗？罗克呀，你也是，不早烧了，还偏偏交给这蠢丫头？」
我惭愧得头都不敢抬起来。哦，我这罪人！脑子里胀晕晕的，忽听到一句：
「小妹妹，我不怪你。」
我感动、胆怯地回头看了他一眼，纸见他态度如常，正沉静地走进他的小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