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那幻想中的城」
……傍晚收工后，又一次突然袭击式的搜查终于过去了。三位队长回来宣佈，「反动」组的十几个人可以回「号」里去了。
专政机关的宿舍一律称为「号」，这一点，劳动教养和判刑并没有区别。
几个人住的「号」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刚才搜查时，队长们已将各人箱子的钥匙从每人手里拿了去。此时，每个人箱子的锁上都还挂著自己的钥匙。有的箱子半开著，露出里面的衣服，有的已离开了原来放的位置。被褥和衣服全被抖开了，乱糟糟地堆在各人的铺位上，人们不出声地默默地收拾著，彼此沉闷的心情自不必说。也许，纸因为组里十三个人有十个是五七年的右派，而我又是因为写「反动日记」，所以，才容易遭到袭击式的搜查吧？
「糟糕，」睡在我旁边的那位被教养了十二年的右派，一位记者，忧心忡忡地滴咕道：「我的日记不见了。」
「你怎麽不放好？」我心里说，你怎麽在这儿还记日记？
「我藏在褥子里，多次都躲过去了。」她歎了口气。
果然，她褥子的一头已拆了个口。
「奇怪……队长怎麽知道这麽清楚？」我悄声问题。
「肯定是有人彙报了！」
她只是坐在炕沿上发愣。
「有什麽忌讳的话麽？」我极轻地又问。
「忌讳的话是不敢写的，反正情调够灰的……唉！」
是啊，假如从中又发现了她的哪怕一句「反动」话，都对她不利。我虽然同情她，可又有什麽办法呢？过了两天，我的散文、小画和她的日记，队长又还给了我们，给时，队长一句话也没说。
这里的情况，要比良乡「尖锐」多少倍。你刚说句什麽，立即会有人写条子，跑到队长那里交上去。交条子的举止，完全不忌讳有谁看见，反视为无上荣光。每天清早出工列队劳动前，都会有人默不作声地往队长手里交上折好的纸条，然后入列。我也交条子，但自从哥哥那次严厉的斥责之后，我彙报的全是自己——昨天，我又读了哪段毛选了；今天，我又对照哪条语录结合报只有什麽新的认识了——既然靠近政府，为什麽不拿自己作为靠近对象呢？我这种靠近方式，没有彙报任何人，光把自己列入「活学活用毛著」的对象中，队长竟然很欣赏，每月给我评为优秀的二级（一级从没有人得，一般是三级，四级、五级就是表现很坏的人了）。不听话吗？那就是四级、五级——不但延长教养期，也容易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样的人，反而更被别人盯著来彙报。人人都交条子——把这公开的、希望大家看到的举止做为保护自己的一种特殊做法。纸不过彙报的内容不同罢了。
我总觉得自己必定是特殊的，不然队长为什麽给我评二级？由此我发现，就连队长也看不起那些彙报别人、检举别人一举一动的人，因为她们从没有人对我说：「希望你以后多彙报一下别人。」
而这位记者「右派」，我却什麽也不敢跟她讲。因为刚一进所，就有人告诉我：
「你们组的那位记者，特臭！别理她！」
「她怎麽了？」
「她出卖了张丽。」
她那次政治上的揭发、检举，致使张丽成了「反革命分子」，由三年期变成了无限期。而这之前，两人却是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张丽的罪状是一心想去外国生活，她是全所唯一一位外语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似不到三十岁。
「千万别理她！」……
此刻，我瞟了瞟铺位下面那从不烧火的炕口。烧炕口里塞著我的两双旧鞋，而鞋的灰土下面却埋著我的小本。显然，鞋子已动过了，可是小本呢？但此时，我绝不能当著任何人去查看，假如叫别人彙报了去，就该没了。
我瞥了一眼安插在这组里的两位流氓，别瞧她们是流氓，却担任「反动组」的组长，可比我们强——期满以后准是划为人民内部矛盾。流氓、小偷都是「铁杆内矛」，而我们这些「反动」，最好的划为「二类」，即永远成不了人民，也就永远有敌人可斗——这划类（共三类）也是文革中新兴的呢！
啊，我多想伸手到烧炕口里摸一摸，看看我的小本在不在啊！我又悄悄朝那儿望了一眼，炕口外面乾乾淨淨，并没有抖出灰土的痕迹，小本没被发现？我反常地盼望著快响熄灯铃！
人们忙著吃晚饭、分热水、洗脚、上厕所，然后学习，点名——在寒冷的北风怒吼的院子里，全教养所的人一齐背诵「老三篇」，高喊「敬祝……无疆」和「永远……健康」之类的圣经。唱了语录歌一遍又一遍。这些语录歌，哪有一点歌曲的味道呢！我真希望五十年后我们的子孙也能有耳福听听这些语录歌的唱片，听听人们对历史的怪嚎吧。
一直到队长大赦般地终于说了声「解散」。大家早已冻得手脚冰凉，急忙跑回各屋铺被睡觉。熄灯铃震耳地响了，趁著刚一熄灯那黑暗的刹那，我迅速地把炕口里的棉鞋拿出了一双，好像我明天要穿它似的，用谁也不觉察的动作，疾速、准确地伸手到那鬆鬆的灰土下面——啊，那用塑胶袋包著的小本依然完好地存在！我的心惊喜得跳了起来……
钻进冷得像冰块一般的被窝，扭头看了看睡在左边的记者，每次我看她都不禁哑然失笑——她总是直挺挺地面朝上躺著，两层棉被和棉衣服压得像要翻不动身那麽厚，她戴著教养所普遍做的最挡风的「尼姑式」的棉帽子，戴著双层口罩，冻得灰白的脸遮得严严的，一动不动，活像个死人。她的丈夫也是右派，被关在另一个分场。一个孩子在北京，和他奶奶过著经济、精神双重苦难的生活。这位记者解放前就为革命出生入死地工作，十五岁就入了共产党，工作一直优秀。纸因五七年向党交心时，她爱人说了几句话，由于出身地主，遂定为右派。她和爱人「划不清界线」，便也成了右派。由于不认错，夫妇两个都被送进专政机关，孩子和没有工作的婆婆在北京靠派出所发给的补助费（九元）生活。她们可谓「大」右派了，父母受的罪，比起她们，又算得什麽呢？这些右派里，大都是很有知识的机关干部。然而她和她丈夫，纸因对「提前解教」的渴望，不惜变质，这是多大的改变！
想著我的小本，好一会儿不能睡著。想到每当拿、放小本时竟巧妙地躲过了屋里所有人的眼睛，这是怎样的细心和胜利啊！想到我利用每天早上的学习时间，用书本挡著，记下哥哥从小到大的一点一滴的言行，相信总有一天能发表回忆他的文章，心里是何等的自信和自豪！
是的，无论他活著还是死去，人们都会称他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会把《出身论》评价为思想解放的理论文献。哥哥与年轻的「共和国」一起成长，他是公开地向残害中华民族的「左」倾路线挑战的先锋战士！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是中国青年的楷模！
也许，我没烧掉日记是愚蠢的行为，然而，我更看到好的一面。难道那些日记不是一叶小舟吗？谁能想到竟有这麽便宜的事——不用费任何力气就凭著这「宪法保护」的小舟进到专政机关遨游来了呢？如果我将来写一本书，生动地写下专政机关一天的生活，没有这段经历怎能写得出来？实在话，这个地方，哪怕你是最有名气的一流作家也不会被允许到这儿来体验生活的。而没有进过专政机关的人就不能说全面地瞭解社会。这里，是社会上各种人物的集中地，而且都是典型人物。这里是丑与美、恶与善、假与真的最集中、最高度、最尖锐的表现场所。社会上的一切阴暗面在这儿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平常，但有些刑事犯所犯的罪，简直连听也没听说过，初次听时常使我惊异得说不出话来。
那令我惊异的内容是什麽呢？
大院里共四组：一、二组是从北京天堂河、团河来的年轻「小流泯」，三组是「大杂烩」；四组是「反动」。虽然队长对每一个进来的人，第一天便正色告之——一不许互问案情、二不许私人交谈、三不许交朋友、四不许串号。但各自的案情，还是不胫而走、人人皆知。
一、二组，都是家长管不了的「野孩子」，整天在外不归，与「不三不四」的男孩儿鬼混，以「轮奸」为乐、为荣，向别人吹的，是被多少个男的一次「干」
过。家长无法，求派出所收容、送进了天堂河少管所，一到十八岁，又送进这里。
也扒别人钱包、小偷小摸，否则在外头如何有钱吃喝？
三组，大杂烩——「乱搞男女关系」——进过收容所却坚不认错的，哪怕纸和一位有妇之夫相好，因态度太恶劣，劳教三年；有过于年轻的情人——与儿女同龄的情人「非法同居」，劳教三年；「坑蒙拐骗」——即小坑小骗、被人检举、收容，又态度顽劣，劳教三年；结了好几次婚、一结婚第二天就「卷包走」、将男人的家卷个一空、终被抓住，劳教三年；「连锅端」——家家没厨房，住平房的大杂院，都在自家屋沿底下的炉子上做菜、炖肉，趁人不注意，将肉锅端起就走，仅二、三次便被人告发又拒不承认，劳教三年；信天主教——这老太太不但不认错，反而对著派出所干部大嚷「一切都是上帝给的」，劳教三年；「里通外国」——外语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张丽（还是章力？我始终不知），想托关系能去外国生活，信件被公安扣住，又拒不认错，劳教三年；「偷听敌台」——夜间偷听「美国之音」，被人告发，劳教三年；「倒买倒卖」——一隻手表、一双皮鞋、一块衣料，诸如此类，买主觉得吃了亏，告发，又有旁证，劳教三年；与邻居、亲友说话口无遮拦，想说什麽说什麽，「散佈反动言论」又兼打扮得过于时髦——「作风不检点」，劳教三年；看「黄色」线装小说又传给别人看，被「揪」了出来，拒不认错，劳教三年……
四组「反动组」——已关了十二年的右派分子，要无限期的关下去；因没烧日记，劳教三年……
对于纸知道爱一个人四年不说、纸崇尚「柏拉图」精神恋爱的我，这些，还不够叫我惊异吗？
听说，远处的「北厂」，要比这偏僻的「北砖窑」漂亮多了。以前这里曾烧过砖、为了盖房子，故名「北砖窑」。又听说，一九五○年的清河农场，只是一片片望不到头的沼泽地。五○年镇压的无数「犯人」，被持枪的大兵们押到这里，在无一间房、无半片瓦、无一点点遮拦的露天里，立逼他们「住」下来，立逼他们将沼泽开垦成良田。多少人因湿、冻、冷、饿而死去。又说：北厂那麽美，都是用尸骨堆建起来的啊！——然而这话，可是透顶的「反动」话啊，谁敢听了再传？！
每週日休息。「号」里无火炉、更谈不到「暖气」，土炕早就不能烧——灰全堵死了，从一造土炕起至今，几十年没扒过炕，烧炕口早就不能用了。冬天屋门也开著，若有阳光，外面反比屋里暖和。
我让父亲寄来那隻小口琴，父亲随著炒麵一起寄来了。我蹲在门口，吹呀吹，吹高尔基《童年》电影序曲：「那幻想中的城」。
我深爱这支歌。电影放映时，我还在美校学习，听了一遍就再也不会忘。它的旋律很美，忧鬱中饱含憧景、朴实又亲切。我吹了一遍又一遍，自己的心，都被那忧伤与憧景涨满了。它使我想起那张小画——那无思无求的自由国度，它已经把我带往了那里，那永远没有压迫、人人快乐、安宁的远方……记者轻轻哼哼著歌词……
「该死，你把我吹哭了。」这句亲切的责备，令我扭头望去——记者正摘下眼镜，擦著泪水，我有些吃惊，依旧望著她。
「在这里，谁能快乐和自由！」她压低了声音喃喃著，戴上眼镜。
猛然我想起了张丽——我千万不要变成第二个张丽！张丽一句不交代她、被关入能折磨死人的禁闭室，多亏了一、二组讲义气的「小流氓」偷偷给她送窝头，她才没死。她的至死沉默，造成她的「现行反革命」罪状并无限期教养。而她——以及听说在北厂劳教的她的记者丈夫；都是以积极揭发别人为立功资本，想「提前解教」呢！我不能再吹这支歌了，以免她去彙报我「给教养所製造悲伤气氛」。我生怕小口琴被队长没收哇。我滋溜溜地吹起了欢乐的儿歌——小学时的许多歌。
「我还想听啊，」她说：「再吹几遍！」
我不理她，偏不再吹……
回想自己的过去，觉得单纯得多麽可笑！那时我除了知道自己和一家、几个同学，还知道有谁呢？世界在我眼里一片光明美好，如何想像得出还有许多说不出名堂的犯罪的勾当！
如今，我不但认识了生活，认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锻炼了自己。在劳动上，我从一个怕苦怕累的娇气的小姑娘，锻炼成为一员猛将。两年来，我是全组的劳动组长，我干得很起劲，纸因为我有意识地想磨炼自己，从劳动中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大自然是不承认我们是罪犯的。我们挖养鱼池、打冻方、种水稻、果园、菜园……都干过。我们向自然索取，同时也享受到大自然给我们的无限快慰——每当日出、日落，云层千变万化时，每当四季的色彩绚烂地呈现在眼前时，我心里就多麽欢快，感到说不出的美啊！我记下了许多风景速写，还配上了钢笔小画，准备有一天能寄给哥哥，让他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