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没有金色的衣裳」
出身——如今我们才感到这包袱有多重了！虽然在哥哥的鼓励下，我写过两次入团申请书，虽然自己学习成绩优良、品行端正、参加集体活动、听老师的话，但照旧挽救不了我得「中」的命运。而那少数出身好、仗著父母是「革命干部」的同学，哪怕学习成绩不好、同学关系处得也太差、甚至是班主任「催」她写入团申请书，眨眼间便「喜洋洋」地入上了团。我再也不写了，终于哥哥也彻底失望了。
当我和哥哥谈到这事时，他说：「我要求入团是为了什麽？无非是要起先锋带头作用。一个什麽组织也不加入的人，照样会为自己的理想献身。」
做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他来说，不是空话。在学校里，其实他是最优秀的表率——哪怕他因说话受到批判、为给班主任提意见——希望他对学生一视同仁而更遭到怀恨——
这不是表率又是什麽呢？他是不沉默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有道理。在家里，他也是我们的表率——他从不和父母、姥姥顶嘴，不但不再气她们、即便自己有理，他也不言声，顶多走开。他要求自己艰苦朴素，母亲给的五元零用，几乎都用来买书、纸、笔；为了省钱，他儘量借书来看，从首都图书馆到底借过多少书籍，没人统计过。他用二元馀钱，与要好的同学星期日骑车远游、去爬香山或是游泳。他从不在物质生活上对父母有任何要求。他乐于助人、为人排忧解难；纸要力所能及、都是有求必应、以此为快。每逢我们的生日，他第一个惦记，送我们日记本、钢笔或儿童书籍，并在扉页上题上他的诗句。
一九五九年，哥哥已上高三。为了毕业生的「政治标准」，各学校，凡初三或高三，都由「思想红」的老师来做班主任。这位新班主任是位中年男人，叫齐连昶。
一次哥哥对母亲说：「我不喜欢这位新来的先生。他对出身好的同学笑脸相迎、一点小事也要对他们大加表扬；常常对全班夸耀他们父母的功绩，哪怕有的学习并不好。对出身不好的人呢，总綳著脸，如临大敌似的。这样的人也配做班主任？我写了条子给他、希望他一视同仁，他不但不改、反而格外敌视我了。」
「害！」母亲道：「你瞎提什麽意见哪？快毕业了，千万别得罪他！」
「妈，」我说：「我们的班主任也一样。」
「我说呀，你们就叫我省点儿心吧，」母亲道：「我早看透了，当个技术员最吃得开，哪怕当个工人，也蛮不坏——工人奖金不少、福利也多——工作服、肥皂、加班费，多啦。
」
「我得考大学。」哥哥低声却又坚定地说，「文科考不上、就考地质学院。」
「地质学院？」我以为，哥哥的写作天才，最应考文科呀。
「我爬山涉水、走遍全中国寻找矿藏，多有意思！不但可以钻研业务、也能瞭解社会，熟悉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和风土人情。走到人迹罕见的地方，欣赏大自然的奇景。爬山涉水，还能磨炼自己的意志；有助于写作。这个专业最理想了。」
当时，有许多青年，把地质学院视为吃苦受累的院校而不愿报考。哥哥是否认为由于出身，考「意识形态」的文科根本没希望，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录取的希望才大？
他当真为自己的理想做准备了。搞勘探必须有健壮的身体。哥哥虽无任何疾病，外貌却显得文弱。他求母亲添了些钱，买了一对生铁哑铃，订了新作息时间表。冬天，天刚黎明、闹钟一响，他就「蹭」地从被窝里坐起，以军人般的动作穿衣、叠被、用冷自来水洗脸擦身，在院里做完体操，便轻装环跑附近的「猪市大街」、「神路街」、「隆福寺街」，满头热汗地跑回来，他的衣服上的鲜冷气息，成了我们应当起床的「风」。他的脸颊，也少有地红润放光。然后，又站在院子里举哑铃，每天，至少比昨天多举一下。
「妈，我能举二十六下了！」他高兴地嚷。
十八岁了——哥哥生日这天，他高兴极了。昨天晚上，他就对著穿衣镜照了半天，琢磨著明天照半身相的姿势和表情。他穿上自己最爱的衣服——白衬衫外面，是一件敞领口的旧毛蓝布制服。他梳著并不浓密的黑髮、一会儿朝前、一会儿往后、一会儿又往侧梳，梳了半天，还是认为原来的髮式最自然。
「妈，今天我十八岁了！」五月一日早上，哥哥对母亲快乐地说道：「您给我五毛钱照张相吧。」
「五毛钱够吗？给你一块。」
「不用。先照张小一寸的，要是好，还可以放大。」他接过五毛钱，欢愉地嚷：「十八岁了！成人了！」说著几乎是跳著跑了。
「十八不十八算个狗屁！」母亲用这好笑的回答，将他送出了大门。
哥哥总为自己的出生日期得意，因为正好和「五一国际劳动节」连在一起。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一天庆祝他的生日一般。
全国放假一天，又兼哥哥生日，母亲买菜回来，提回一大块猪肉交给姥姥：
「妈，您把这肉炖炖、做个红烧肉、全家解解馋吧。」
「您哪儿有钱呢？」我们奇怪地问。
「孩子们，你们知道什麽！」母亲笑道：「昨天，妈妈卖了最后那条西服裤子——委託行才给五块。要不拿什麽过节？今儿个说今儿个的、明儿个说明儿个的。车到山前必有路。
解解馋再说，全家太苦哈哈的了。」
「我看，这肉白煮吧。」姥姥说：「红烧一顿儿就没了。白煮吃一顿，白汤勾点儿团粉、甩个鸡蛋、又能吃顿打卤麵。」
「您看著办吧，」母亲没意见。
中午，哥哥还没回来，我们纸好先吃。母亲给他留了一大盘白煮肉。
他回来了，原来又去了新华书店和旧书店饱览了一番。他大口地扒著米饭和五花肉，最后连大家剩下的一点肥肉也夹起来，沾著蒜汁酱油。
「我得吃点儿肥的了。」他照样吃得挺香：「最近我感到精力不足，也许是缺乏脂肪。」
我第一次看见哥哥用「理智」去吃肥肉。
哥哥对前途抱有多大的期望啊。
「高考是百分制。一定要争取门门一百！」他自信而又担忧：「成绩再不突出，考大学能有希望吗？」
小屋的灯光亮得更晚了……由于苦读，他的近视加散光愈发严重，不得不换了度数深些的眼镜片。
文艺创作和投稿仍是他的爱好。他早就不再写什麽孩子气的东西了。但每个报刊由于都是中共办的「事业单位」，作品再好，也要先调查作者的出身兼「品行」，谁敢用其文？后来，哥哥投稿也不再勤，只是把自己认为好的创作，订成一册、又自己做了封面，题为《前途文集》。其中有篇中篇小说《陈静文的病》，刻划了一位学习优秀、却因肺病休学的高中生，以及一位极左的班主任、一位慈爱的校医务室大夫「黄妈妈」。陈静文在病中的心理状态被描写得细緻入微，他成了极左班主任的受害者。而班主任为何那样「左」？文中写出了一连串令人深思的内容。
「罗锦，你给我的作品提提意见。」每次写完，他总是第一个叫我看：「注意，要第一感觉；有什麽说什麽。」
我感到高兴——做为第一个读者。可令自己尴尬的是，常提不出什麽意见。当时，我还没开始去读世界文学名著；最关心的，只是女孩子们感兴趣的小事、也从不会思索。与他最知心的，是他的初中、高中同学——郝治、刘建华、曹泽涵、王学太……他们常来找他，高谈阔论的笑声时时从小屋传来。有一次，他和一位同学聊得很起劲，连晚饭都顾不得吃。他送走那位同学后，回小屋便写，然后才到大屋来吃那已经凉了的饭菜。我很好奇，到他的小屋看了看，那打开的笔记本正放在桌上。我站在桌边掠了几眼，原来记的是他们的谈话——关于文艺现状的讨论，用甲、乙二人对话的形式写出：有没有人性、个性，有没有超阶级的东西，文艺应如何反映社会等等；十分生动活泼且又新颖、深刻，与当时的一切用「阶级观点」去衡量一切，大相径庭。
哥哥认为自己高考成绩绝对不下于九十八分——无论是数学、文学、物理、几何……，却连最后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难道这中间有什麽差错，他怀著一丝微渺的希望，一大早就去找班主任。
「那就在家等著嘛！」齐连昶冷冷地说：「做为社会青年也可以找工作嘛。」
哥哥全都明白了！
从早晨到天黑，他一动不动地俯身坐在写字檯边，左手支著额、手指插在乱髮里，握著钢笔的右手，压在那写满诗句、涂涂抹抹、已经发绉的纸上……
没有金色的衣裳没有金色的衣裳……
他整天没讲一句话。凝视著窗外，沉浸在里屋昏暗的光线中；像是在思索、回忆；又像在无限的痛苦中要理清什麽东西……
政审不合格？——是政治上不求进步吗？是表现不好吗？是学习、品行不优秀吗？都不是。然而，却被踏在无形的巨脚之下，被无声地宣判为祖国的渣滓，成了科学、理想和专业被淘汰的对象！
也许，他觉得自己的过去是个一连串的错误？或者，他在痛苦的思绪中，想理出一个头绪？莫非，他在权衡、决定著什麽？或许，他想的更深更远——为什麽要用出身、成份製造一代又一代的阶级敌人？我们的社会到底是个什麽制度的社会？
好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人是应当认命还是应不甘消亡？……总之，他连午饭和晚饭也没吃，就用这样的姿势，苦苦地思索和坐了一天。
母亲和姥姥时时担心、难过地望他一眼——那雕像般的侧影。这一天大家都尽力保持安静，没有人和他说话。连打水洗菜都故意到院子里去，谁也不愿意进里屋从他身后经过。全家在外屋吃饭时，没有一点声响。
没有金色的衣裳没有金色的衣裳……
我也在沉闷中，回想著他的一切……那阳光下呼啦啦的队旗，全「优」的、六年的学习和品行；团市委的表扬信，小学毕业典礼的精彩发言；十二岁就写了入团申请书，勤奋刻苦地要求自己，团的大门外不想失望的挣扎者，立志做完人、做表率、纸想为人民有所贡献的赤子之心，用真诚去检验「出身政策」真伪的种种作为……很难找到像他那样性格的人，那样的赤子之心。在「出身」问题上，他的切肤之痛比别人要深得多。
啊，我的哥哥！我是怎样想安慰他、可又深感到自己的无能啊！
从早晨到天黑，他一动不动地坐著……
没有金色的衣裳没有金色的衣裳……
他不会消沉。他一定在做总结、思索。我相信这一天是他最痛苦的一天，也是他抉择的、新生的一天，是《出身论》强烈萌动的一天，是他被迫走上政治道路和险恶斗争的第一天。
《没有金色的衣裳》这首诗，四句一段；相同的双排句是每小段的结尾，给我印象极深。可惜我刚看了一遍，他就抢去用打火机烧了，纸记得那双排句和诗中的愤懑。
那一晚，在檯灯的照耀下，我望著他那大理石雕像一般生动的侧面，并不感到这是一个失败的哥哥，而是在逆风中成长起来的巨人！
第二天一早，哥哥写了一封信，无情地斥责了那极左的班主任：
「……您这种做法，对无辜的心灵是残酷的扼杀。作为一名教师，这样做无异于犯罪。如果有一天我当教师，我绝不会像您这样对待学生……」
「害，你写这干嘛！」母亲虽然深深地同情他，却又认为多此一举：「你写了，他就能改了？」
「虽然改不了，」哥哥贴著邮票：「也要触一触他的灵魂。」
「管屁用！当初你要不给他提意见，也许还不至于。」
「他对不提意见的出身不好的同学就好了吗？」哥哥说著，就不屑一顾地去发信。
哥哥绝不忍气吞声。他给高教部也写了信，控告班主任齐连昶打击报复的事实。儘管，人们在「血统论」、「阶级斗争」的压打下，变得越来越麻木，但清醒的哥哥，用这两封信向高中时代作了诀别，表明他那不退缩的性格。
母亲哼了哼，不再说什麽。她现在说话，不太像以前了，常爱带「屁」字。有时甚至不客气地说出「狗屁」二字来。人们在高压下，变得越来越不文雅了，也许连我自己——甚至人人觉察不出自己的这种变化。
也许因母亲说过：「五七年连放个屁都得检查」，所以觉得「屁」字格外解气吧。她时常喝一小杯「二锅头」，说著这「口头禅」好像很痛快似的。酒后她常阴起脸，发点小脾气——儘管那脾气极小。
「妈妈又喝酒了。」——那是我和弟弟们互相告诫的「暗语」——最好远离饭桌。
若谁说：「妈，您别喝了。」母亲这时便生气地说：「现在我没吃你们，少管我！再不吃点儿喝点儿，活著更没劲了！你们吃累我，我就不说什麽了，还想管著你妈！怪不错的了，等你们挣了钱，我早看透了，一个也指不上！」
每当这时，姥姥便慢慢说道：「让你妈喝两盅儿喝两盅儿吧，你们小孩子家懂得什麽。」
此时，母亲给自己斟上一杯白酒，也给姥姥斟上半杯，买了一毛钱的油炸开花豆当作酒菜，在桌上平均分成了几小堆。
「来，孩子们，一人一份儿！」她押了口酒，嚼著开花豆：「给你哥哥也留一份儿。我向来平均分配、不偏不向——要指望儿女疼父母哇，难啦。」
「妈，我再给您两个吧，」罗勉伸出小手里的豆：「您就剩这麽点儿了。」
「好孩子，你吃吧。」
「妈，」我和罗文也说：「我们又不喝酒，再给您一半儿吧。」
「不用了，孩子们，我足够了。」母亲稍感欣慰地说：「纸要你们别气我就行了。」
「唉！你就这受累的命儿啊！」姥姥歎道。
哥哥发信回来了，将自己那份开花豆往我们每人碗里放了两三个，剩下几个自己嚼著。
「给你的，你就吃！」母亲说：「一人一份儿、不偏不向。」
她一定觉得昨天没有机会好好安慰他，看到哥哥今天情绪已有所好转，便宽解道：
「没考上就没考上吧，不分配就不分配，没什麽了不起。找个工作也不是找不著。高中毕业生谁不抢著要？我看，当个工人也蛮不坏。你看李连城，家里供不起，高二退学了，进了轴承厂当工人，不是照样上业馀大学吗？再说，你档案里清清白白，没有任何问题，不就出身不好、父母是右派吗？今后谁都得凭技术吃饭。
我看早点儿找个工作、学点儿技术，一出师就是一级工。工厂的福利待遇可不低呀！就拿我们厂来说，那些工人每月奖金、毛巾、肥皂、衣服费、洗理费、加班费、手套，名目可不少呀！学徒工工资听著少，实际上不比一级工少。好好学一门儿技术，自己再钻研钻研，厂里照样儿重视！大学毕业又算个狗屁？你爸爸倒大学毕业啦！当个工人，下了班就回家，一身轻，比什麽不强？」
「那倒是，」姥姥附和道。
哥哥一直默默地吃饭，这时抬起头，平静地说：「妈，我已经考虑过了，咱家经济确实很困难。但是我打算自学一年，希望您支持我再考一次大学。」
我们都一愣。哥哥继续说：
「如果说因为班主任作梗没能考上大学，那麽，现在我摆脱他了，倒是件好事。我想再试一次，在没有某个人作梗的情况下，看能不能考上？如果我再考不上，您放心，我绝不会考了，一定去工作。」
这时我才明白，昨天的哥哥，不光是痛苦、更是抉择。大学，是吸引他的神圣的殿堂啊。
「有几个社会青年考上了大学的？」母亲皱眉道。
「既然高教部有这规定，就可以试试。或许，那些人的成绩都不太好？我一定要再试一次。」
「一年加四年，」母亲沉了脸：「五年不是简单的呀！这五年，可怎麽供法儿？一个大学生，每月没有二十五元下不来呀！申请助学金？咱家又将将不够条件。全家总不能不生活呀。」
「我想好了，妈。如果自学这一年，基础打得特别好，上大学就不会吃力。尤其是俄文，我可以白天上学，晚上翻译点外文资料，来减轻您的负担。泽涵的父亲在『情报研究所』工作，要点俄文资料翻译不成问题；刚才，我已经问过他父亲了。」
「哼，到这时候，都得找你妈了！」母亲道：「我早看透了，没有你妈，你们考大学？考屁！」
谁也不言语，大家默默地吃完了饭。
儘管母亲很不高兴，但她对丈夫、孩子、对任何人，从来不「专横」。她与父亲、姥姥，给家里创造了一个极为平等的气氛。对哥哥的决定，她只有无可奈何。
母亲又极想得开，从心底，对哥哥的考不上大学，她心里隐隐负疚，只是嘴上不讲。另一面，看到哥哥仍要求上进、不达目的不甘心，她只有暗暗佩服。何况做母亲的太瞭解儿子——一旦哥哥决定了什麽，轻易不会改变。
第二天，哥哥就找来了地质学院的有关必读书目，以及中文系必读书目——儘管他几乎都读过、甚至他所读过的《资治通鉴》等等书目上并没有。但他并不因此懈怠。他一天也不耽误，加倍地用起功来。哲学、文学、历史、物理、地理、数学……《史记》、《孙子兵法》、《新约》、《旧约》……为了他的博览群书，姜叔叔担心地劝过：「书读得太多了危险哪。」他是怕头脑太「複杂」，对社会会有看法，因而倒楣。然而哥哥我行我素，认淮了只有知识是人的无价之宝。
他的学识常使学友们暗中钦佩。刘建华、曹泽涵、李连城、王学太、郝治……
都背著哥哥，止不住对母亲说：「伯母，罗克的水平，我们都赶不上。可惜了这麽一个人才！」
过去，哥哥上高中时，母亲无论怎样紧，也要每月给他五元零用。现在，他自动对母亲说：「我纸要一元就够了。」
「你总不能那麽紧吧？」母亲见他执意不要，有些生气地说：「咱们乾脆来个折中，每月给你三块吧。万一你来个同学出趟门儿。手里哪儿能一分没有？」
「妈，两块五吧。」
母亲纸好同意。哥哥把这钱用得不能再省。但是当我们生日时，他仍要送我们小礼物。每天早上，他像上学一样地遵守时间，去「北京图书馆」看书。他像以前那样锻炼身体。他在把这一年，当做两、三年来使用。他在怎样地刻苦、勤奋啊！
这年春节，父亲的农场放三天假。母亲忘不了去照张全家福；姥姥在二姨家小住，不在相片上。
母亲谈到哥哥执意要考大学的事，父亲说道：「唉！能上就上吧。罗克是老大，这孩子又有天份，再难，也应当供他。」
「一个个，光说现成儿的。」母亲有意无意地发著牢骚：「还得我供！唉！什麽时候我能熬出头儿哇。」
又是年三十晚上，又是熬夜——家家都熬，我们也不能关灯睡觉。姥姥打算过了年才回来。没有姥姥，年三十显得怪怪的；似乎少了根大梁、少了许多安详、令人踏实的气氛。母亲早又从银行换了十几张光亮亮平崭崭的新纸币，推了会儿牌九，又故意地输给我们。
「妈，我把钱存在您那儿，」罗勉说：「您给我买点儿毛线，我想要件新毛衣。」
「不是说，顶数罗勉这孩子可疼！」母亲夸道：「什麽也捨不得花，光攒著，纸买有用的东西。」
确实，我都比不了他——这我最爱的小弟弟。我的零花钱，东买西买就光了；
罗文的，全用来买他的小手枪、炮了花了乱放；哥哥的，是书笔纸。
「顶数小姑娘儿最能乱花钱，」母亲又说。
一年一次，母亲又让哥哥帮著，抻出那大皮箱；一落落的大相片又高高地落在桌子上。母亲把新照的「全家福」，恭恭敬敬地贴在相片册里。我们又一次被带往遥远的过去、遥远的日本……与以往不同的，是父母歎道：
「早知如此，回国干什麽？要是你们都在日本，别说上一所大学，上两所大学也供得起呀！」
空閒时，哥哥写了一个话剧剧本《法官与罪犯》——一母所生的兄弟两个，由于弟弟一生下来便给了人，不通音信，长大后兄弟二人互不相识。在他们相见的那天，哥哥已成了罪犯——为出身问题鸣不平的政治犯，而审判他、定他罪的正是「出身好」的他的弟弟。他们的母亲是资本家、父亲有「历史问题」，由于社会所承认的「衣裳」的价值，一个成了「反动透项的罪犯」、一个成了响噹噹的「革命者」。
哥哥让我提意见，我一口气读完，感动得除了说「真好」之外，再不知应说什麽。甚至连「这样的话剧绝对不会上演吧」也没问。我立即想起冯鸿峨。哥哥写的事，多有可能是真的呀。而冯叔、冯婶又怎样了？那小弟弟呢？全家忌讳得从不提，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哥哥的小屋，在我眼里，赛过所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我一定要画下它、留个纪念。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人们要纪念它。一天，他去图书馆时，我进了小屋，打开檯灯，坐在那唯一的旧木凳上，画了一张水彩写生。多希望有一天，它是一本书里的插图！这小屋将造就出一位巨人，我从没见过谁比他更有天才、更严格求己、更勤奋、更要求向上的人；他会做出一般人所做不出来的大事业。因为他一直在小屋里做著、天天在准备著。
或许，这样的人都没有好结果？一个冷丁的念头，令我黯然神伤。
每逢我走进院内，都要深情地凝望；
桔黄、暗淡的灯光，透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读的背影，总是在眼前飘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