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平反
由于複写，稿纸全用完了。是去向他要呢，还是自己买呢？买不到这种规格的大稿纸。向他要？怪不好意思。最好还是先给他打个电话，听听他的口气吧。
「稿纸用完了？中午来取吧。」那浑厚低沉的声音多好听啊。
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在他的办公室。桌上堆满的文件、稿子、信件，给屋里增添了随便和亲切的气氛，也告诉我他的工作是多麽繁忙。「两遍，」我记起他的话，「我一天中看了两遍。」——整天看稿件、开会，忙得不可开交的人，该有多深的兴趣才能将那并不成功的手稿一天看两遍哪！两遍是二十四万字呀！
我把写得的部分稿子从书包里掏出来放在桌上。
「您先看这部分吧，刚写了一半。」
「这麽快！才写一半就这麽多了？」见了那桌上的一叠作品，他不相信地说。
他是嫌我办事太急躁？是担心我写快了，写不出好东西？
「别离题太远啊。」他有些担心的目光射向我，又用手按了按那叠稿子。仿佛他的眼睛是透视机，早已看出了作品的毛病。
「不会的。」
他似信非信地微微一笑，轻快地打量了我一眼，温和地问道：
「再给你四本稿纸够吗？」
「嗯，够了。」
有人敲门。
「进来。」他说。
「哦，老何，」一位留小平头的年轻人探进身子，一手拿著一份稿，问道，「您有客人？」
「什麽事？」
「文章里有两句话，」他走进来，「您看这怎麽改？」
他告诉了他。
「嗯，好。」
「喂，别忙走，你去给我取四本大稿纸来。」
「好。」
年轻人立即取了来，仿佛十分乐意为他效劳似的。
又有人敲门。是的，怪不得第一次我们必须到会议室去谈，他真忙啊。
这位编辑走了以后，他微笑著，帮我把稿纸放进书包。
「这个书包真花啊。」看著那大朵鲜艶的花布，他意味深长地说。
「花？我喜欢。」不知为什麽，他的话让我十分愉快，好像我的回答也让他欢悦似的。
当他又伸出手来和我告别时，这麻烦的仪式使我感到有点多馀，可又不得不服从。那大手依然鬆软、温暖，我真想翻过那手心仔细看看他的手纹——就像某些迷信的人那样，从这手纹里便能看出一个人的过去和将来。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这位在全国理论会上敢于为哥哥仗义执言的人，他过去的经历是什麽？他为什麽这般见义勇为？他都写过什麽文章？我多想知道啊。
隔天晚上，我和舒鸣一起去看望父母。小弟二十八岁了还未结婚，和父母一起过。两家相距有五里地，舒鸣用自行车驮著我。他那宽阔的后背是多麽结实！飞驰在平展的柏油马路上，迎著晚风，望著他那厚实的背，我又想念起「空气爱人」
来，他——那后背也这麽宽，这麽厚实；不，也许不太结实，像哥哥一样显得文弱。但不管怎样，当他用车驮著我时，我一定总想把脸俯在他的背上，闻闻他那好闻的气味……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搂著他的腰，用脸颊在他后背上轻轻蹭著，快乐得像个孩子。我希望这条马路有好长好长，他老骑不到头……也许，他会腾出一支手来，摸摸我的手腕。
「哎呀，你把我摔下来怎麽办呀！」我会说。
「不会的。」声音低沉，充满著爱。
他重又两手扶著车把了，我搂著他，闻著他，就这样到了家……
……就这样，我一路幻想著到了家。
现在父母已经搬到了两间狭小的小平房——每搬一次家，环境和住房就要次一些；每次搬家，都幻想著当地的街道也许能对我们好一些——不要老拿我们当做敌对分子，然而，这也只是幻想罢了！也只是最近，随著政策的改变，街道和派出所才不再敌视我们。
此时，父母正坐在小厨房里——那里兼「会客厅」。
由于两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小西屋不够住，靠了舒鸣这位三级电工的帮忙，在房前盖了一间七平方米的厨房。水泥、白灰、砖头、麻刀、油毡、柱子，几乎都是舒鸣帮忙弄来的，他又叫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同事，一天就把房盖了起来。父亲这位日本留学的土木工程师，二十年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现在总算显了一手——这七平方米的小厨房又明亮、又向阳，两面是老大的玻璃窗，像个种花的阳畦。也就难怪父母把这厨房兼做会客厅，谁都不爱坐在阴潮的小西屋了。
还没进门，舒鸣就叫起「妈、爸爸」来。
「噢，来啦？」母亲高兴地招呼道。六十岁的母亲比以前越发虚胖了，又增加了好几种病：之一便是「肺心病」。即使她和人打一声招呼，也带著喘。而在以前，母亲是一个多麽出色的体育健将啊！但哥哥一死，她的身体骤然坏了。她那不轻易外露的悲痛全鬱结在五脏六腑。先是气管炎，然后便是慢性肾炎，肺气肿，心脏病，浮肿，头髮脱落，虚胖。好在她很少失眠，只是在肺心病发作时，才睡不了。
「你们至少一个月没来了吧？」母亲带笑的眼睛里含著失望，而声音里却装作不在意。
「嗯，挺忙的。」我有些惭愧，儘管也一点不外露。为什麽我对回家没感情呢？就是今天，也像来走个形式似的。
父亲吧塔吧塔地抽著烟。舒鸣把买来的水果放在桌上，父亲不吭一声。也真让人难以想像，家里这些磨难，竟没使他添任何病，哪怕他想念哥哥远甚于母亲。以至我总有一个预感：有一天他会突发一种病，是谁也治不了的。
「罗勉呢？」
「他们同事新近又给他介绍一个对象，」母亲说，「见面去了，今天是第二次见了。」
「哦？上回那个又吹了？」
「唉！咱家条件不行啊！」
还说什麽呢？到现在，母亲的右派问题虽然刚刚「改正」，我家条件仍然属于不行之列——罗勉刚成为一级工，插队期间不算工龄；母亲只有四十七元退休金；
父亲的右派问题尚未解决，现在仍做临时工，每月挣三十多元；哥哥的问题刚由公安局组成项目小组，正在调查中，尚不知何时解决和怎样解决；罗文在监狱里，五年还未到期。
因此，罗勉对外人从不敢提他有个姊姊和二哥，即使提一提，也含糊其词，免得又添一大障碍。幸好我已结婚另过，女方每每倒不认真追究。否则，他的对象就吹得更多更快了。
「这个对象怎麽样？」
「听说，第一次见面就对他挺有缘。她非要给罗勉买支钢笔。挺有意呀，第一次见面哪有女方给男方买东西的？以前那几个可都没这样过。」
「就是人长得丑点儿。」父亲说。
「你甭老挑美丑！」母亲瞪了他一眼：「你就知道这个！能对咱们孩子好，比什麽都强！她是个教师，比罗勉工资还高，家里条件也还不错；出身城市贫民，父母去世了，兄弟姐妹都成家了。」
「罗勉喜欢她吗？」
「他也是嫌她模样差点儿，有心要吹。第二回女方约他，说什麽我也让他去了。不行啊，咱得有自知之明啊！又想模样好，又想心眼好，能轮上咱们吗？再说，这女孩子多少也还有点模样。」
「有相片吗？」
母亲找出来递给我，舒鸣却急不可耐地先抢在手里。
「呵！」他笑道，「实在差点劲！」
确实说不上好看。我隐隐为罗勉感到委曲。罗勉文质彬彬，白淨面皮，一脸的书生气。多少年来，他一直爱著他的同学昌石的妹妹。那女孩子既活泼，长得又可爱，对待他就像对她的小哥哥一样。然而，当罗勉积了几年的勇气，先征得了她哥哥的赞成，又含蓄地向她表示时，没想到她和她慈善的父母立即冰冷起来，由昌石出面无可奈何地转告——不成。
自然，仍是两家条件悬殊！条件不悬殊的又怎麽样呢？后来和罗勉吹了的那几个女孩子，有的出身和境况都并不比我家好，却一心想找个条件好些的，以减轻「后代」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所以，如今罗勉的这一位对象，倒可算是难得的了。爱在哪儿？父母之间有爱？还是我和舒鸣之间有爱呢？一代一代下去，都是凑合过吧。
「凑合过吧，」我说，「心别太高了。」
「可不是，要听你爸爸的，一辈子罗勉也找不著对象！」
然而，我却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可是，我为什麽又不会说出相反的话呢？好像对家里人的事很淡漠了。
「专案小组来过咱家两趟了，」母亲欣慰地说，「那个组长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对咱家可同情了。她说你哥哥的问题基层已通过平反决定，纸等上头批了。我又问了问你的问题什麽时候解决，他们说快了，正在调查。」
「我哥哥的问题到底卡在哪儿?」我问。
「听说，百分之九十九都解决了，就差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是谁呢？」
「能有谁呢？！」
是啊，给我们「平反」的人，往往正是给我们定罪的人。
「还问我有什麽条件。」母亲歎了口气。
「您怎麽说的？」
「唉！人都死了，还说什麽呢?他们要给家属一笔抚恤金，我不想要。花那钱难受哇！」
「妈，您听我说，」舒鸣接过来。「您不要白不要。买个电视看也是好的！干嘛不要？噢，人就白死啦？我们街坊有一家，儿子也被枪毙了，公安局来给平反，那老太太说什麽也得叫他赔个活人！抚恤金给多少？噢，两年蹲监狱的工资钱？那能有多少？他当时是学徒工吧，头年每月十六元，第二年才十八，第三年才每月二十四元，这才合多少！不行，到这份儿上，有的是加码要的，公安局也得听著！能多要一块就多要一块！」
「也有亲友这麽劝咱们的。可是，花这钱难受哇！我纸提了两个条件。」母亲哀戚地说。
「三个，」父亲提醒道，「后来又提了一个。」
「对了，三个。第一，希望公安局给凡是因遇罗克受牵连的人都平反；第二，给我老头儿，给罗文，给你，都平反、安排工作；第三——海，其实本不想提，你爸爸的主意——第三，咱们是因为你哥哥的问题才不得不搬家的，或是让我们回到原来的住处去，或是搬给我们一套单元房——住处太挤了。」
「公安局都答应了吗？」
「头两个答应得挺痛快。第三个，有点为难。说尽力办。」
「去他的！」舒鸣骂道，「他们为什麽难？装什麽洋蒜！那麽大权的公安局就解决不了一所房子？别装王八蛋了。」
「唉！成不成由他吧。罗锦的工作是没问题了。纸盼老头儿的工作快点儿解决，我就什麽也不惦记了。」
母亲一手搭在桌角上，微垂下头喘息。那浮肿的发黄的脸上，凝聚著她一生多少操劳和辛酸！但是，为什麽我望著她衰老的面庞，望著她头顶的稀髮，却没有了以前的热爱，只有怜悯呢？
几天以后，公安局的同志真的来到我家，给我送来了平反书。结论是这麽写的：
经复查，遇罗锦主要是认识问题，原定性处理不妥。现决定撤销原结论和劳教三年处分，为遇罗锦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签字吧。」那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干事说。
我又看了一遍，「认识问题」，怎麽能说有认识问题呢？日记里的几句话没有一句可以称得上有错误的，怎麽还要留个尾巴？「处理不妥」，怎麽叫「不妥」
呢？应当是「处理错误」，又留了个尾巴。自然，既然是「认识问题」也就只有「不妥」了。我没吭气就签了字。那女同志如释重负一般，生怕我变卦，匆匆地将平反书收好就要告别。
「为什麽不给我一份？」
「市委有新规定，」她一扬眉毛，「一律不发给平反书。你可以抄下来。」
「这叫什麽规定？」
「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我纸好抄了下来。除了中国，世上有这麽荒诞的事吗？一个人「消失」了多年，被关在狱中，当他走出高牆时，公安局却不给任何证明、完全有如人间蒸发？？
「你的工作问题，我们正和玩具六厂（原四厂）交涉，一旦解决，立即通知你上班。好，再见。」
也许，我这个人办事太没有原则了，是吗？为什麽要签字呢？我承认我有许多软弱处。然而，谁可曾瞭解我久已失去工作的心情，我因为没有工作所付出的代价？我生怕即将到手的工作又会因我的强硬态度不翼而飞。我太知道没有工作、四处求生的苦处了！假如我不签字，后果是个什麽样子，我完全想得出。首先，这个女干事会不满地摆出「认识问题」
的理由：「你在日记上写你『嚮往著美好的制度』，那是什麽制度呢？虽然没有明确说是西方制度还是东方制度，但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嘛！」——上次他们跟母亲谈到我的问题时已谈过这句话了。假如我还不服，她便气昂昂地走了，临走会板著脸说：「我们可以研究，但什麽时候解决可不一定！」于是，从这一天开始，你便要一月至少有三次往公安局去信或打电话催问，在焦灼中熬忍一年，也许两年……或许在你等到半年时，忽然上头又有了什麽新的文件……总之，由于怕夜长梦多，由于怕生活没保障，我要先去工作，成了正式职工，一边领著工资，在不愁饭碗的状态中再和他们计较吧！有多少被平反者的结论上都是先留个尾巴，不然怎麽能显得办案者当时多少也有点正确呢？
我立即想起应当把这好消息告诉何叔叔。因为一个没有平反的人，就还算「有问题」，而报刊绝不会登「有问题」的人的文章！儘管何叔叔亲口许诺，他也作不了「政治关」的主。为了小说真的能在他的报上连载，我必须耍个小小的滑头。所以，我的信是这麽写的：
敬爱的何叔叔：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公安局的人来到我家，给予我的「思想反动」问题彻底平反。并说，一旦他们和我原来的所在单位交涉完毕，就通知我上班。哥哥和父亲的问题也很快要解决了。解决得这么快，更要感谢您在理论会上的发言所起的作用。
有些事真没法说。在判决书上签「同意」二字的人，现在签平反决定的也是他。而这样的人受惩罚了吗？过去靠整人起家的，现在还不是稳稳地当着权吗？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不倒翁。
这几天，我又干起挣钱的老行当，画绢片了。挣完自己的三十元饭费，我接着写小说的下半部。
祝好小遇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小遇同志：
来信收到，我当然为您的问题彻底平反而高兴！我们应该相信党是会纠正自己的错误的，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要请您原谅的是，我最近特别忙。您改后的小说前半部，我还没时间看。但我一定要看。如果这次没有改好，以后总会改好的。因为您的第一稿就是颇有基础的嘛。文字，按一般规律总是越改越好的。
希望您把第一稿也送来，也许，我可能参照着看看。
附寄一份我在理论会上发言的简报留作纪念，并附上你哥哥的日记摘抄和从法院抄来的材料，也许对你写作会有帮助。应当相信，你哥哥的冤案一定会得到平反昭雪的。
此致敬礼！
何净四月三十日小遇同志：
今天上午发了一信，现在有点新情况，再告您：我将于五月二日去参加五四学术讨论会，计划开到九号。您的第一稿是否十号上午送来？
我再次说，您的作品我既看了第一稿，提了些意见，一定负责看第二稿，有意见也一定会提。我也希望您能早日安排工作，那时候时间少了，但没关系。白天工作，晚上还可以改文字嘛！您不要太急，写好一本小说是要花时间、下工夫的。
写信可寄到第一招待所。
祝好！
何净四月三十日夜这连来的两封信使我顿时觉得，他比我想像的还要关心我。他是我这隻小小纸船的大陆，是我第一次发现的大陆。哥哥的日记摘抄、审讯记录和他的发言简报，不值得我像生命一样来保存它们吗？我立即回了一封信，寄到第一招待所。信是简短的，但全是感激和一定要奋发努力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