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突来的「打虎队」
「打虎队」住进了我的家。
所有的地毯都被命令卷起，用手电筒照那地板下面，看有没有藏匿「违法」的东西。过后，地毯仍这样卷著，露出难看、肮葬的地板。来执行「三反五反」任务的工作队，共有十来个男女，年龄二十至四十岁不等。几个女的，住在大客厅里，靠牆搭起单人木板床。她们一回来就叽叽嘎嘎地谈笑，小伙子们也来凑热闹。好像这儿原本就不是我们的家，而是他们的集体宿舍。家里全变了样，每间屋纷乱杂败、没人收拾。
母亲整天脸黄黄的，一身蓝布大褂、布鞋、不再打扮。洋车夫被辞去，工人停工搞运动。我们每天吃窝头、玉米麵粥、咸菜。谁也不敢大声讲话。姥姥不许我们乱跑。有时我们好奇地站在大客厅一角，看著那些男女们嬉笑唱歌，姥姥立即悄悄招手叫我们离开，不许我们在那儿「裹乱」。哥哥也不再淘气。一切都那麽压抑、紧张、令人不解。据说，查出了母亲有「偷税漏税」的问题。又不止一次地见母亲脸色紧张，和姥姥私下里小声滴咕：某某处有个资本家上吊自杀了，某某处又有个资本家跳楼死了；而这一死，据说比不自杀的问题更严重——叫做「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
再没有一个亲友来上门，连二姨二姨父也不来了。也不见父亲来借钱。
揭发母亲并积极协助工作组的，是常来家吃喝的钟叔叔，以及父亲的老同学、父亲帮他从外地来北京工作的孙叔叔。他俩检举说：母亲一贯不守法，严重地偷税漏税；又说父母是「假离婚」，因风闻要来运动，才赶紧让父亲跑掉。否则，为什麽不吵不闹地就离了、婚后还依然来往呢?因此工作组立即去「水利电力部」，并查出父亲有「历史反革命」的嫌疑，把问题一再扩大，提到「纲」上来认识。于是父亲在单位受审、交代，但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到底是什麽「反革命」问题？
自己什麽「组织」也没参加过、什麽违法的事也没干过呀！工作组又说，母亲一贯用吃吃喝喝的办法，拉拢腐蚀干部；由于连工人们也被「拉拢」了，所以积极检举的人太少，大多数还「划不清界线」。
「我终于擦亮眼睛了！」钟叔叔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地大声控诉：
「王秋琳，你必须老实交代！……」
会议室里整日在开会，时常晚饭后还开。母亲必须随叫随到。「王秋琳，走，开会去！」不定什麽时候，便会有人板著脸喊上一声，母亲便刻不容缓地半低著头跟去了。
厂门整天关得紧紧的，不许我家人随便出入。连姥姥出去买菜也不让，王姨、吕姨也一样——两位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因不交代问题而沾著嫌疑。更不许外人进来——生怕会和外面的「资本家」、「反革命」们通风报信，更怕我家人会「畏罪潜逃」。又怕「这一阶级」的人搞颠覆国家的破坏和阴谋。传达室的看门人，换了工作组的人。我和哥哥上学时，守卫便将大门上的小门开了半个，刚容我们挤出去。立即，那门又紧闭上了。回来叫门时，守卫再从小门上的一个小方洞往外瞧，瞅淮了人才开。由于伙食太素，我们老觉肚子饿。全厂的十几个工人，除了开会，就是躺在宿舍的上下双人木板床上抽烟、閒聊。
胆小的、斗大字不识的胡大爷，原是一介农民，见工作组一来，便惶惑不安。
以至工作组产生怀疑。又启发他去揭发父母，他却结结巴巴、吓得连句话也说不清。工作组更加怀疑，打算去他的老家调查，又怕他给工人的饭菜里放毒，便不让他做饭。来了新的大师傅赵大爷，工资当然还是母亲支付。这样一来，那胡大爷竟惶惶不可终日了，好像真有什麽「秘密」一般，神情倒真像是有罪的了。工作组愈发怀疑，真地派人去了他的农村老家。
赵大爷和一些工人们，包括那个捅了喜鹊窝的、爱嬉闹的小孙，时常偷偷地塞给我和哥哥馒头或大饼。哦，我们接过那热得烫手的、烤得焦黄的馒头，香甜地大口地吃著。有一次我们想起应当带回家去，让姥姥和妈妈吃。母亲克制著辛酸、勉力挤出一星星笑容，让我们吃，并说以后千万不可再带进屋，躲到没人的地方吃去吧。然而那天她终于拗不过哥哥，掰了半个烤馒头；她那默默的、难以下嚥的嚼馒头的神态，是怎样深深印进我的心怀！
一天，胡同里小贩清脆悠扬的叫卖声传进大门：
「芸豆饼儿——我卖！芸豆饼儿——我卖！」
「芸豆饼儿！」哥哥太想吃了！他飞也似地跑去找姥姥，要二百块钱（二分人民币）。姥姥掏摸出四百块钱，给了我俩，我随哥哥向大门急跑。
哥哥趴在满是乾燥尘土的地上，从大木门下边宽宽的缝隙竭力想探出头去，使劲地喊：
「喂——！卖芸豆饼儿的！喂——！」
已经走去的小贩大约听见了又折回来，接过门底下哥哥伸出去的钱，又从门底下用块纸托进两个芸豆饼。哈，撒了胡椒盐的芸豆饼！哥哥带著浑身的乾土，也顾不得擦，几口便把自己的那个吃得精光。
芸豆饼，香香的芸豆饼！哥哥那一骨碌爬起、连土也不掸的姿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