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 “4·28”事件
上午8时许，我与永成到党校大门口等车，准备前往朱仙镇。在门口候车期间，看到老师们全部骑自行车上班，而前来上课的学员大多乘坐轿车。这一景观细思起来，本不奇怪，但看上去总是不顺眼，于是与60开外的老门卫攀谈起来。
老门卫说，县级班学员，他们工作忙，基本不住校，坐轿车到校上课也说得过去。乡镇干部学习班学员，按规定得住校学习。这帮学员下午一下课，他们便三五成群，开着轿车到城里吃饭、喝酒，每天喝得醉醺醺的，直到深夜十一二点方回校，在大门外乱喊乱叫，稍晚点开门，就骂人。这些乡镇官员，别看他们官职不大，但个个神气活现的。腰带BP机，手提大哥大，乘坐的轿车比县级干部还高级，起码是桑塔纳。说到此，他凑近我，悄悄地说：“他们口袋里的钱多得很，拿出来都一叠一叠的，都是一百元一张的。”停了一回，又补充说：“他们的月工资不过三四百元，这么多钱哪来的，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在开往朱仙镇的路上，李永成向我简要地介绍了朱仙镇、“4·28”事件及朱仙镇新任党委书记杨剑峰的情况：
朱仙镇，相传为战国时朱亥故里，故名。北宋建都开封。开封地处平原，无山关险要可资屏障，故在开封城四周45华里处设四大军事重镇拱卫京城。地处开封西南的朱仙镇便是其中之一。明中晚叶，地处水陆要冲的朱仙镇与汉口镇、景德镇、佛山镇齐名，为中国四大名镇，成为万商辐辏的繁华商业城镇。清道光年间，黄河泛滥，流往朱仙镇并通往淮河的贾鲁河渐被泥沙淤塞，航运阻绝，从此日趋衰落。到解放前后，这个曾经拥有20余万人的华北重镇已衰败为仅数千人的小镇。
1994年末1995年初，年轻气盛的尚某调往朱仙镇任党委书记。他雄心勃勃，想大干一番，以显政绩。提出“两年再造一个朱仙镇”的浮夸口号。拆旧房，修马路，疏河道，建旅游景观，造商场，盖镇办公大楼。大规模基建投资的钱从何处来？一是召集各工程队带资参建，二是贷款，三是向全镇村民高额征集。据说，1995年向每人摊派四五百元之多，相当于村民全年一半以上的家庭收入，于是民怨四起，接连上告。1996年4月28日，数千名村民围攻镇政府，痛打镇党委书记。事发后，县委书记亲往解决，将这位镇书记就地免职。同时将颇有政誉的杨剑峰从陈留镇调到朱仙镇，风波始见平息。
杨剑峰原任陈留镇党委书记，生活十分朴素，作风踏实，很有能力。经常骑一辆破自行车，深入田间与农户家，且自备干粮。这几年，全县20几个乡镇一、二把手皆配备桑塔纳轿车与大哥大，而在全县最富裕的陈留镇任党委书记的杨剑峰，却依然乘坐上任书记留下的旧北京吉普。据说，当他调离陈留的消息传出，前来送行的村民有数百人之多。
上午10时许，到达朱仙镇。走进镇政府大院，空荡荡的，望着院内这幢颇具“现代化”的四层办公大楼，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觉。这栋耗资近百万的豪华办公楼，是上任书记“政绩显示”的一部分。如今只遗留后任，自己却被村民围攻而落职。永成在楼内转了一圈，找到了值班室主任，说杨书记一早到县里开会去了，镇长到各村去检查夏麦收割进度去了。他们要到下午方能回来。如今恰值麦收大忙季节，全镇党政机关、各企事业单位、学校，全部放假，回家收麦。
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在镇政府通讯员小张的陪同下，前往参观岳王庙、关帝庙等处，看看这座曾经辉煌而今衰败的中原古镇。
据说，岳王庙在全国有四座：岳飞的汤阴故里一座，武汉蛇山、杭州灵隐各一座，朱仙镇一座。该庙的结构分山门，前院，东西厢房，正殿，后院。东西厢房与后寝宫，恰似岳飞一家的住宅大院。我一边参观，想到了三个问题：
一、岳飞抗金，实华夷之争，民族之战。然在该庙山门后有一块清乾隆的御制石碑来表彰岳飞的“精忠报国”，清以“夷”的身份入主中原，为什么表彰这位抗“夷”英雄呢？
二、岳飞抗金主力是岳家军。当宋朝正规军溃退到南方后，在北方坚持抗金的各地方自发武装力量，基本是以家庭、宗族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这说明南北宋之交的华北平原，宗族组织与宗族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为什么明末清初之际，我们很少看到这类以宗教组织为中心的抗清自发军事组织呢？金元在北方的长期统治，是不是北方宗族组织与宗教势力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我们现在宣传的“民族主义”指的是什么呢？中国全境有汉、蒙、藏、回、满等56个民族，如果“民族主义”指的是各民族，则有碍民族团结，岳飞精神只具有历史意义而不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指的是“中华民族”，则这个“天下共为一家，华夷共为一族”的历史太短暂了。再说“中华”两字，“中”本对“四夷”而言的。“华”是“华夏”之简称，也是针对“四夷”而言的，或说“中”以地域而言，“华”对民族而言，以“中华民族”指称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这是辛亥革命后逐渐形成的一种崭新的概念。
关帝庙的大门紧闭，找不到管理人员，从门前说明文字得知为明清晋商所建造。关羽、关帝庙与山西商人、商业之间到底有何种关系呢？关于明清时代晋商的辉煌显赫的历史，解放前后学者多有研究与著述，但与关羽、关帝庙的关系少有涉及。关羽是山西人，这是一回事；晋商势力扩张到哪里，便在哪里建立起会馆与关帝庙合一的机构，这又是一回事。关羽地位在明清持续上升，是否与晋商的大力表彰有关呢？那么，晋商为何如此尊信关羽呢？这关系到晋商的组织原则与商业活动的基本精神。如按照韦伯的思路，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关羽伦理与晋商的商业精神有何关系呢？
我随身带着一本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其中分析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后一败涂地的原因：一是此类组织，重人不重法。二是票庄经理交结官僚，过分依赖政治权力。三是票房经营太重口头承诺，不重契约。四是票房分为三帮，各行其是，在其上没有统一组织。
在我看来，中国旧时的工商组织，其原型是“桃园结义”，其维系精神也在一个“义”字。晋商之成在此，其败也在此。我们在考察过的南街村、竹林村此类集体经济组织中，似乎也能看到这种组织原则与精神。值此社会转型之际，各社会成员以何种原则相结合，并以何种原则分配合作的红利，仍是我们考察社会关系变动的基本视角。故而必须重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可惜的是，中国的社会学家很少意识到这一点。
朱仙镇的清真寺是居住在该镇回民礼拜之地，一般不供参观。当寺庙管理人员听说我是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客人，即热情开门邀请。院内有木结构平房一栋，高大宽敞，足容三二百人一起礼拜。管理员说，中老年人一般都能按时前来礼拜，但年轻人外出经商的很多。礼堂墙上，贴着两篇“醒世格言”，据说是晚清时人撰写的。行为朴实，挺有意思，我随即抄录几句：
“也有那为名利南征北战，教门事关心只求吃穿。
见财帛如见名把想法想尽，为儿孙置家产操尽心肝。
也有那贪虚名想往上攀，抽纸烟学开通交绅结官。
也有那仗势力欺负贫贱，图富贵募荣华想活万年。
也有那两面脸兽心人面，顺人情说谎言是非颠倒。
有八百想一千，有千想万，不知足，欲无尽，愈富愈贪。
大斗收小斗出没人田产，恶贯满败家子拆房卖砖。
劝同胞快回头请把主认，当太初无二教唯有清真。
说道多，行道令人抱恨，可惜这清真理少有人遵。”
我想，贪欲与攀比欲或是人类两大根本的欲望。以财富为贪取与攀比对象，存在一切社会之内。因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类社会的一切价值都加以货币化，故金钱成为一切社会成员贪取与攀比之物。金钱拜物教由此产生。宗教，无非是假神来设教。所谓道德，无非是用集体或社会名义来限制各社会成员的贪欲与攀比，故一切道德内，都会有一定的禁欲与平等的精神。社会主义制度用财产公有来取消贪取与平等的精神消除人类根深蒂固的贪欲与攀比欲，以便造就社会主义新人——一种新型的人类。然其结果，也是“说道多，行道少令人抱恨”。如今改革开放，一场以获取财富为目标的贪欲与攀比席卷神州大地，从穷乡僻壤到各大都市，汹涌澎湃，惊心动魄。
朱仙镇大小马路皆晒满了麦子，给人一种大村落的感觉。你怎么也想象不出数百年前那万商辐辏的繁华都市景象。有几条马路已被拓宽，沿街店面贴上白色磁砖。南北直穿全镇的贾鲁河虽已淤塞百余年，但河床清晰可辨。沿河床两岸建有数十栋仿古商店，但多数未作商店之用。将久已衰落的朱仙镇建成一个集旅游与商业于一体的城镇，其志虽可嘉，然终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
下午3时整，刚回来不久的杨书记与镇长在二楼宽大的会议厅里热情接待我们的来访。我这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4·28”事件的原由始末，然而访谈只能从乡镇党政与村民的关系开始。
一、对于中国农村最基层一级政权机构来说，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对上”与“对下”的关系，杨书记说，从理论上说，乡、村二级干部应通过村民民主选举程序产生出来的，乡村干部应是本辖区内全体村民的政治代表。然而在实际上，乡镇党政主要干部是上级组织部门直接任命的。通俗点讲，我们的乌纱帽是捏在上头而不是捏在全体村民手里。从理论上讲，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应该是一致的。然而，这并不能保证上面出台的各项政策都符合人民的真正利益。当来自上面的某项政策不符合村民利益的时候，要同时处理好“对上”与“对下”的关系，就异常困难。如果不考虑乡镇辖区内的实际情况，不考虑群众的实际利益，不考虑村民的情绪和要求，只“唯上”，甚至简单粗暴地执行上级指示，侵犯村民的利益，那么农民群众则会始而忍耐，继而责难，再而上访上告，最后有可能发生小规模的暴乱。如果不处理好“对上”的关系，更是不行，因为“乌纱帽”就提在他们的手里，随时可将你撤职，结束你的政治前途。许多干部之所以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确实有个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但如一味地“唯一”，甚至用层层加码的办法搞政绩，以求上级表扬和升迁，结果激起民愤，引起冲突，倒霉的还是你自己。因为上面将你就地免职，以泄民愤。我镇的前任书记，就是一例。
二、杨书记说，除了要处理好“对上”与“对下”的关系之外，还得处理好“条条”与“块块”的关系。这是一个讲了多年但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的大问题。乡镇政府最头痛的事，就是上面各职能部门的事都通过乡镇政府转变为政府行为。“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收税、收贷、提留、安全、合作医疗，甚至买卖、书报发行，这些条条或部门的业务都成了行政指令，都要通过行政力量去推行。上面根据完成任务的情况来考核乡镇干部的政绩。从理论上说，块块也好，条条也好，都是同一个共产党所领导的，都应该为老百姓服务。然而近些年来，块块有块块的特殊利益，各条条也即各部门也有各部门的特殊利益，这些特殊利益都牵涉到各自的奖金与福利。有些职能部门，利用乡镇政权做自己的买卖，名义上是为农民服务，但价格高于市价，或卖给农民所不需要的东西，有些达到强行摊派的程度。
三、关于如何做好乡镇领导工作，杨书记说：“关键在于两个字：权威。”他说，上面把你放在乡镇领导岗位上，你便有了权，这个权只是一种职权。但职权还不是权威，权威除了职权外，还要有威信，而威信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之上的。如今讲法治，这很重要，但中国农民，依然习惯于人治。人治的关键在于领导者本人的素质，在于他有无威信。做好乡镇长，关键在于取得老百姓的信任。要使老百姓信任你，信服你，就得帮助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中国的农民是很厚道的，也是通情达理的。如果你真的能帮助农民解决他们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与困难，他们就信任你，感激你，拥戴你。如果你获得了老百姓的信任与爱戴，即使你不能不执行某些来自上面，但又违背他们利益的政策，他们为了不使你为难，也会去执行这一政策。例如，1994年，河南省下达文件说，农民是否种棉，种多少，可由农户自己选择，政府不加干涉。这一年，陈留镇的棉花产量由原来国家定购的300万斤下降到50万斤。然而某中央领导来河南视察，重申国家收购的原定指标，于是陈留镇便有250万斤的收购缺口。当时的定购价是每百斤450元，而市场价每百斤800元以上。这样，陈留镇村民只能到邻县按市价收购棉花，并按定购价卖给国家，光这一项，增加了陈留村民共计八九百万元的负担。陈留村民都掉着眼泪到邻县去收购棉花，并按期完成棉花定购任务。看了真叫人感动。说实在的，与其说农民在执行中央政策，倒不如说是在还我这个镇委书记的人情。开封全市五县近百个乡镇，陈留镇的农民负担历年最轻，从来没有超过国务院规定的标准。
四、如今官风不正，确实是个大问题。既当官，总想谋求向上升迁。政治前途，谁都在考虑。谁说他不考虑，这是假话。但升官之权，捏在上头，你好好干，但不去跑，不去联络联络感情，是很难升迁的。有的跑的勤，甚至搞贿赂，往往得到提拔。如你埋头苦干，老百姓说你好，但老百姓又不当权。所谓选举，只是个形式，有的甚至连这个形式也不搞，怕麻烦。这样，在乡、县两级官场内，确实存在着把职权当商品来买卖的现象。上面考评干部，往往只看上报数字，看表面成绩，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实际情况。其实真正的成绩，应在老百姓的满意之中。如今，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在地方干部考核与选拔中，差不多是忘掉了。如上面掌管乌纱帽的人，只凭私人关系，只看表面文章与听话程度，往往要出问题，有时要出大问题。一味地听话，盲目地唯上，不顾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与客观条件，迷信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强行推行上面政策，即使是好政策，也会出问题。这些年来，这方面的折腾确实不少。前几年，省里搞“富民工程”，动机是好的。但要村村都办一个面粉加工厂，户户都养牛羊，搞蔬菜塑料大棚，往往以富民开始，以坑民终止。这样的教训很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政力量搞经济工程往往适得其反。
杨书记说，中国政治的关键在于用人。一人用好，安定一方，富裕一方；一人用坏，乱了一方，甚至坑了一方。在权力集中到党政一、二把手的政治体制内，选好、用好党政一、二把手确实是个关键问题。在谈到当前农村的状况时，他说，无权无钱的在骂娘，有权有势的在以权谋钱，有钱无权的在以钱买权，以谋更大利益。经工商而发财的人讲享受，讲攀比；地方官员也跟着讲享受，讲攀比。比办公大楼的高大豪华，比轿车的档次，比大哥大的型号，比宴请的丰盛。这些都需要钱，需要很多钱，有能耐的办乡村企业搞钱，办不成乡村企业的就直接向农民要。名目繁多的税收与罚款由此而起。农民负担欲减还增，根源主要在于此。这也是当前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之一。不过话说回来，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前提下，要叫共产党的干部不受暴发户们讲享受，讲攀比的影响，实在太困难了。不以享受攀比为念，只以百姓苦乐为怀的地方干部，实在是不多见的。
话题转到朱仙镇的“4·28”事件上去。杨书记说，他对“4·28”事件前因后果并不清楚。因为“4·28”事件后，前任的撤职与他的调任十分突然，没有进行通常必须进行的交接程序，他至今没有与在医院治伤的前任书记会过面。况且全开封市所辖5县、94个乡镇级官场中，对同行说三道四是很忌讳的。他只关心自己辖区的事。如硬要对“4·28”事件起因作一评说，那便是：“急功近利，方法简单。”他所能告诉我的，是到任一个半月间的善后工作，为“平泄民愤，稳定人心”，新一届镇政府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
废除前任一切“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口号，如“两年再造一个朱仙镇”，“学林县、学外国，争创全省第一流”。等等。
-
封存镇政府的一辆兰鸟牌豪华轿车。另一辆桑塔纳转赠给朱仙镇清真寺作接待之用。其余车辆可出租，出租价格低于市价30%。
-
乡镇干部下村检查指导工作，一律骑自行车，下村不准喝酒，农忙时自备干粮。
-
凡市、县来镇检查、指导工作的大小官员，一律在食堂便饭招待。（镇长说，今年5月份，此项招待费降至783元，为历年最低）
-
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与生活中的各种实际困难。如前不久，对全镇特困户进行摸底调查，共184户，给予补助。调进数台联合收割机，协助收割小麦，对特困户，实行免费。
这几项措施的颁布落实，全镇民心迅速稳定。
傍晚6时半许，访谈结束。我们辞别杨书记与镇长，乘车返回开封。
这次简短的访问，虽没弄清“4·28”事件的前因后果之详情，但这位在乡镇政府转悠了十余年的“亲民官”之一席谈，引发了我许多的思考。我想起了马克斯·韦伯的一些观点。在西方社会学史上，韦伯与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人一样，主要分析的是西方社会的转型与危机。我们能否借用他们的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多现象呢？
韦伯说，对财富的贪欲，在一切社会都存在的。但为什么获取财富，以及如何获取财富，各社会并不一致。新教伦理允许人们以生产与交换方式获取财富，并把获取、积累与扩大财富视为世人履行的一种天职。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当前的消费与享乐，使原始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称为可能。然而，当前中国人获取财富的贪欲汹涌澎湃，而获取财富的普遍动机，除生存与安全外，便是享受与消费为标志的攀比。在先行暴发富裕起来的人中，很少是通过诚实的劳动与交换的途径获取财富。以财富的占有与消费作为攀比社会地位高低的主导原则一旦确立，政治腐败便难以遏制。如此看来，要消除政治腐败的问题，关键在我们能否确立指导人们经济行为背后的精神、伦理原则。然而，一个时代的精神伦理决非人为所能创立的。但一种伦理精神只能从民族精神生活深处流溢出来，如今流溢出来的只是享受与攀比。一种以高消费为标准的攀比。
韦伯说，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从奇里斯马型、传统习惯型向法理型的转变，是政治现代化过程的核心内容。并说科层制组织是实现法理型统治的一种理想形式。如果从形式上看，中国的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也是一种科层制。然而在地方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充满着各种非理性的因素：一人可以兴邦，如杨剑峰之治理陈留镇；一人可以乱邦，如朱仙镇之前任治理朱仙镇。在正式确立的科层机构内，充塞着各种无形的私人关系网络，在这一张私人关系网络之内，活跃着请客、送礼，请托，通关节，礼尚往来的权钱交易，以及跑官、要官与买官。这些源于村落文化与封建官场的行为方式成为涌动在正式制度之下的强大洪流。
关于西方社会转型过程，我们似乎知之甚多；而我们目前正处于的社会转型过程，我们反而是知之甚少。我们从何处转过来，又将往何处去，依然混沌一片。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学的当务之急，是依据中国自身的经验系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