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 “两田制”
上午8时，匆匆赶到驻马店地委党校，先找到哲学教研室杨老师，然后由小杨陪同我们拜会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吴副校长。听取了我此行调查目的与计划的汇报后，这位年约四五十岁的副校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确实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在干部理论学习班上也有许多反映，实非现有理论能够给予充分的解释。研究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原本是我们地委党校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多年来我们一直忙于教学、会议与创收，无暇顾及社会调查研究，你的到来，可以促进我们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他请求我给党校全体老师作一两场学术报告（对此我当即允诺），同时指派杨老师陪同我们的调查。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随后小杨陪同我们到学校宿舍暂时安顿，并商讨此次调查的具体安排：永成一周后要赴北京中央党校去学习，小杨也只能抽出一周时间陪我调查（因时临期末，诸事繁多）。所以，在驻马店调查期限只有一周。驻马店地区辖一市（驻马店市）九县（西平县，遂平县，确山县，泌阳县，上蔡县，汝南县，平舆县，新蔡县，正阳县）。在一周之内，只能选二三个县，每县选一乡、一村进行“闪电式”采访。要深入村落与农户进行蹲点式的调查是不可能的。商议决定，下午3时起程前往正阳县，而后到新蔡县，然后经平舆县、汝南县返回驻马店地委党校。
从上午9时到下午3时，小杨要去把下周工作安排好，我利用这段时间到党校图书馆借阅正阳、平舆、新蔡三县的新编县志。
简陋的校图书馆只有《驻马店市志》与《确山县志》（图书管理员对其他八县县志是否出版并不知晓），其内有几则资料引起了我的兴趣，兹录于下：
一、在“人民生活”一章记载解放前当地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五个阶层的生活状况，皆举实例说明。可以作为解放后近50年来农村生活变化的一个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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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农。张永青，独身，无地无房，长期当长工。吃粗粮，干重活，住牛棚。站起只一身，躺下只一铺。若找不到活，只得借住牛棚，忍饥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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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刘舍堂母子二人。住两间坯砖草棚，睡麦秸铺。有地1.5亩，每年打粮食300斤左右，不够全年食用。农忙时打短工，农闲上山打柴（确山县西部为丘陵山区，东部为平原），卖柴糊口。每年青黄不接之际，老母常外出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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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农。张用典全家8口。共有土坯草房7间，耕地28亩，牛、驴各一头，农具较齐全，每年收粮食5 000～6 000斤。全年吃粗粮为主，逢年过节吃点细粮。穿自织土布。张用典本人会泥工手艺，农闲帮人盖房，取得部分劳务收入。正常年景，略有积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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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李万福全家8口。砖瓦房10间，草坯房4间。耕地38.5亩，养牛、驴三头，牛车一辆，农具齐全。雇长工二人，每年收粮食8 000斤左右。春季放青苗账（麦收前借出一斗，麦收后收取两斗，是解放前确山地区常见的一种高利贷形式），此项收入，每年1 000～2 000斤粮食。户主李万福本人常年吃细粮（即小麦），其他家人全年依然以粗粮为主。全家穿自织土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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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李万年全家14人。拥有两个宅院，砖瓦房14间，宅院内有土围墙与护宅沟，并建炮楼一座，家备长枪两支，夜间由长工持枪守卫，以防土匪（解放前，确山一带土匪猖獗）。有耕地210亩，养驴、马各一匹，牛两头，牛、马车各一辆，雇两名长工。土地自种一半（农忙时雇佣短工），另一半出租，收租粮万余斤（地主与佃农对半分成），共有粮食3万余斤。全家农忙时吃细粮，农闲时吃粗粮，地主本人全年吃细粮，全家衣物多为细布，冬有皮袄，夏有细衫，也自织一些土布。
从上述材料可知，在解放前，确山地区的全年平均亩产只有200斤左右（在解放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单位亩产很可能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解放后，经过50年的努力，全年（包括二熟）平均亩产，增加到1 000斤以上（在开封麦稻产区，全年平均亩产最高可达1 800斤）。在此50年内，同一地区的人口增长1～2倍，但粮食产量增加4～6倍，甚至更多一些。这是中国内地农村近50年来所取得的最重大进展。据此，中原农民就“吃”而言，达到了从前地富阶层才能享受的程度。就住与穿两项而言，也可以这样说。
二、发生在“大跃进”时代的“信阳事件”。
在“大跃进”时期，驻马店地区现辖一市九县，除一县外，全部属于信阳地区。据传闻，1958年全信阳17县共有人口800万，在“大跃进”的三年期间，直接死于饥饿与饥饿引发的疾病的人数高达100万。这便是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我这次来驻马店信阳地区调查，其中的一个目的是想对这一长期隐晦不明的事件有所了解。
据《驻马店市志》（驻马店市只辖一个市与两个近郊乡）载：1958年，该市共有18 471户，83 087人；1959年17 938户，78 912人；1960年18 030户，76 965人；1961年18 020户，73 095人；1962年18 400户，78 373人。1962年后，该市人口逐年回升，不录。我们以1958年末的人口统计数为基准，并假定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为零，那么可以推知，从1958年末到1961年末，至少有1万人（83 087—73 095）属于非正常死亡，或说起码有八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饿及与饥饿引起的疾病。如再考虑到市区内的粮食供应状况一般略优于乡村，那么以农民为主体的各县，死亡率或更高一些。这一资料似乎可以证明“信阳事件”中，全信阳地区800万人口饿死100万的传闻是有根有据的。
三、《确山县志》载1958年、1959年“浮夸风”数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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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坡城关公社陶楼大队上报1.4亩棉花，亩产达51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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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庙幸福公社某大队2.7亩芝麻，亩产595.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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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桂桥公社某大队4.3亩黄豆，亩产2 795.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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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桂桥公社另一大队0.32亩水稻共收3 108.5公斤，亩产9 714公斤。
又引录1958年8月驻马店镇委（当时驻马店为确山县内的一个镇）提出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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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总动员，千军万马把钢铁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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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水滚滚流，钢花飞满天；人人扛红旗，炉炉都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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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钢铁35吨，群群卫星飞上天。”问题在于，我们的地方党政领导并未从当年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的“左倾错误”中吸取足够的教训。仅800万人口的信阳地区，就有100万人惨死于“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之下，这个教训的代价实在太昂贵了。
四、关于确山县村落规模。
确山县西南部为陵丘山区，属伏牛山、桐柏山之余脉，东北部为黄淮平原。据《确山县志》载，丘陵山区地带的村落规模小且分布较疏：以竹沟乡为例，共有323个村落，平均每村落15户，80来人。黄淮平原地带的村落规模较大，且分布较密：以古城乡为例，共有118个村落，平均每个村落60户，300来人，各村村距不足千米。全县不足10人的小山村有31个，超过百户的大村落有138个。全县200余户千人以上的村落仅一个（上据1988年的统计）。又云，全县近90%的村落以姓氏命名。《确山县志》载，明崇祯九年（1636年），确山疫病流行，田地荒芜，粮价暴涨。次年名为“一斗米”的起义军云集数万，攻城抢粮，明总兵祖大寿率兵围剿，农民军被杀甚众，从此确山人烟稀少。至清顺治三年（1646年），全县2 083丁，已耕地8.5万亩，荒地45万亩。由此推断，确山地区的绝大部分村落只有300来年历史，这或许是这一带地区村落规模偏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午，吴副校长在校餐厅的“雅间”设席，说是替我们接风洗尘，以尽地主之谊，盛情难却。杨老师、王老师作陪。
吴副校长原籍林县，因谈及红旗渠，吴云：“林县为丘陵山区（太行山东麓），向来地少水缺，以外出谋生为常态。到60年代，县委杨书记带领全县人民奋战数年，硬是在崇山峻岭之中修筑起一条数百公里（包括干渠与各支渠）的红旗渠，基本解决了全县人民的人、畜饮水与农业灌溉问题。民众至今深深怀念这位人民的好书记。红旗渠工程另有一大‘副产品’：培养出一支建筑技术队伍，养成一种集体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时遇改革开放，一支又一支建筑工程队走出林县，走南闯北，承建各种建筑工程，并创办其他乡镇企业。在河南百余县中，林县经济一直走在前列。”又云：“如今不少人把公社体制说得一分不值，甚至骂得一塌糊涂。其实，公社体制对农村社会管理与农田水利建设，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如今分田到户后，要靠人民的自发热情，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力量建造这样一个水利工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国家重点投资。”
王老师的老家在正阳县。正阳，恰是我此次经访的第一个县，故席间请其介绍正阳县概况，重点谈谈“两田制”落实情况。他说：“正阳全县70余万人，耕地210万亩，人均3亩。这在驻马店所辖九县中，人均耕地最多。不过，各村人均耕地很不平衡，少则一亩多一点，多则五六亩。如今全县推行两田制（这是驻马店地区的统一政策，各县皆然）。所谓“两田制”，即以行政村为单位，全部耕地的95%为承包地，按人口均分到户，另5%为积累地，由村委直接掌握，转包给本村种田大户，并收取租金。积累地有两个作用，一是租金为村集体的积累资金，用于村的公共事务。二是用作机动田，分配给村内新增人口，以保持承包地的相对稳定（这与开封党校小廖说的两田制有很大区别，似应以王老师所说为准）。两田制设计者的用意不错，但具体执行起来却有弊无利。两田制的具体执行者是村委，尤其是村支书、村长、会计几个人。这5%的积累田往往由村里少数几个干部给私分了，至于他们缴不缴租金，缴多少租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村民是不晓得的。即使村委能得到这笔租金，是否用于村内公共事务，根本没有保障。农民的原先负担，也没有因此而有所减轻。所以，村民们对两田制的怨言不少。假如某村有3 000亩耕地，按5%计，全村积累地150亩，如果把原先分摊到这150亩土地上的农民负担转嫁到95%的承包地上，这不反而增加农民负担吗？又假如积累地的年租金每亩150元，150亩，不就是2.25万元了吗？这笔钱很有可能给村干部们多吃多分掉了。所以，两田制的普遍推行，一是反给农民增加负担，二是给村干部提供一个腐败机会，实在有弊无利。”又说：“林县缺地少水，所以农民只得向外寻找生活出路。坏事反成了好事。我们正阳恰恰相反，因为人均耕地较多，专向土地讨生活的传统生活方式至今得到保存，向外谋求发展机会的压力与动力不足。近几年来，有人开始外出打工，但劳动力市场也被别人挤得满满的。赔了路费，还得回来。近十余年的唯一变化是，拥有手扶拖拉机的农户逐年增多，因为耕地较多，需要用拖拉机。”说到正阳人的特点，王老师引了一段流行于正阳县的顺口溜：
泌阳能，（能，指精明能干）
西平奸，（奸，指待客吝啬，做生意赚朋友的钱）
正阳实，（实，指耕地吃饭实在，待客慷慨厚道）
平舆新蔡憨，（憨，指老实到有些无能）
其他各县都一般。（其他各县指遂平县、确山县、上蔡县、汝南县）
正阳人对西平县人的吝啬，也用一则顺口溜来挖苦：
尖头模子尖头尖，
关起门来吃米饭。
蝇子叼他半粒米，
他把蝇子追半天。
王老师说：“西平县临近漯河市，又在京广铁路线上，故历来经商者多。80年代，漯河市成为内地对外开放城市，西平人亦农亦商，或弃农经商者更多。在正阳县人看来，农民种地吃饭，最是本分。来客必好酒好菜招待，宁可平时省吃俭用。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很实在。西平多小商小贩，正阳农民认为凡商必奸，唯利是图，毫利必计较。在家吃米饭时，关起门来，怕被人撞见。苍蝇飞来叼他半粒米，也要追赶半天，从蝇口夺回半粒米，以讽刺他们的极端吝啬。正阳人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与观念，与市场经济似乎格格不入。”
当话题转到目前社会风气与党政腐败现象，杨老师转述了一则流行于驻马店地区的顺口溜：
一杯酒，一斤油。（一小杯名酒，价值一斤油）
一顿饭，一头牛。（一桌酒席，值一头牛的价格）
屁股底下，一栋楼。（一辆桑塔纳价值一栋楼房）
很有可能，这首顺口溜是内地农民兄弟制作的，因为它既表达了农民对地方官吏的情绪，也表明了农民的眼界。我对诸位说：“看来，我们应恢复汉唐旧制，设立一个‘采风部’，专门收集流行于全国各地各阶层中的民歌民谣，因为我们可以从民歌民谣中准确地了解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下层的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类社会事实。所谓社会理论，与其说是社会事实的抽象与概括，远不如说是社会情绪的一种理性辩护。普列日诺夫早就说过，经济基础并非直接地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通过社会心理（社会情绪是社会心理之核心内容）的中介环节而决定上层建筑。这对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尤其是这样。没有社会情绪充溢的所谓意识形态，只是一种毫无生气、毫无内容的僵死教条。”李、杨老师以为这一观点很“深刻”。
我等一行于下午3时离开驻马店地委党校，下午5时到达正阳县委。杨老师陪同我们拜会县委办阎主任与县政研办李主任。阎、李曾是杨的学生，“老师”陪人来访，“学生”自然是请坐、敬茶，热情接待。话入正题，阎主任先是连连称是，频频点头，但一听说我们要下乡入村搞农村社会调查，这位三四十岁的县委办主任立即警觉起来，沉闷不语。过了好一会儿，阎主任说：“你们来正阳搞农村调查，有无驻马店地委的介绍信？”
杨老师对这位学生的反应显然缺乏精神准备。在来正阳的路上，杨老师还对我夸口：“驻马店所辖九县的县、乡主要官员，差不多都是我的学生，我替你鸣锣开道，保管你一路绿灯。”如今在第一个路口，便亮起红灯。缺乏准备的小杨显出一脸难堪，不知如何应付。永成说：“我们只有开封市委党校出具的介绍信，昨日行程匆匆，竟忘了带出，驻马店地委党校的李校长、吴副校长与杨老师都是我的朋友，此次调查，是由吴校长安排的。”阎主任说：“这样的农村调查，单凭‘私人关系’怎么行？！就是学校的介绍信也不管用，一定得有我们上级党政部门的介绍信。”他似乎在下逐客令了。
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托词”，一种拒绝我入其境调查的“托词”，于是我说：“我不是‘焦点访谈’一类的记者，来此收集并揭露阴暗面；我也不是检察官，来此暗访乡村干部的什么隐秘。我只是一位学者，一位对中原传统文化、村落宗族状况与农业、农民一般状况感兴趣的学者，重点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与社会生活方面的变化情况。且主要与县、乡、村干部座谈。如果受你们的接待而专找一些阴暗面加以报道，我怎么对得起你们，怎么对得起陪我前来调查的两位学校朋友。如果出了问题，你们可以找你们的杨老师算账。”我一边说，一边拍拍小杨的肩膀。杨老师会意，说：“我可以担保，决不会有事的。曹教授前几年在浙江农村调查，今年到我们河南来调查，主要想对沿海农村与内地农村的经济发展程度作一番比较研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对此我以人格担保。”听此解释，阎主任的脸色开始“多云转晴”了。接着我取出我的《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一书递给他，并说：“这是我在浙北农村调查研究的成果，书内没有具体的地名与人名，只描述一般情况。”杨、李两老师也顺此作了解释：我们的农村调查，对地方工作决不会带来不良影响。
话说到这份上，阎主任反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问题哪有这么严重，只是我这个县委办主任，有责任问明情况，好向县委书记汇报。我是杨老师的学生，老师亲自陪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我哪有不放心的道理。时间不早了，你们远道而来，请一块去吃顿便饭。”于是阎、李两位主任陪我们三人到县委招待所餐厅的一间“雅座”入席。至此，终于亮起了“准许入境”的绿灯。
酒在河南确实有神奇的功效，数巡过后，酒酣耳热之际，以同一朋友为中介的两个原不相认的朋友，从初识而一下跃入相熟相知的境界。从闲聊中得知，阎在县委办主任的任上已滞留了四五个年头。在这期间，县委书记已换过两任，如今正替第三任县委书记服务。于是我对身旁的阎主任说：“县委办主任一职，劳而少功。主任担其劳而书记得其功，且‘一仆数主，难以伺候’。”一听此言，阎主任立即起身向我敬酒，并说：“真不愧为大教授，看问题一针见血。”至此，我觉得横在我与主任之间的最后一道防墙拆除了。因而我对此次河南之行的目的、意义与方法作了进一步阐述。我注意到，阎主任，尤其是政研办李主任听得十分认真。
我说：“中国的政治权力，与其说集中于中央，倒不如说分散在全国二三千个县。中国政治状况的好坏，关键在于县。这是因为：第一，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得通过县级政权向下落实。第二，与乡镇一级相比，县政权具有更多独立决策的权力。在一定意义上，乡镇只是县的派出执行机构。第三，县级行政区域历来比较稳定。各县在民俗、习惯、方言、历史传统方面各具自己特色，这在北方似乎不太明显，在中国南方各县就十分明显了。总之，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从文化习惯上来说，县都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单元。古代称县官为亲民之官，这就是说，只有县官才直接处理民众之公共事务，而县以上的市（地）、省，直到中央之官，只是管官之官，只是制定一般政策的机关。”又说：“内地各县绝大多数依然是农业县。农业大县之民，绝大多数是农民。如今的农民，是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此类农民，与公社时代的社员，与解放前土地私有制下的农民，就其观念与行为方式有何异同？如今大力推行市场经济，经济规模狭小且十分相似的承包制小农经济与大市场如何联接？村民聚族而居所形成的宗族关系与村干部的产生，有何关系？村干部出于本村，而县、乡主要干部皆在回避制后易地做官，这对中国乡村基层政权建设带来何种影响？这些问题，作为亲民之官，不能不作出深入的研究。倘如亲民之官，不深入研究所辖之民的观念、心态与行为方式之基本特点，又何能莅民治事呢？改革开放以来，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其一是‘向外看’，这叫做‘与国际接轨’。向外看，向别人学习是必要的，但其弊在于盲目从洋；其二是‘向上看’，只接受上级官员的指令。向上看是必要的，但盲目地执行上级政策而不顾本地区实际情况，同样滋生许多流弊。我此次来中原调查，主要是‘向下看’，调查研究上面所述的各种问题。我以为，对内地乡村社会与地方政权的实际考察、研究，对中国现代化的可能前景的分析，具有重要作用。”对这番即席“演说”，他们理解多少，我不知道。但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两位主任已把我当作学者与朋友了，决非是前来“刺探阴暗面”的可疑人物。
散席后，已有几分酒意的阎主任对我说：“这些年来，到我正阳县来调查的大学师生与采访的新闻记者不少。他们把县内的一些负面情况加以宣传报道，其中不少夸大其词，而对我们的成绩，往往不置一词。一件新闻被曝光，弄得我们十分被动，故对调查者、采访者有警戒之心。饭前对曹教授的不礼貌处，望多加原谅。”并指示李主任明日陪同我们下乡调查。他本人则要应付上级机关的各项工作检查。“时临年末，各项检查工作特别多，疲于应付，焦头烂额，”分别时，阎主任如是说。
当晚，下榻于李主任给我们安排的县委招待所。我等三人已有五六分醉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