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 参观小康示范村
上午，刘校长陪同我参观舞阳县的“小康示范村”——袁庄村。此类“一日游”式的陪同参观，只有两档“节目”：一是村支书“汇报”情况，二是转一圈村落，访若干农户。对诸如普通农户的收支详情，贫富分化状况等无法作深入的调查。至于“超生”、“农负”及“干群关系”一类敏感问题则应有意回避。上午9时入村，下午5时离村，8个小时的参观访谈，汇要如下：
——一条柏油路通过村边的“护村河”，一直延伸到袁庄村内。河边、路旁、庭院前后，树木高大，掩映着规划整齐的农舍庭院，宁静而干净。
——袁庄行政村，由袁庄、张庄两个邻近且规模相似的村落组成。吴城镇共辖33个行政村，67个自然村。一村（行政）辖两村（村落），实为该镇行政村的一般结构。整个行政村现有242户，929人。耕地面积1 600亩左右，人均耕地1.72亩，稍高于全镇的人均耕地（1.56亩）。这是一个人均耕地较为宽裕的村。
——该村的姓氏（或说宗族）结构甚为单纯：整个袁庄（村落）只有一个袁姓，是个标准的单姓村；张庄有张、高两姓，其中张姓占75%，高姓占25%。除此三姓外，别无杂姓小姓。据老人们传说，这三大族的远祖都是明初从山西洪洞迁移而来，但因三姓皆无宗谱，故无法考证。该村相传数百年，何以没有一个外姓？村支书说：“各村外姓，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土改时在本村分得土地房屋的雇农，二是前来投亲靠友的亲戚，三是上门女婿。袁、张两村不知从何时起，全部沦为佃农。全村耕地属于世居吴城镇的大地主。佃农们自顾不暇，何能接济亲友与招女婿，也不可能出现雇农。”此一解释，令人信服。
——袁庄一向“抱成一团”（袁支书语），内部既少冲突，对外更是团结一致。张庄的张、高两姓亦能和睦相处。全村村民一直保持“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守望相助”的纯朴古风。在其他村经常发生的“宅基地之争”、“分家析产之争”、“赡养纠纷”等等，在该村甚为罕见。“就是令村干部最头痛的计划生育，我村也搞得比较好，因为村民都是自己人，不愿给我们添麻烦。”村支书如是说。
我殊觉惊异：昨日访问的莲池村，姓氏杂出，不分主次，村民几无“自家人”、“外人”区分，宗族意识十分淡漠，为各姓和睦相处之一大原因；今日访问的袁庄，同宗后裔“抱成一团”，古风依存，也是各家和睦相处之一大原因。当问及袁氏一族内部较为团结原因时，村支书只说：“从来如此。”我与老刘的分析是：或与“同族皆为佃农，地主非本族人且世居村外”这一历史原因有关。
一个行政村，两个自然村，三大宗族，这一状况在行政村领导班子的成员配置上也有所反映。中国农村最基层的行政村，名义上有两套班子：一是村党支部，一是村民自治委员会。其实只有党政合一的一套班子。其中村支书、村长、村会计三职最为重要。该村的村支书向为袁姓，村长原为张姓，如今袁姓。另设副支书一职，为张姓，会计李姓。“村内别无杂姓，怎么出来一个李姓？”我问。村支书说：“会计是个女的。”我不禁笑了起来：我调查村落宗族，头脑里也充满着“宗族意识”了。至于在村政权中没有位置的高氏宗族，对这一权力结构有何种看法，我不便询问，也不便调查，因而不得而知。
——全村人均耕地较多，为发展家庭养猪业创造了条件。
该村1981年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到70年代中晚期，全村温饱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当时小麦亩产已达到400余斤，玉米亩产也在400～500斤之间，加上较多的人均耕地，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当然，在村民的主食中，红薯还占一定的比重。当时，只有极少数农户养猪，且一年一栏一头猪而已。1981年实行土地承包制后，粮食单产逐年提高，家有余粮，养猪农户逐年增多。1990年后，村办集体企业，村集体略有积累，鼓励村民多养猪。如今家家养猪，每栏少则二三头，多则五六头，一年少则出两栏，多则出三栏。从80年代初期开始，家庭养猪业成为该村绝大多数农户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有人说养猪不赚钱，这要看怎么个养法。如果买小猪、买饲料来养猪，没有一定规模确实赚不了钱。但我村人均耕地较多，夏粮自食有余，秋粮（玉米、红薯）差不多全都用来作饲养，粮食就地转化，还是可以赚钱的。不少农户自养母猪，那么赢利更丰厚些。再说，猪粪可以肥田，光靠施化肥是不行的。多施有机肥，少施化肥，亦可节省农业投入。”这是村支书对家庭饲养业的分析。
——发展村集体企业。
在整个80年代，该村外出打工的人很少。较多的人均耕地，世代务农的习惯，外部社会关系的稀缺，是该村剩余劳力向外移动起步晚、速度慢的基本原因。故在80年代，该村绝大多数农户收入，一是来自种植业，二是饲养业。靠着这两项收入的缓慢积累到1990年左右，村民开始改善住房条件，并很快进入高潮。在70年代，该村的土坯草屋已陆续消失。1990年前，全村还有一部分外砖内坯的住房，1990年后全部是砖瓦房，并用上水泥。相对而言，比较高大宽敞，室内地面，差者铺砖，好者浇水泥地。猪厩，配房也是如此。该村为了解决村民建房用砖之需，于1990年建起全村第一家集体性质的企业——村砖窑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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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砖窑厂总投资12万元左右，其中三分之二向村民集资，三分之一向信用社贷款。由个人承包，每年向村里缴纳二三千元的承包费，但要低于市场价格向村民供应砖块，另要承担还贷与还集资款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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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投资15万（其中向银行贷款14万，当时县里号召办村企业，向银行贷款比较方便）创办村养鸡场。鸡蛋主要销往广州某孵化厂。1992年到1994年经营状况良好；还了贷款，村里每年还能赚2～3万元。1995年却亏损3万余元。主要是鸡饲养价格上涨与鸡蛋价格下跌。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后来我才得知，“其他原因”是养鸡场亏损的主因：村办养鸡场“发了财”，县乡有关官员到广州去“考察”。巨额的吃喝车旅费用，使村办养鸡场不胜重负而濒临倒闭。这也是不少乡村集体企业由盛而衰的一个致命原因。）1995年底，转包给个人，然不久，养鸡场遭受火灾，最终倒闭。人祸天灾，祸不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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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下半年，投资10万元（其中贷款5万）创办村集体尼龙线厂。该企业实是漯河市某鞋厂的来料加工厂。利润薄，但很稳定。现有20余职工，年产值六七十万元，年获利3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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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992年间，因皮鞋很畅销，与村支书相善的漯河皮鞋厂厂长劝他办皮鞋厂，于是1993年该村投资10万元（其中贷款5万）创办村皮鞋厂。如今有职工五六十人，大多是本村职工，师傅请自浙江。年产值约300万，年利润约30万。问题是流动资金需求量很大，近两年皮鞋滞销，许多应收款不能及时回收。全县在这段时间内，乡、村两级的皮鞋厂上马过多过快，且技术、管理跟不上，是引发滞销一大原因。
——实施“富民工程”，推动农户培育香菇。
该村根据县、乡“富民工程”规划，推动村民培育香菇。村集体向农户免费提供菌种，并从泌阳县请来技术员传授技术。今年全村80%以上农户开始培育香菇。中午，这位从泌阳请来的香菇培育技术员与我们一同在村支书家吃饭，趁便向他请教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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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员说，就河南省而言，泌阳县虽不是最早引种香菇之县，但由于县、乡政府重视，大力推广，故发展最为迅速。从1991年开始引种，到1995年，几乎村村推广、家家培育。相当一部分农户因此而致富，起住房、购彩电、买摩托者不乏其人。近一两年泌阳附近各县竞起仿效，为各县“富民工程”的一大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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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培育香菇，投资少，技术含量不高，人人能学，且近年来收益很好，加之各县、乡政府大力推广，发展极为迅猛。我问这对原料价格与香菇市价有何影响？技术员说：“近几年来，香菇市场虽有波动，但大体稳定。去年，一级干菇，每斤120元左右。今年说不上来，价格或有所下降。关键是栗木价格连年上升。1991年每斤不足0.1元，今年已上涨到0.26～0.28元之间。栗树生于山区，多年方能成材，如今砍伐过度，价格必然上涨。我们为此而担心，栗树砍完了怎么办？我们曾计算过，即使香菇市场价格不变，只要栗木价格每斤再上涨0.1元，培育香菇已无利可图。照此算来，香菇培育还有二三年的好年景，最多不超过三四年。”令我惊讶的是，同桌吃饭的村支书对这一信息毫无反应。或许，他没有听清罢。我想，应将这一信息转告给负责全县“富民工程”的总指挥——县组织部长阎先生。
——参观了两家村办小企业，与狭小的规模相比，整个厂区面积不小。制鞋大体手工操作，设备简陋，计件授值，说不上什么企业管理，劳动时间也比较自由。制鞋厂虽说有五六十职工，但车间内仅有二三十人，其余职工或回家忙于培育香菇的准备工作。全县两次用行政力量推动村办企业，败多成少，徒耗资金，但该村办了四个小企业只有养鸡场由盛而衰，其余三家，运转至今。这位创办企业的村支书也因此而荣获农民企业家的殊荣。更重要的是，在世世务农的村落内，竟出现了村办企业。工资意识、成本核算意识、市场意识由此而逐渐生长出来，这对传统村落与村民而言，应视为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走访六七家农户，住宅、庭院结构大同小异，——其中一户正在翻建二层楼房，无可记述。这六七户人家，家家有个小粮仓，内贮小麦，或四五千斤，或六七千斤。村支书说，今年夏粮丰收，亩产平均七八百斤，不少人家里还有去年的余粮呢！我粗略估计，人均1.72亩地，一家4口，近7亩耕地，亩产七八百斤，该有5 000斤左右的收获。看农户存粮情况，夏粮征收不会太重，最多人均百余斤。这六七户人家，户户养猪，猪厩用水泥砖块建造，保持了庭院的干净，不像我在兰考小靳庄所看到的那样，污水流满庭院，蝇蚊成群。村支书说：“猪厩样式，村委作过统一规定。”原来如此。每户存栏猪，或二三头，或四五头不等。猪饲料绝大部分自给自足，小部分购买。
——村支书说，该村人均收入，1993年首次突破1 000元。在全县属于先进，因而被评为小康示范村。1995年人均收入达1 780元。全村拥有电视的农户约占三分之一，主要是黑白的。这两年新结婚的，开始购买彩电。三轮、四轮拖拉机，全村有二三十辆。前几年农闲外出打工的人，如今不再外出。“如今外出找工作越来越困难。县里号召‘十万劳工下江南’，要青年人到外面去闯荡世界，潇洒走一回，实在很难潇洒起来。不少人到外面跑了一圈，两手空空回来。如果在村培育香菇，半年能获二三千元，谁愿外出受那份苦。”年近40岁的村支书如是说。
返程途中，我与刘校长讨论了如下两个问题：
一、人均0.8亩（或0.8亩以下）与人均1.5亩左右（或1.5亩以上）耕地，是两条具有重要意义的界线。负有指导农村经济发展之责的县、乡干部应加以区别与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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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耕地仅0.8亩，或更少，该乡村的全部耕地只能用于粮食生产，且全部粮食只能供全家的一年食用。倘如地方政府课征过重，则秋熟必须多种红薯方能生存。这类乡村，既没有余地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农户也无法发展家庭饲养业。在缺乏发展乡村企业条件的地方只有向外输出劳动力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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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耕地1.5亩左右或超过1.5亩，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在确保粮食自给情况下，或可发展经济作物，或发展家庭饲养业。莲池村与袁庄村的经济逐步发展皆从家庭饲养业开始，而家庭饲养业得以发展关键在于秋粮向饲料粮的转化。家庭饲养业，一可增加农户货币收入，二可保持与增加土地肥力。对中国的土地与农业说来，过度依赖化肥是要出大问题的。
二、要注意研究两类不同“投资主体”的不同“投资行为”。对于全国来说，中国的经济正在从计划经济（或说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内地传统农业县市来说，更应该说是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传统农业大县，投资主体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县、乡村“政府”及其官员。此类“投资主体”对“市场价格信号”虽然也能作出一定反应，但对任期短、转任快的县、乡两级主要官员（投资决策权主要操在他们手里）而言投资动力主要来自“上面指令”与“政绩显示”，对投资行为的长期效益并不关心，或说关心不了。这是内地大量低效甚至无效投入得以泛滥的根本原因。一类是土地承包制下的广大农民。这是些组织形式、劳动力素质、经济规模极其相似的投资主体。他们一方面保存着自然经济的沉重习惯，另一方面也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反应。一旦某种物品的市场价格上升到有利可图时，凡是此一农户能进入该物品市场的，其他农户也能进入，加之县、乡政府的指令习惯，便会引起一哄而上的“进入”局面。这在全国性销售渠道尚不畅通的条件下，生产此类农副产品的成本价格迅速上升以及此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迅速下跌。自8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现象在全国各地不断重复出现。如今，舞阳县的香菇，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悲剧。
中国的市场经济确实有其自身的特殊处：从内地来看，最大的特点是这两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近些年来，忙于从西方经济学中引入市场经济理论的所谓“经济学家”似乎很少考虑到中国内地的“投资主体”与西方投资主体的不同之处，因而空论甚多。
有关地方政府、承包制小农与市场关系，必须依据近20年来所提供的经验材料给予新的研究。这是一个牵涉到内地经济发展全局及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