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 开封党校的三封信函
上午八九时，请永成单独拜会县委杨书记，探其旨意，以定去留。半小时后，永成回旅舍，告知：杨书记对调查一事反应十分冷淡，原先承诺不复提起。开封调查只得中止。社会调查之难，难在“入场”。中国乡村，由家而村、由村而乡、由乡而县，皆有“围墙”与“封主”，我等“闲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今年七、八、九三月的开封县，恰值多事之秋，作为一县之主对我这个“调查者”有所提防，亦是情理中事。原定计划，大半未能完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于是决定返回开封市。
驱车返程，突然想到黄河东坝头去看看。从开封黄河大桥南端，沿黄河南大堤（该大堤底宽近20米，路面宽五六米，高七八米。两边坡度十分平缓，路面两侧栽种一二排护堤树。有些坡地被村民垦为耕地）东行10余公里，便来到著名的黄河东坝头（兰考县境内）。东坝头大堤上，树着两块碑刻：一块标明“1901年、1933年黄河在此两次决口”，一块记述毛泽东1952年10月30日到此视察及嗣后该段护防工程的建设情况。1952年，毛泽东专程来河南视察黄河，先到柳国口、次到东坝头，并于此地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东坝头护防工程始于1949年10月，全长1 000余米，单位工程16个，挑水坝13道。1993年改建整修，工程坝头程高78.2米，防洪水位75.4米。
我站在东坝头沿河举目西望，方知“黄河之水天上来”非出于诗人夸张，而是实录。滔滔黄河水，自西向东，至兰考县境内东坝头，突然受朝南北倾斜且流线状之高大石坝迎头阻挡，主流急转北涌，冲向一排排坚固的挑水坝。挑水坝减弱其自西向东的冲击力，迫其改变流向，折而向北，浩浩荡荡进入北面山东境界，颇为雄伟壮观。黄河之北，是一望无际的滩涂地，只有稀落的芦苇在秋风中摇曳，不见村落农舍。在东坝头数千平米的高台地上，整齐地堆放着防洪石料。兰考段黄河河务局就设在东坝头附近的小镇上，专门负责该段的防洪抢险工程。据当地村民云：黄河自孟津而至兰考东坝头，皆为地上悬河，向有“豆腐腰”之称。黄河之险，之难防，主要在这一河段。而难中之难，险中之险，又在兰考县内的东坝头。因为自西向东的浩荡黄河，到此突然转折北去，几成直角。的确，若没有铜墙铁壁般坚固高大的防护堤坝，是无法承受黄河汛期浩荡凶猛的河水冲击的。1901年、1933年黄河两度在此决溢，兰考全境两度成为泽国，实其势所然。
返程路上，我又在思索这样的一个问题：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化其实也是黄河文化”，这两个判断到底意指什么？黄河，尤其是黄河下游，与我们中华民族，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特质到底有何种内在联系？黄河下游既不通航，因而未曾给我们以舟楫通商之利。地上悬河，既不能给两岸人民以灌溉之利，相反常受其祸害。在我们祖先的观念中对黄河向来是畏而不敬不亲，从来不像尼罗河、恒河两岸的先民把他们的河流敬若神明。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篇什中很少看到敬仰讴歌黄河的诗篇。我们凭什么说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呢？除非说黄河携带的泥沙造成了这片广宽的黄河下游平原，给我们民族的农耕文明创造了一块极其广阔的舞台。我想，既无通航之便，又无灌溉之利（仅指古代而言）的黄河，加之土壤与气候条件的高度一致性，或许是黄河下游平原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基本原因。
下午1时半左右，回到开封市。
晚6时，请孟、徐、李诸友来河大招待所餐厅小酌，商量下一步的调查事宜。有两个方案：一是由河大管理系教师岳梁陪同我到豫西之宜阳、洛宁、卢氏一带去调查（因岳梁的老家在卢氏县），但岳梁的课程尚未结束。一是继续由开封党校李永成老师陪同我到豫南之驻马店、信阳两个区去调查，但永成可能在5天后要到北京中央党校参加十四大六中全会文件学习班。商议结果，先由永成陪我到驻马店，与驻马店地委党校校长与杨老师接上头，再由他们陪同我在驻马店地区调查，并由小杨负责陪同我到信阳地委党校，找党校张副校长协助我的调查工作。驻马店地委党校的杨老师与信阳地委党校的张老师都是开封市委党校廖老师在郑州大学时的同窗好友。由廖老师先挂长途通知他们，并各修书一封，由我随身带去。其实，早些时间我已与前来开封党校出差的杨老师相识，所谈甚洽，并热情欢迎我到驻马店去搞社会调查。老孟说，河大有位老同事与驻马店地委书记关系不错，由他请这位同事给地委书记写信，请求他的协助、支持。信由我随身带着，万一在驻马店乡村调查时遇到麻烦，可直接找地委书记去。另外，永成提议我带几份开封党校出具的介绍信，一是证明我为该校“特聘教授”，二是说明调查目的，请地方政府协助，或也可减少一点不必要的麻烦。朋友们对我此行的安全，考虑得可谓周详备至，令人感动。
晚9时，开封党校廖老师专程送来三封信函：一封给驻马店党校杨老师，一封给信阳党校副校长，一封给他的家住驻马店正阳县王勿乡黄庄村的父母兄弟。说凭此信，他的父母与弟弟一定会安排我的食宿与调查事宜。廖老师说，他之所以深夜造访，一是送信，二是想趁便和我聊聊天。因而谈及他的老家正在推行的“两田制”。
小廖说，正阳县地处淮河之北，地势平坦。乡镇企业极不发达，村级几无企业。是个传统的农业县。就其王勿乡而言，人均耕地较多，一般人均2亩左右，有些接近3亩，但土地较贫瘠。或正因为人均耕地较多，外出经商打工者甚少。村民行为方式，多看左邻右舍行事，别人干什么行当挣了钱，周围的人便跟着学。别人守在家里地里，也往往是他不外出寻找机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人均耕地较多，靠着土地也能图个温饱，发展乡村企业与外出打工，缺乏必要的内在压力。当地的农作物有小麦、油菜、花生、红薯与西瓜，种销西瓜是当地村民主要的货币收入来源，至于家庭饲养业，也是十分传统的。农民负担很重，各项苛捐杂税每年人均三四百元，甚至更多。每次回家探亲，父老乡亲每言及此，皆牢骚满腹。
郑州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小廖，很关心他的老家正在推行的“两田制”，提请我下村调查时留意此事。所谓“两田制”，是将现已分到各户的耕地重新收归村委（而不是组）所有。然后将全部集体耕地划分成两部分：一是口分田，人均0.8亩，二是责任地，由村各种植大户承租耕种。据乡干部们说，这是驻马店地委与政府的指示。目的有三个：一是促成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二是增加村集体的公共积累，三是村提留、乡统筹这一块由承包地的租金来承担，从而减轻一般农户（即只有口分田，而无责任地的农户）的负担。小廖说，此种制度安排，听起来不错，但真正落实起来，一定是流弊无穷。“两田制”能否达到官方设计的预期目标，端赖于两个条件：一是除去口分田外的责任田的多寡。如这部分土地很是有限，如何承受得起人均三四百元的沉重农负。将全村农负分摊到责任地，势必极大提高责任地的地租。要使承租者尚有利可图，地租率必有一个上限。二是要有一个廉洁秉公的村委班子，尤其是有一个好的村支书。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之下，人人都急不可待地想捞一把，这一前提条件实是难以具备。所以，“两田制”实际推行的一个最可能出现的后果是：全村一部分耕地向村委，尤其是村支书集中，然后以低租金分配给他的亲信们，而农民负担照样以各种名义向村民们征取。这等于是一种“圈地运动”。小廖感慨地说：“一项涉及到所有农民的重大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它们的落实条件。否则，一项好的政策也会导致累民害物的结果。何况，就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单靠行政指令的土地集中，即使能提高承包者的人均产量，未必能提高亩均产出。”我完全赞同他的上述分析。
我也就他所关心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时近深夜12点，因服务员的催促，小廖方始告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