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 中秋思绪
是日中秋节。上、下午，独处河大招待所整理调查资料。
河南之行，已逾数月，足迹所及，豫东之开封、兰考、杞县、太康四县。从所访、所谈、所看、所思、所虑中，能否形成一些有关这一地区的“农业、农民、农村与地方政权”之一般观点？这种调查方式，有其优点，也有其固有的弱点：从“点”上所获资料无法涵盖“面”上的一般状况，从“谈”中所获的资讯，情绪多于事实（当然，情绪本身亦是一个社会事实）。要全面而准确地收集有关农村社会的客观事实，一要受到访谈者的情绪与偏见所限，二是要受到大小“封臣”们的防范与封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从各地各人的访谈与观察中得出较为一般的结论。
一、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受到农民群众最为普遍的欢迎，但承包期的长短受到两种相反因素的制约：一是同村的农户处于经常的“死亡”与“生长”过程中，且各农户人口也在不断变化之中，这一因素要求缩短承包期，以便使人口与土地不断取得平衡。二是缩短承包期，又使得农户对土地采取短期行为，且无法种植多年生的作物。为促使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入，必须拉长承包期。事实上，承包期的长短各村不一。有些村往往由村支书裁定。中央规定30年不变，无法得到普遍执行。再说，土地使用权的延长，是否会引发农民提出土地所有权的要求，值得关注。如果这样，那么土地家庭承包制便成为土地集体所有制向家庭私有制的过渡形式。在历史上，也有类似的先例。
二、在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中国农村成了相互雷同的小农世界，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似的利益和要求，由谁来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和要求？”由县、乡政府通过“村委”从“上面”来代表他们吗？由农副产品加工与销售公司从“外面”来代表他们吗？我们希望如此，且有成功的范例，但似无法普遍地推行。根本出路在于教育农民实行自愿的联合。但谁来教育？单纯的教育有效吗？这些影响着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现代发展的问题答案或深藏在未来的实践生活之中，当今思维尚未能提供一个真实可行的答案。
三、河南豫东地区，以土地为生的纯农户，亦农亦工（商）户，经济生活重心已转入工商业的“农户”各占多少比例？这只能由精确的社会统计才能回答。依靠若干村落的调查，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我所能推测的是，绝大部分农户的经济生活重心依然在村落，在土地上，兼有一点很不稳定的打工收入。纯农户还占有一个很大的比例。只有极少数农户将经济重心移入工商业，甚或移入城镇。绝大多数农户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住房条件得到改善但普遍感到缺钱花。除个别乡村企业较发达的村落外，绝大多数村落在2 000年前无法进入小康。
四、农民负担普遍过重。农负率一般占人均纯收入的25%左右，若加上各种名义的罚款与集资，并考虑到农用物品、医疗费用与教育费用的上涨因素，农民负担就更为沉重了。农民负担决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与地方政府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减轻农民负担，而在于能不能减轻农民负担。农民负担无法减轻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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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农业乡、县，工商业极不发达，地方财政收入的重心无法从农业转入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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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与机构不断增设，人员不断增加，吃“皇粮”的人数急剧扩大。机构的增设与人员的增加有其客观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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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地方党政与部门都在“加快经济发展”名义下，搞“显示政绩”，大搞各种低效甚至无效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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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本部门职员的生活待遇与应付各种应酬，各部门搞创收，设小金库，各种摊派罚款由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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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官吏以权谋私，厚敛财富，谋求高消费。
上述问题不解决，农民负担是难以真正减下来的。而沉重的农民负担，总有一天会把农民群众逼到造反的一路上去。中国历史上的这方面教训，实在太多了。我们应将此起彼伏的上访上告及小规模的“聚众闹事”，视作大规模群众抗议的前兆。
五、为了缓解并彻底解决农民群众与地方党政的紧张关系，必须认真着手地方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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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地方行政管理层次。现行地方行政管理层次太多，从省、市、县到乡、村，共有五大层次。直接管理“民”的是乡、村两个层次，省、市、县三个层次差不多都是管“官”的。我们能否取消市、乡这两个层次，将地方行政简化为省、县、村三个层次呢？方法是：①将省的数量增加一倍，每省下辖五六十个县。②扩大行政村的规模，使之相当于乡镇规模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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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的性质，要求重新设置各行政职能部门，将多余部门悉行撤除。
只有减少管理层次及机构，才能将“吃皇粮”的公务人员与官吏减少到最低限度。
- 在村级实行真正的民主制。让民众在直接参与村级民主过程中，逐渐学习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经验。
六、把涉及农民的各种农民负担与税费合并成统一的农业税，制定统一税率及征收办法，从而杜绝各种地方性的苛捐杂税。建立单一的农业税，对广大农民来说易知，对地方政府来说易收易管。
晚七八时，永成与其女友小兰提着一盒月饼，一袋苹果来看望我，说是与我共度中秋佳节。一片诚意，令人感动。
按原定计划，永成明天陪我到其老家——河南、河北交界处的肥乡县（属河北邯郸市）某村去蹲点调查，便道参观岳飞故里（汤阴县）、商王朝故都（安阳县）、赵之故都（邯郸）与袁世凯的墓葬地。（我以为，观察现实生活，应观察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但理解现实还得追溯它的历史。要真实地理解我们这代人所处的社会现实及其变化趋势，光“向下”看是不够的，还得“向后”看。）小兰准备到新乡、安阳、邯郸一带去推销她厂的新产品——电脑控制的吸尘器（主要用于水泥厂除尘），于是我约她同行。
晚10时，他俩辞别。我步出旅舍，方见一轮明月高悬中天，月色如水，秋意微寒。我突然对自身的处境与中原之行的目的感到茫然与恍惚起来。这些年来，上海的朋辈或留洋出国，或下海经商，或上官场，或坚守学院，演绎概念。我跑到河南来干什么？难道中国现代化的答案不在喧嚣沸腾的沿海都市而在千古如斯的中原村落吗？中国的政治中心早已东移而北上，而经济文化中心，早已东移而南下。近百余年来，西风东渐，并未吹拂这片曾哺育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原大地。这里似乎成了一片被现代精神所遗弃的土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孤身到此，到底来找点什么呢？是想找回民族的自我吗？是的，我所关心的中国的现代化不单是沿海地区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包括农业）或五个现代化（包括政治），更是农民大众的现代化（因为他们依然构成民族的绝大多数），因而也是古老村落的现代化。我的这一思考方向有无问题呢？我的这种努力有无结果呢？我不知道。
中国的急进知识分子与急于超赶的政治家往往被自己掀起的改革或革命及其表面的轰轰烈烈所迷惑，以为中国从此就步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一个重新崛起的辉煌时代。而当表面的风暴刮过，起初的狂热开始冷却，我们往往发现并没有向前跨出多远。沉重的历史与坚硬的现实还在那个地方，迫使你去承认它。从长时段来看，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那一个广大且深厚的部分很少被触动。即使把全部土地翻理一遍，它依然是土壤。当这个民族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再次发动现代化冲刺时，一个对社会“长时段变化”感兴趣的学者，跑到中原大地上看问题，是否有其特殊意义呢？
或许，这一切的一切，对我个人而言都是无意义的。或说无所谓有意义还是无意义。思考的积习，观察的兴趣，只是我的一种生存方式而已。有人从打麻将中取乐，我从观察思考中取乐。方式有别，其乐则一。此间没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
明月照无眠，凌晨1时方朦胧入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