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 升官图
阎部长安排我下榻在“花园宾馆”，该宾馆是由原县委招待所改建、装修而成的。四层楼的花园宾馆共有三四百个铺位，内设“总统套房”，每晚320元；一般带空调、彩电、卫生间的双人间，每晚150元左右；亦有低价的统铺，每铺一晚才10元。宾馆有大小餐厅各一，雅间或有20余，还设有美容厅与卡拉OK舞厅，集会议、食宿、娱乐于一体。整个宾馆共有120余名服务人员，大多是临时工，合同工。合同工月薪200元多一点，食宿费自理。改为宾馆的县委招待所，并未改变其原先职能：招待省、市各部门前来检查工作的大小官员，举办各种会务活动。当然，随着横向经济联系的增多，增加了招待外商的新职能。看来，全国各县的招待所大抵宾馆化了。
上午8时半，县党校校长老刘如约前来宾馆，陪同我前往乡藕池村去采访。年近50岁的刘校长曾做过中学物理教师、乡党委书记、县人大主任。由他陪同，自然一路畅通。
藕池村早已不见藕塘荷花。据老刘说，宋、明两代，这一带尚是一个低洼地，周围村民以种藕捕鱼为业，如今地名依旧，却成了香菇飘香的村落。在村委办公室四周墙上，挂满县、乡政府颁发的各类奖状及一张很大的“富民工程”规划进度表。办公室内排着桌凳，很像一个教室。
村支书姓张，40余岁。刘校长向他说明来意：“我们这次不是来检查工作的，随便谈谈，有什么谈什么，问什么谈什么，然后陪我们到几个农户家去走走。”张支书连连应诺。下面是访谈记要。
一、藕池村既是自然村，也是行政村，下辖3个村民组。据1996年统计，全村210户，886人。有蔡、王、张、李、苗、刘、陈、杨、谢等10余个姓氏，其中蔡氏人口稍多一点（占全村人口20%），王、张、李、苗、刘，各占10%左右，姓氏很杂。全村耕地近1 400亩，人均耕地1.5亩多一点。在明清两代，这一带村民以种藕为业；直至60年代，全村尚有200余亩低洼沼泽地；70年代，村南还是一片荒地。分田单干后，全部荒地垦为熟地，故该村的人均耕地较多。
该村在解放前既无祠堂，也无族谱，村民追忆祖先最多能报出高祖的姓名，一般习惯只管前三代，春节、清明祭祖，到祖父为止。若再往上追溯，绝大部分中老年人都说不上了。这些年来，从来没有听说重修族谱家谱的事，即使要修，也修不起来。村内姓氏虽多，但从来没有发生过两姓之间的冲突。
刘校长插话：“在整个舞阳县范围内，解放前只有孟、邢两大姓有祠堂，有家谱。80年代初重修县志，还专门派人到各乡收集过家谱，结果连一部家谱都没有找到。在农村，宗族问题很复杂，各县、各乡，甚至各村并不一样。我县某乡某村，宋为大姓，但各房各支内部矛盾很深，选个村长，各不相让，情愿让杂姓小姓的人出任村长。在舞阳县北边的几个乡，有些村内各大姓间发生冲突。我做过乡党委书记，为选村支书、村长，往往会碰到家族、宗族问题，但在藕池村，却没有这个问题。我也曾考虑过农村社会中的家族、宗族问题，但情况复杂，很难一概而论。”
二、该村的“富民工程”，主要是栽培香菇：“1994年，乡里要我们12个村干部带头栽培香菇。我带了几个人到泌阳县去学习香菇栽培技术，回村后试种，获得成功。1995年推广到二三十户农户中去，同样获得成功。利用一间15平米左右的干净农舍，投入1 400～1 500元，一期（前后5～6个月，从当年9月中旬至次年二三月，利用春节前后的农闲）能产出5 000～6 000元。培育香菇技术比较简单，收益率高，村民从中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于是今年栽培香菇的积极性很高，全村有90%以上的农户都要搞。”正说话间，一位村民进来对村支书说：“外面人都等急了。”原来，他们要用这间“教室”向村民讲授香菇培育技术。村支书建议到他家里去座谈。当我们走出村委会时，果然有近百名村民等候在外，不少人还自备着凳子。一俟我们出来，村民们便争先恐后进入村委。——村委会议室至多能容纳五六十人，如今来了近百人，难怪要自备小凳，坐在门外院子里听课了。典型示范，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民所能承受的投入与能够掌握的技术，这或许是该村“富民工程”得以实施与发展的基本经验。
三、村支书的家与周围普通农户并无二致：三间砖瓦结构的平房、两间配房（一间用于贮藏，一间灶房），占地三四分的院落内有一排猪厩，一只手提式压水井。唯一不同之处，大概是客厅内多了一张茶几，两排靠椅，这是接待来村检查工作的乡干部与村民所需要的。
村支书继续谈香菇问题，他说：“分田到户后，村民的温饱问题是解决了，但缺钱花。如今要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孩子读书，盖房子，买化肥、农药都得要钱。如每户农户都栽种香菇，一年少则二三千元，多则四五千元，那就可以脱贫致富了。”很显然，这位村支书把全村脱贫致富的希望主要放在香菇上了，他似乎没有考虑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户进入香菇市场，栽培香菇所需的原材料（栗木屑）价格必然上涨，而香菇的市场价必然下跌。为了不致中断谈话，我决定暂时不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四、当问及村办集体企业时，村支书说：“我们也办过，但倒闭了，还欠了一屁股债。1993年，村里投资12万元——向县银行贷款6万、向村民集资6万——办起一家塑料地管厂，刚开工、就碰到一个大问题：经常停电。停电也不通知，说停就停，叫我们怎么生产，只好倒闭。”
老刘此时插话说：“我县曾两次用行政力量督促各乡、各村办集体企业。一次是87、88年间，一次是92、93年间。乡乡要办、村村要办，把办不办企业与乡村干部的政绩与乌纱帽直接联系起来，凡拖延不办者，或通报批评，或丢乌纱帽。于是乡乡办企业，村村上项目。但前后两次被匆忙逼上马的乡村两级企业，至今仍在正常运转的，据我所知，几无一家。结果欠了银行，坑了农户。前些年，县里派人到河北考察，回来号召大办玻璃厂。办玻璃厂投资大，得二三百万，这可不是村能办的。于是县里直接投资，一下子办了三个玻璃厂，又指令四个乡各办一个玻璃厂，一共办了七个玻璃厂，没有一个是办成的。我县这两次大办企业的运动，县乡村三级一共办了多少企业，倒闭了多少，成功了多少，总投资多少，亏欠、浪费了多少，没有人进行过这方面的统计，但其数一定不小。农民种地要丰收，需要许多条件，光靠农民往地上使劲是不行的；办企业，情况比种地更复杂。农民种地收上粮食卖不出去，可留在家里自己吃。办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就得倒闭，另外还有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管理等等条件。光靠党政干部与手中的行政权力，只能盖个厂房、购个机器，能使企业正常有效地经营吗？这几年，我老琢磨这个问题，也与乡村干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河南经济落后这是一个事实，改革开放后，与沿海省份更拉开了距离，这也是一个事实。穷人想富，这个心情好理解，但心太急，一急便蛮干，结果把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穷家当都给折腾掉了。我们河南人吃这个亏真是太多了。一任新官上台，便订高指标，大计划，喊大口号，层层下压，劳民伤财。1958年我们这样干，近十年来。又是这样干。如今舞阳县搞‘富民工程’，多少是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以农户为中心搞农户力所能及的项目，小型分散投资少，看来比较切实可行，受到农民欢迎。但也有隐忧，如县里提出，要把我县办成全国最大的香菇市场与兔毛市场。大话说在前面，难保不成为空话。爱说大话、空话，确实是河南人的一个恶习。”一席话，听得我对眼前的这个县党校校长肃然起敬。古训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位中国党校系统最低一级校长，真可谓是明智之士。
中午时分，村支书留我们在他家用餐：炒了两个菜，一荤一素，一箩白馍，一碗小米稀粥，还喝了一盅酒。北方村民纯朴好客。席间谈及村支书一职。村支书说：“全年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花在支书职务上。在全部职务活动中，乡村会议占三分之一时间，填写各种报表占三分之一，真正用来解决村里事务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时间不能自己安排，这是最大的苦恼。要帮村里办点事，也很难。要一次次找乡县领导，找关系，大量时间是无效的，白忙。乡里干部说是下村指导工作，往往是指手画脚。上级下达的指示，执行不是，不执行也不是。另外，村支书的待遇也太低，全县按干部考核指标分成三类村：一类村的村支书每月100元（村长、会计80元），二类村80元，三类村60元（村长、会计才40元）。这一标准是1995年才定的，以前，不发钱是常事。”
中饭后，我请支书陪我走访几家农户（老刘在支书家休息），路经好几家，都是大门紧闭，村支书说，他们外出购买培育香菇的材料去了。见一家大门开着，便进入院内，只见一位40来岁的农妇正在忙碌着什么。于是一面参观，一面攀谈起来。问及近年来生活情况，这位农家主妇连声说好。她说：“一年打下的麦子，两年都吃不完。”村支书要她打开贮藏间让我看看她家的粮囤。这间与厨房紧连着的小粮仓约15平方米，水泥地，收拾得挺干净。内有一直径三四米、高1.5米的竹围子，里面屯满了小麦。围子旁边，还叠放着二三十袋小麦。村支书估计说，总有四五千斤小麦。该农户一家三口——丈夫外出购买材料，女儿上中学——耕种4.6亩承包地，今年（1996年）平均亩产600余斤，共收3 000来斤小麦，加上去年的余粮，都屯放在这里。我问农妇，为什么把小麦屯放在家里而不卖掉？她说：“价格好了就卖掉，价格不好就放在家里，反正家里不缺这个钱花。”问她家里有哪些经济收入，她说：“一是种香菇，今年赚了三四千元；一是养猪，全年也有2 000元左右收入。”在庭院一角，有两个猪厩，内有三头瘦肉型毛猪。农妇说，一年可出两栏，共六头猪。在庭院另一角，堆放着香菇培植后的“废料”——一堆碗口粗、尺来长的栗木屑圆柱。晒干后，可当柴烧。或前几天刚下过雨，潮湿的废木屑柱上又长出香菇。村支书像是首次发现这一现象，说：“这些废木屑能否再次利用，应该研究研究。”
我问村支书，村里各农户是否都有存粮，他说：“差不多每家都有，村民只要有其他经济收入来源，就不会急着出售麦子。价格高才卖掉，价格下跌，就屯在家里。这里的村民，有储粮备荒的习惯。家有余粮，心中不慌啊！”
我想，藏粮于民，有两大好处：其一是稳定粮价，二是减轻国家贮粮的负担。村民贮粮的条件是：一有粮可贮，二是有其他收入来源。在一般年景，若人均耕地仅0.8亩，甚至更少一点，那么当年所产粮食，除了缴“皇粮”，余下自食已无粮可贮。尚无其他收入，只能卖粮换取货币以购买秋播所需的化肥、农药。
又转了五家，果然都有余粮，少则二三千斤，多则万余斤——各家人口不同，耕地数不同，粮食多少自有差异。都养猪，少则一二头，多则四五头存栏。有些农民说“养猪不赚钱”。不赚钱为什么还养猪？回答是：“养猪可以积钱，还可以积肥。”其实，当玉米价格转低，而猪肉价格比较稳定时，就地转化玉米，还是有些微利的。其中有两家从去年开始培育香菇，尝到了甜头，另有三家准备今年开始培育香菇。村支书陪我在村内转悠时，我顺路观察村落的布局与村民住房院落状况：北方平原村落，院落、街巷布局大同小异。方正的院落排列有序，南北街巷皆成“井”字。各院落占地半亩左右，其中房屋占三分之一，庭院占三分之二。从房屋、围墙情况来看，该村七八十年代建造的砖瓦房或有十分之八九。其中有些房屋兼用土坯。第二轮造房在该村刚刚起动不久。同样是砖瓦平房，但造得高大宽敞一些，拆除旧屋的废砖，用来建较高的围墙，庭院大门也造得比较考究。村支书说，如今建房，造价在1.5万到2.5万之间。没有土地以外的收入，要盖这样的房屋是十分困难的。
转到村南边，看到一栋简陋破旧小屋，全是瓦顶，但土坯墙上还有一个大窟窿。心想一定是该村特困农户，于是入内参观。室内有一老翁，见我们进门，连连招呼我们坐下喝茶。我一面与其攀谈，一边观察室内状况：一只用木凳搭起的木板床，被褥与蚊帐虽陈旧，却也干净。一只口径一米左右的大缸，大概是贮藏粮食用的。临窟窿一边的墙下，堆放着各色杂物。被烟熏黑的屋顶、屋梁上，积满了蛛丝。
老汉现年70岁，生有三男一女，早已各自分家过活。老伴恰到闺女家去玩了。村里儿女婚家，多在附近村里。我问老汉：“为啥不与儿女住在一起，享享清福？”老汉讲得很实在：“自己还能动动，还是两老独自过活自在些。住到儿子家去，看他夫妇俩忙着，自己闲着也难受，吃顿饭也不舒坦。”老汉还种着自己的承包地，由儿子们帮着耕种与收割。他平时看几头牛。在门前的大树底下，拴着两头大黄牛，还有三四头小牛在村边地上吃草、玩耍。养牛算是老汉的“富民工程”了。
天突然下起雨来，似有意留我与老汉多聊聊。不多一会儿，陆续进来5位串门闲聊的村民，其中两位年近40岁，另三位或60开外了。于是一起坐定，开起小型座谈会来。
我问老农们：“在你们看来，什么时候生活最难过，什么时候生活最好过？”他们一致回答：“解放前生活最难过，分田单干后，日子最好过。”其中一位老汉指着另一位说：“他的日子才好过呢！每天早上喝一碗豆浆，吃一只鸡蛋，营养得很。”被指的老汉只是嘿嘿地笑，不说话。我问：“他的生活条件为什么这么好？”他说：“他的儿子孝顺，又有能耐。办了一家锯木厂，赚了钱，还盖了房子。”
我又问：“你们认为毛主席好呢，还是邓小平好？”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都好哇。”我故意问道：“毛主席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弄得老百姓都很穷；邓小平给你们分田地，让你们发家致富，怎么能说都好呢？”这几位中老年村民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过了一会，才讨论起来。
“解放前，这一带产量很低，且处低洼地，常受涝灾。小麦亩产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亩120～130斤。一般土地，每亩百来斤左右，一受涝灾，往往颗粒无收，只得逃荒要饭。”
“中农之家（王老汉解放前有30亩地、7口人），在正常年景，又无苛捐杂税，一年勉强能接得上吃。但在那个年头，苛捐杂税特别沉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一空。村民百姓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消除了兵匪之灾，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杂税，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农田水利建设，旱涝之灾减少了。”
从他们的言谈口气中，你能感受得出来，毛主席依然是他们的“大救星”，他们的“好皇帝”。看来“温饱”与“安宁”是中国农民最重的要求，“年年有余”或说“适度富裕”是中国农民最高的理想。看来，“适度富裕”与“和谐关系”，应成为乡村小康社会的两大基本的亦是可行的目标。然而在西方与城市高消费文化的强烈刺激下，被激发出来的无限欲望正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是祸，是福，殊难预料。
回到村支书家，已是下午5时。老刘早已一觉醒来，坐在院里等我回来。我向老刘提议我单独在村里住两天（因为我想对村民的计划生育、农员状况、村民贮粮及家庭“财政”一般状况作一较详细调查）。老刘说，他已挂电话（村支书家有电话）给小宋，再过20分钟便有车来接。再说，“你是阎部长请来的贵客，怎能让你一人住在农户家”。于是只得客随主便。
临行，我向陪同我近一天的村支书提出三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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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培种香菇已成为全村自觉行动时，村支书应根据市场需求情况酝酿下一个“富民项目”。这两年香菇效益不错，培育者必然逐年增多，作为原材料的栗木价格必然上涨，香菇价格会逐年下跌，直至无利可图。要密切注意原料与香菇市场价格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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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急于上“两头在外”的工业项目。重点放在高效农业、家庭饲养业和庭院经济上。村内绝大多数农户每年能增加二三千元收入，就是重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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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支书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但主要是对农户负责，决不能盲目执行不符合实际的指令，富民工程的精神，核心是增加农户的经济收入，应紧紧抓住这一精神。
老刘拍拍村支书的肩膀说：“这三条忠告，可有大学问啦。”支书连连称谢。看得出来，他领会了这三点建议的意义。
天下着零星小雨，我提议步行出村。从县公路到莲池村的道路前两年刚修好柏油路。路两旁是一片略有起伏的岗地，成片的玉米已近成熟期。我估计亩产在五六百斤之间。间或能看到几块红薯地。边走边聊之际，小宋已派车来接我们。路经县委党校，我提议到党校去看看，顺便找几个教员聊聊天。并请小宋先开车回去，我们稍后步行回宾馆。
舞阳县党校拥有一栋临街的四层楼，比起临颍县党校的破烂平房来，实在阔气多了。内部的教室与办公室，倒是十分简陋，老刘说，党校是县里最穷的单位之一。请来了四位教员，谈了近一个小时，唯一的收获是三段顺口溜：
其一：“一万挂个号，二万划个道，三万四万给个帽。”
其二：“宣传部宣传的，是弄虚作假的。
纪检委打击的，是憨呆痴傻的。
组织部提拔的，是顺溜拍马的。”
其三：“党委想事，政府干事，人大惹事，政协没事。”
教员们说：“这些年来，流传的顺口溜还真不少，但说过听过笑过也便忘了。能记得全的只有这三首。”校长与教师们也给我提了些理论问题，我简要地作了答复，他们似乎很满意。
饭后已是晚上8点，陪同我一整天的刘校长告辞回家，组织部小宋随我到旅舍聊天。聊到深夜，意犹未尽，打电话给他妻子，说是今晚就住在宾馆，然后再聊，一直侃到凌晨3时。内地县乡官场，是青年英俊趋赴的中心，乡、县仕途，拥挤曲折，升迁竞争十分激烈。一夕长谈，得知他的履历、抱负及诸多困惑。
小宋出生在舞阳县保和乡的农民世家。对于农家子弟来说，只有通过读书、参军两途才能脱离土地，实现“农转非”的家庭梦想。十余年前，他毕业于郑州某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保和乡中学任语文教师。因经常协助乡党政机关起草或修改一些报告，后被调入乡镇政府机关，任镇长秘书兼办公室主任，从此弃教从政，步入仕途。在80年代初、中期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大背景下，弃教从政成为一时风尚。两年前，小宋从乡镇办公室主任职调到县委组织部，先任干事，后升任为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副科级。在中国等级森严的官阶中，“副科”大概算是最低一级官阶。按照古代官阶进行推算的话属“从八品”，严格说来，真正的仕途从这里开始，而后沿着“正科”、“副处”直至“正处”的官阶金字塔作艰难的攀登。“正处”是一县最高的“官阶”。如今的“县处级”，在明清时期是最低一级官阶，然而对小宋来说，已是他目前尚不敢企盼的权力最高峰。
如何完成从“副科”向“正科”一级的跳跃，这是“副科”们积心处虑思考的中心问题。既入仕途，只能沿此阶梯向上攀登，这实乃情理中事。恰如我们大学里的教师，必须沿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的阶梯向上攀登一样，别无选择。从副科到正科再到副处，在乡、县官场似乎存在一条约定俗成的路。虽说“约定俗成”，仍需细致地观察、体会与总结。第一步是找到机会重返乡镇党政机关。县机关中的“副科”，有指望到乡镇任“第三把手”，即成为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之下的分管组织、宣传或政法的副书记。这在级别上虽然是“平调”，但乡镇“第三把手”，有更多的希望上升到“第二把手”与“第一把手”。乡镇党政“一把手”，便是“正科”级别。全县只有14个乡镇，只有14个乡镇书记与14个乡镇长，机会稀缺，道路狭窄且拥塞。
当然，在县党政机关的“副科”们，也可以在县各局、委、办、部门内争取“正科”的官阶。但在县局、委、办，只有部门工作的履历与工作经验，对于一个稍有政治志向的年轻“副科”们来说，最佳的选择是重返乡镇，如果有这一机会的话。因为乡镇书记、乡镇长这两个职务，因执掌一方的全面工作而能得到广泛的锻炼，获得全面的从政经验。由乡镇党委书记（正科），再向县局、委、办运动，相对而言就顺畅多了。因为一县的局级机构，通常有六七十个之多。
小宋的生活目标很实在：做到局长（正科或副处级），把女儿培养到大学毕业。我想，这大概是全县绝大多数“副科”们的共同生活目标。然而，一县的局级机构，虽然从“文革”末期的二三十个，如今已迅速扩张到六七十个之多，仍然供不应求。全县“副科”以上官员，据说少则五六百人，多则七八百人，绝大部分初入官场的“副科”们无法“梦想成真”。由升迁的挫折而积压起来的忧怨与忿懑，或是众多“官谣”滋生的沃土？这尚待研究。
于是与小宋聊县党校听来的“买官谣”：“一万挂个号，二万划条道，三万四万给个帽。”他说：“这则‘官谣’，前些年就传开，凡官场人士，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实际情况，当然不会那样一团糟。我在组织部工作两年，对这一情况多少了解一点。干部的考核、任用、升迁，毕竟有一个标准，给了钱就能得官，那太方便了。但说完全没有这回事，也不确实。我只能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再说，各县、各乡情况，各不相同，难以一概而论。”
其实，官场中的“官阶”“职位”，文教界的“职称”“职务”如同市场中的“金钱”，社会上的“名声”一样，已经成为人们竞逐的对象。当今社会所要做的，并不是在道德上去否定它，或在伦理上去掩盖它，而是制定各种竞逐的规则，使这种竞争公开化，程序化，并建立各种相应的监督机制。在工商业极不发达的内地传统农业县，各种行政职权都附有大量的“非法收益”（或说“溢外收益”），但这些“非法收益”在乡村传统习俗文化中都得以默认。同时，在共和国成立的50年内，官吏的选拔，考核，升黜，从未公开化、制度化、程序化。因而“跑官，要官，买官”往往成为同级竞争者竞逐上层少量职位空缺的隐秘手段与方法。这些隐秘的方式往往就是乡村礼俗文化的交往互惠方式。这种情况，我们在大学的职称评审中也常常可以看到，更何况在“唯官是尊”的内地官场呢。
我的这一席话，竟引起小宋“与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的感叹。他说，他这个职位（县组织部办公室主任）虽不能决定一县小官们的乌纱帽，但能发生一定的影响力。正是这个职位所具有的影响力，使他能得到不少“溢外收益”。他举了两例：一是他到县医院看病，竟从来没有想过“排队挂号”就诊的程序，而是直接去找他们的院长。一是某天他无意闯了红灯，被县交警按章扣车罚款。他只暗示一下与县交警大队长的私交，怒容满面的小交警立即不敢吭声，放他过去。职权给职权占有者办理私事带来的诸多方便，这是他以前就知道的，但将这一现象概括在职权的“溢外效益”概念内，这是他第一次达到的认识。
我说：职权，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然职权占有者各有一张私人关系网。如“宋主任”，县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一职该做什么，怎样去做，通常有明文规定；而“宋本人”总处于亲友的关系网内。“宋”按“主任”一职规定去办事，还是凭借“主任”职权的影响力为“宋”及其“关系”去办事，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行为方式。然而在我们县城的实际生活中，“宋”与“主任”密不可分。职权以及由职权引申出去的关系网成为县城社会生活的一个隐秘的活跃的中心。在县城社会生活中，谁都默认并屈从这一事实。小老百姓要办事，也是沿此关系网而找到职权者，即所谓“托人情，找关系，通关节”。所谓法制社会，所谓政治现代化，其实质，就是将村落习俗认可的前现代化行为方式从政治过程内排除出去。这对于来自村落的官员们所组成的县、乡官场来说，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第一步，看来是要进行一场政治现代化的启蒙教育，让所有步入仕途的县、乡官员意识到这一点。
临睡前，小宋说：“你给我上了一课，使我学到不少东西。”其实，我从小宋处学到更多的东西。我想，若让我在县城组织部任职一年，我或可将“传统与现代化”的研究建立在更为实证的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