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 难以应付的达标检查
雨停日出，这是M县之行第一个好天气。仍由秘书、司机陪我往访S乡。S乡位处洛河三条支流的交汇处，此段川谷特别开阔。南北两山相距或有二三公里或三四公里。S乡是M县最西（略偏南）边的乡镇，距县城约三四十公里。再往西便是N县境了。在这块三川汇聚的谷地上，唐代曾诞生一位大诗人——李贺。
上午10时许，S乡党委副书记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的专访。现年30余岁的副书记，大专毕业后分配到县某中学任教，后调到县政府办工作7年。今年元月到此处任乡党委副书记。历时5小时的访谈，纪要如下：
一、S乡的概况。
S乡是三川交汇处。郑（郑州）卢（卢氏县）公路穿越全乡，交通便利。有三条支流汇入洛河，水利条件优于他乡。全乡人口3万余，耕地面积4.5万亩，其中川地1.8万亩，占40%；梁地坡地沟地占60%，约2.7万亩。全乡辖27个行政村，其中21个行政村在川地，6个在丘陵山区。自然村落80余个，最小村落只有七八户，最大的村落有五六百户，自成一个行政村。
全乡以农业为主。夏熟以小麦为主，秋熟以玉米、红薯为主。烟草、大蒜、苹果等经济作物，是近些年才引进、推广的，是属于省、市、县“富民工程”的一部分。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各私营、个体、合伙小企业只有10来家，主要从事制纸箱、纺织、木材加工与小化工，规模小而简陋。家庭作坊，谈不上什么管理。全乡的乡、村两级没有集体企业。
二、关于乡财政状况。
乡财政预算内收入通常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农业税，二是烟草税，三是农村特产税，四是工商税。从1993年到1995年，我县遭受连续三年的旱灾，秋熟歉收尤为严重。去年全乡预算内财政收入只有70多万元，因为烟草税与农村特产税基本上收不上来；去年财政支出150万，赤字高达80万元。乡财政支出，重头是中小学教员的工资，全年光教师工资就高达114万元。乡党政机关人员每月2.5万元，乡党政机关人员全年是30万元（乡政府内许多部门自筹资金，自谋出路，与乡财政脱钩）。养活教师与乡党政干部，全年就得支出144万元。
今年风调雨顺，算是个丰收年景，乡财政预算内收入可望完成。今年预算收入是151万元：其中农业税56万，工商税30万，烟叶税40万，农村特产税25万。其中工商税只占全部财政预算内收入的20%，80%以上来自于农业。
三、关于各种达标任务与检查评比。
“上级政府给下级政府下达各种达标任务，并定期检查下级政府的执行与落实情况，并以此考核下级党政官员的政绩，以定赏罚、升降，这从理论上说是对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一是达标任务往往定得太高，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二是检查过程中存在不正之风。达标任务为什么定得太高？在我看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落后地区要追赶发达地区。如今，上面恰恰要我们这些跑不快甚至走不动的贫困乡、县，比先进地区跑得更快，以便追赶，全部问题就出在这里。二是任务、目标层层下达，每向下传达一次，都增加一个提前量。为什么呢？要确保超额完成啊！超额完成，才能显示政绩啊！因此，下级政府的一切任务、指标都是根据上级政府的要求制定的，根据追赶要求制定的，根据评比政绩要求制定的，而不是根据下面的实际情况制定的，这怎能不脱离实际情况呢？我在县政府办工作过7年，对此有很深的体会。中央一再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实际执行起来，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
“今年，县委、县宣传部下达给我乡的党报党刊征订任务是3万元。这个指标应该说不算太高。问题是乡党委与政府的各部门都有各自的上级部门。如今，差不多每个条条都有各自的机关刊物。有公开发行的，也有内部发行的，都要求下级机构订阅。县委下达文件说，除了县委、宣传部规定的党刊党报必须订阅外，乡里有权抵制其他各行业各部门的报刊杂志。县里自己顶不住来自各上级部门的压力，要我们乡去顶，能顶得住吗？一个计划生育部门，就得订五六种刊物，如《人口日报》、《中国人口报》、《洛阳人口报》、《人生杂志》、《新家庭》等，有中央办的，也有省、市办的，都说很重要，都得订阅，并列入考核范围。全年光花在这方面的费用就将近1.5万。我们是一个人口仅有3万的落后贫困小乡，每年花在五六十种报刊杂志上的经费高达12万余元。
“说句老实话，这一大堆报刊杂志的利用效率非常低，一是没有时间看，二是绝大多数文章不值得看，内容大同小异，信息量很少。再说，许多报刊杂志并不能按时到乡村。上面收了钱，也就完成他们的任务了。县委下达给我们的征订指标是3万，但我们实际用去12万多元。小乡12万，大乡15万以上。每乡镇就以12万计，全县19个乡镇，全年光这一级党政花在报刊杂志上的费用就是228万，如加上县级党政机关恐怕得超过300万元。说到底，这笔钱最终还是落在老百姓头上。报上常写文章，要求我们减轻农民负担，但名目繁多的报纸、杂志本身，却加重农民负担。农民不胜重负而上访上告，报上又骂我们基层干部作风粗暴，以权谋私，这真是件大怪事！
“再说教育双基达标。发展经济，重在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民素质，关键在于教育。此话当然不错，但在经济落后的穷乡，要乡政府单独背起这双基任务，是否背得动呢？上面只喊口号，根本不考虑这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乡去年受灾，乡财政预算内收入只有70万元，但中小学教员的全年工资高达114万，我们已是负债办教育了。但双基达标，还规定许多办学的硬件标准，如中小学校舍标准，设备、仪器标准。今年为了应付省、市的双基大检查，我乡只得抽出30万元来盖新校舍、添置新设备。这笔钱从何而来？只能从预算外收入中去想办法，说穿了，只有向农民要。农民负担不就加重了吗？！
“还有‘灭荒达标’、‘社会综合治理达标’、‘农田水利建设达标’与‘计划生育达标’等等。在构成乡镇全年工作重心的若干‘达标’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计划生育达标’了。我县人均耕地只有1亩多一点，在全部耕地中，贫瘠易旱的梁地坡地占三分之二以上。现有耕地养一方人口，已十分困难。计划生育的道理，人人都懂，但问题是，越是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越是想多生孩子，尤其是必须生一个男孩。宣传教育无法扫除根深蒂固的传统生育观念。拆房牵牛，似乎过于严厉（前些年用过这种严厉手段，这两年差不多禁绝了），余下的手段就是行政罚款。但超生罚款一无明文规定的法律依据，二是许多农民并不怕罚款，越重越不怕。因为他们穷得家徒四壁，只有一点口粮，你总不见得罚掉养家活命的口粮吧，所以越是贫困落后的山村超生现象也越严重。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能用的手段都使出来了呀！当然，各乡镇对计划生育工作抓得紧与不紧，措施得力不得力，对一乡的超生率是有直接影响的，但要达到省、市规定的指标，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样，当检查团来县、来乡检查时，只能在隐瞒与接待规格上下苦功夫了。在每年的各种达标检查中，次数最多的就是计划生育。省里每年一次，每县抽查若干乡，但各乡都得作好准备；市里每年两次，每县每乡都检查到；县里每年两次，每乡每村都检查到。这五次大检查每年有固定时间，制度化了。另外还有一些不定期的、不打招呼的临时突击性抽查。
“每年10月、11月，可以说是各种达标大检查月。县四大班子，各乡镇主要干部整天应付纷至沓来的各种检查团，牵制的精力且不说，接待的费用就不胜负担。真是劳民伤财，疲于应付。”
四、分田到户后的乡村社会管理问题。
“分田到户以后，在农村社会的管理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最突出、最尖锐，也令我们农村基层干部最忧虑的问题，是地方党政权威大为削弱，管理控制能力日趋弱化。长此以往，党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就会动摇。
“说实在的，乡村两级政权是农村社会管理的两块基石。这两块基石一旦发生问题，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势必发生动摇。在行政村一级，如今有才、有德的人，不愿担任村支书、村长职务。有能力赚钱的人，可以自己办厂经商，也可以跑到外面去打工。当然，不能说现在的村干部都是些坏人，也有好人，愿为村民百姓干点实事的好人，但通过这个职位以权谋私的人确实不少。乡镇一级而言，问题也不少。乡镇政府，主要是贯彻落实上级政府与部门下达的各项指标与应付各种达标检查。这些指标，或定得过高，或不切实际，单是计划生育一项工作，就占去我们大半精力。
“分田单干以后，乡、村两级的集体经济全然丧失。乡、村两级没有自己集体收入的来源，办点公共事务都得向村民集资、摊派，这怎能不得罪老百姓？！我们曾到沿海发达地区参观学习过（县、乡主要干部大多到沿海去参观过），他们把土地分掉之后，集中力量发展乡、村两级的集体企业。有了新的集体收入，乡、村两级不仅不向村民要钱要粮，反而可以‘以工补农’，农民能从乡村集体企业中得到好处，干群关系自然就密切了。我们失掉了农业这一块集体经济，又无法像江浙沿海农村那样，创办乡村集体企业。前些年，市、县要求我们大力创建乡、村集体企业，但都失败了。内地农村，没有江浙农村的那个条件。我们没有集体经济这个基础，吃饭办事都得向农民要钱，要粮。即使不向农民要，农民全部自种自食，也只能维持个温饱。乡镇政府，如单凭一点农业税与少量的工商税，连教育这一块都维持不住。要增加乡镇政府收入，维持开支，只得向农民多要一点，干群关系因此而紧张。有人建议把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变为两田制：一部分是口粮田，按人均分给村民；一部分是承包地，控制在村集体手里，其承包费作为村集体收入。有了这一块收入，村干部就有了积极性，也能替村民办点实事了，且无需老向农民伸手要钱粮了。我看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如今上面制定的法律实在太多。依法办事，从道理上说没有错，问题在于有许多事情，依法是办不了的。计划生育，规定一对夫妇只生一胎，如生了二胎怎么办，法律没有规定。文件是有规定的，说是可以罚款。但罚款不缴怎么办，法律没有规定，文件上也没有规定，我们只得强制征收罚款，但强制征收是法律所禁止的。这叫我们怎么办？！再说，征收乡统筹村提留款，多数人是缴纳的，但少数刁民泼妇就是不缴，怎么办？法律没有规定，文件上也没有规定。总之，法律制定一个又一个，但对有些该作出具体规定的，反而没有规定。
“分田单干以后，农民有了土地，有人身自由，可以外出打工挣钱，他们可以不依靠政府而活。地方政府对农民、农业与农村的行政控制能力自然大为削弱。有句顺口溜，很能说明问题：‘有吃有喝不求你，出了问题就找你，处理不公就骂你。’如今报上有些文章把农民描写成温驯的绵羊，而把乡、村干部描绘成鱼肉百姓的酷吏。其实这只是一面之词。从前，我在县政府机关工作，也很同情上访上告的农民，痛恨横行乡里的村霸。现在到乡里工作了10个月，才深切地感受到如今的农民并不温驯，刁民泼妇确实不少。乡村政府在农民心目中没有什么权威。
“乡镇一级的干部回避制、任期制与考核制也存在不少问题。就拿我乡来说吧，11年之内，调换了9任书记，8任乡长。乡镇一、二把手的频繁调动，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任期按规定是4年，但极少有期满调任的。工作推动不力，调人；书记与乡长关系不好，调人；临时工作需要，调人；县党政班子调整换，更是调人。而且，说调就调，很少与下面商议。新来的书记，有自己的一套计划：前任推行苹果种植，后任说种植蔬菜更好。一个将军一个令，受折腾之苦的还是农民。干部考核，一看政绩，二看关系。让上面一眼就看得到的政绩，大多是些花架子，表面文章。
“关键在于乡镇财政。一要吃饭，二要办事，这需要钱。我到L乡工作了10个月，只休息了4天。用‘又苦又累’来形容，实不为过，但报酬呢，实在少得可怜，每月只有三四百元，且有3个月没有发工资了。一级政府，连吃饭都顾不上，哪有余力办实事呢？整年忙碌，全在应付各种达标检查。”
陈书记派人请来一位老先生陪我参观。这位60岁开外的忠厚长者，原是乡中学语文教员，曾在乡文化站工作多年，如今退休在家以书法自娱，且对李贺生平及其诗歌颇有研究。由其陪同参观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据老先生介绍，李贺（790～816）是福昌县昌谷人。福昌县城故址如今已成为百余农户的村落。村内唯存一座“福昌阁”。昌谷，即廉昌江下游十数华里的谷地。该谷地现有七八个村落。李贺故里到底在哪一个村落，有各种说法，多系猜测。一般认为在廉昌江与洛河交汇处东北角的西柏坡村。因为李贺有些诗句谈及他的故乡，与西柏坡村的地形、地貌略相符合。李贺家境清贫，英年早逝，只做过奉礼、协律郎一类的小官，亦无子嗣。故其庐墓在宋代已荡然无存。
老先生陪同我参观两处：一处是李贺纪念亭，一处是西柏坡小学内的李贺雕像。这两处纪念物都是老先生提议修建的。1990年，在洛阳召开全国性的李贺诗词研究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议参观李贺故里。为了不使参观者扫兴，也“为了我乡的脸面”，县、乡政府拨款修亭雕像。碑刻文字，皆出自老先生手笔。
李贺其人凄苦窘迫，英年早逝；其诗呕心沥血，鬼斧神工。千百年来，其诗流播，可谓不朽。至于其庐墓之或存或否，原址在此处或他处，则不得而知。
5时半，返回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