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 贫困县要争也要瞒
上午9时，秘书陪同我走访县扶贫办。
现年52岁的扶贫办主任在此任上已干了6个年头。他当过兵，做过供销社营业员，历任公社武装部干事、副部长与部长。1988年升任乡党委书记，不数月而调到县水利局任局长。两年后调到县扶贫办，任主任。这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算得上“仕途通达”了。拥有五六十万人口的M县，县乡级副科以上干部约600余名，其主要来源一是复退军人，二是大中专毕业生。热情的主任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的采访。
一、关于贫困县的确定与扶贫办的设立。
“1989年，我县被河南省确定为省贫困照顾县。省贫困县与省贫困照顾县的区别在于后者已接近但未达到省制定的贫困县各项标准，因而只能部分享受省政府给予贫困县的各项政策优惠。是年，县政府增设扶贫办，正局级。先由民政局长兼任扶贫办主任，1990年，我调到县扶贫办做主任。县扶贫办共七人。在各乡镇不设下属机构，但有兼职。乡长或副乡长兼扶贫工作。
“1994年，我县从省贫困照顾县直升为国家级贫困县。这是由于我县在1992年、1993年连续遭受大旱，农民返贫率很高。是年，洛阳市辖九县中，还有一县（伊川县）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在九县中，有两个国家级贫困县，五个省级贫困县。河南全省110个县，其中约30个为贫困县，基本上集中在豫西、豫南两个地区。”
二、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好处。
“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约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得到1 200万元低息贷款，用于扶持本县的种养业、采矿业与加工业。按规定，有贷有还，还后再贷，最长贷款期5年，实际上要求3年收回贷款。二是可以得到省、市财政拨款，每年80万元，专款专用。主要是项目开发或以工代赈，用于修路、吃水工程或水电工程。还有一些政策优惠，如减免税收等。但这些政策从未落实过。”
三、M县实有贫困乡数与“上报”的贫困乡数。
“全县19个乡镇，300余个行政村。其中列入贫困乡、贫困村的，实有13乡，72村。某县确定为贫困县，并非该县所有乡镇皆属贫困；同样道理，某乡镇为贫困乡镇，也并非该乡镇所辖所有各村都是贫困村。衡量贫困的标准是：年人均收入530元以下。截止今年，我县实有贫困乡13个，贫困村73个，共计26 110个贫困户，11.6万贫困人口，但去年县委规定我们只能上报8个贫困乡。”
贫困乡实有13个，但上报8个，这个被“上报”隐瞒的差数引起了我的兴趣，故问：“乡、县在逐级上报贫困程度时，通常是增多一点呢，还是减少一点？”主任说：“一般来说，讲得越穷越好。贫困乡、县是要花力气去争的，因为定为贫困乡、县，上头便会给些优惠。”“那么，你们县明明有13个贫困乡，县委为什么只允许上报8个呢？”他答：“县委、县政府辛辛苦苦干了几年，贫困状况一点也没有改变，或改变很少，总说不过去的。减少一些贫困乡数，可以说明政绩呀！”我说：“这样说来，两种矛盾心态同时具备了。”赵主任默而未答。
（我曾看过一本论述现代管理的书，其导言中有一句话：“所谓管理的现代化即管理的数字化或数字化管理。”因其言简意赅而印入我的大脑。数字化管理的前提条件是准确的统计，但我们的统计数字往往不是来自事实，而是根据各级官吏的政绩仕途之需而随意更改。这与其说是一个管理问题，远不如说是个政治问题。）
四、贫困山区村民的生活现状。
“我县地形分三类：一是川地、二是丘陵、三是山区，所谓‘三山六丘一分川’。川地的耕地较肥沃，抗旱能力强，且交通较便利，故川地村民比较富裕。相反，丘陵山地的土地较贫瘠，抗旱洪能力差，且交通不便，全县的贫困乡、村基本上集中在山丘地带。上月，我曾到某乡作过调查。以该乡的某村为例，说明山区村民的实际贫困状况。
“该村离洛河川地约20公里，天晴时，小三轮、小吉普车勉强能进入该村。该行政村下辖六七个自然村，共200余户，五六百人。两年前，这六七个自然村属于另一个行政村，因村支书、村长都是其他自然村人，他们的利益屡遭侵犯，故闹着分家。经县、乡政府同意，他们单独建村。在山区，自然村规模很小，一个行政村往往下辖七八个甚至十余个村落，村支书往往出在其中较大的村落。村干部的袒护行为，往往成为分村的原因。
“该村200农户，90%以上依然居住在窑洞里。窑洞通常宽三米左右，深四五米或七八米不等。里面十分昏暗，前些年才通了电。各农户使用的家具，大多自制。自制家具包括：长木凳、小靠椅，木床，矮方桌（用于吃饭），板箱（贮放衣物），小书桌（供小孩写字之用）。除了电灯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家用电器。窑洞外有灶间，灶台用土坯垒制，大小两铁锅。窑洞外有一平地，宽狭不一，大部分农户有土围墙。通常，一家老少住在同一窑洞内，并无间隔。闺女长大，另置一床。
“早饭：玉米糊加红薯片。该村缺水，基本无法种菜。天不旱，在沟底有些积水；天稍旱，即干枯，但还有些许井水，仅够人、畜饮用。若大旱，连水井也干枯，必须每天到数里外的小水库去挑水吃。贫困山区，最缺的就是水。中饭：稀面米或糊涂面条，有时加点蔬菜。在沟底，有此地块能种点蔬菜。喝上两碗，塞饱了事。晚饭吃小米汤或玉米汤，另加馒头（馒）。馒有三种：红薯粉做的叫黑馒，玉米粉制的叫黄馒，小麦粉做的叫白馒。当然，更多的是混合制成的馒。小麦、玉米、红薯、小米是山区村民的主粮。村民间生活条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全年食用小麦所占比例的高低。在山区，小麦占全年口粮的35%～40%之间，而在川地，村民常年能吃上白面、白馒，玉米、红薯等杂粮基本上用于调节口味。当然，这是指正常年景而言的。一年两熟，小麦一般不会绝收；秋季玉米，如遇大旱，往往颗粒无归。但红薯特别耐旱，如遇旱灾，山区村民，主要靠红薯度荒年了。
“五口之家，全年食油在10～20斤之间，通常用于逢年过节或招待亲友之用。山区村民平时不吃炒菜。逢年过节，方赶集割肉。小节1斤至2斤。春节每户或五六斤，或十来斤。每户皆养鸡。鸡蛋主要用于招待客人，给老人滋补营养的。”
五、山区农户货币收入的来源。
“山区村民的货币收入，通常有三个来源：一是出售经济作物，如花生、黄豆、红薯或烟草。烟草是近几年来推广种植的，但效果并不理想。二是家庭饲养业。据我估计，山区60%～70%农户养猪。由于村民无钱购买猪饲料，也无多余的粮食给猪吃，村民养猪，以粗饲养为主，全年出栏一头猪。养猪并不赚钱，只是积钱。年末出售一头猪，可获四五百元，这对贫困山区的农户来说，是一笔重要的现金来源。60%～70%的农户养牛，主要用于耕地，养小牛出售的，只是少数农户。三是外出打工，近七八年来逐渐增多。如今外出打工已十分普遍。山区半数以上农户有此项收入。打工方向，以本市、本县为主，也有到西安一带的，到沿海打工的甚少。打工内容，基本上是建筑小工。农闲外出，农忙回家。打工时间之长短及收入，各人之间差别很大，很难作出一般估计。我们对此没有作过专项调查。”
六、“扶贫关键，在于加大对农业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我县的贫困乡、贫困村，绝大部分集中在山区。贫就贫在农田水利条件太差。雨水一多，冲毁沟底的良田、保命田；一旱，梁地、坡地有绝收之可能。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我县的脱贫致富，关键在于脱贫，脱贫的实质，在于解决温饱问题。如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脱贫，更谈不上什么致富。要真正解决温饱，解决脱贫，并有效地制止脱贫后的返贫问题，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说实在的，我县现有的一些水利设施，多数是集体化时代的产物。农业集体化，虽然有许多毛病，但在集中力量搞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确实是有效果的。如今分田单干，这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
“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投入实在太少。我县这些年的扶贫贷款，大部分用于修建公路与办乡镇企业上去了。只有很少一部分钱用于农田水利方面，且仅限于人、畜饮水工程，或用于农村用电工程。县党政领导对有限的扶贫贷款作这样的安排，或有他们的道理。问题是，单靠行政命令在条件不具备的乡村推行乡镇集体企业，绝大部分是失败的。我县在这方面花掉的冤枉钱实在太多了。二是效益太差。我县每年冬季，各乡都搞农田水利建设，县里规定每个农村劳力每年出30个义务工，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但这些工程，用于应付检查的多，实际发挥作用的少。在乡镇干部方面，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考核；在村民方面，也是敷衍了事。分田单干后，人人只顾自己，凡一项水利工程，对他的村、他的地没有直接好处的，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总之，分田之后，再集中起来搞农田水利建设，难度确实很大。这里决不单纯是个投入多少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单是靠天吃饭，一遇旱洪之灾全县立即大面积返贫。我县如此，洛阳其他各县，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访谈结束，已是中午12时。
下午1时半，秘书、县保密局局长及两位司机陪同我拜谒程园。位处伊川县城西侧白虎山下的程园，是程珦和其子程颢、程颐的墓地。此行的另一个重要动因是想看看伊河、伊川及夹在伊、洛两川之间的丘陵山区。该山区属于豫西熊耳山脉的一部分。
从M县城出发，沿洛川西（偏南）行三四十华里，便到达卢、郑与渑（池）、伊（川）公路交汇处，而后沿渑伊公路东行，便进入洛、伊之间的山区。沿途没有众峰叠嶂，没有青山碧水，而此乃南方山区的一般景观。满目所见，山梁、山坡、山沟，举凡一切有土的地方皆辟为梁地、坡地与沟地。只有在沿途的村庄内，方能见到几株稀落的树木。如今已是初冬时分，播种在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坡地或梯地里的小麦已长出青苗，使得满目荒凉的黄土地略有一点生气。沿途仍不时见到在地里收红薯的农民，他们把刚出土的红薯切成片，摊在地上晒干。
陪同人员告诉我，洛河流域有卢氏、洛宁、宜阳三县；伊河流域有伊川、嵩县两县。夹于两川之间的熊耳山区分属这五县。五县的贫困乡村大多集中于此。熊耳山区可用“荒山秃岭沟壑交错”八字形容。若遇大雨，沟平地被山洪冲毁；若遇大旱，秋粮绝收。伊洛山区村民依然靠天吃饭。一般来说，夏粮可能歉收，但不大可能绝收；秋粮玉米有可能绝收，红薯不大可能绝收。山地村民主要靠小麦、红薯苦熬日子，或外出打工以补不足。
在这片贫瘠干旱的土地上居住着数十百万农民，仅为维持温饱而终年辛勤。他们把这片本该长树、长草的山地，犁成耕地，这一过程是何时完成的呢？要知道，在伊洛两河交汇处的一大块冲积平原及伊洛两川数百里谷地，曾经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造成古代都市——洛阳——文化的基础。在我的推想中，伊、洛川谷及其冲积平原是古代农耕的理想场所：两河的坡地丘陵是长满青草的牧地，两河之间的山区则为森林所覆盖。只有这样的自然生态环境才能造成古都洛阳的繁荣。这样良好的农耕生态环境何时开始遭到破坏的呢？
我想，以洛阳为中心的都市文明之发展，恰恰成为这一地域文明衰落的原因。城市的建材、燃料与殡葬棺木皆仰仗于伊洛山区森林的木材。这正是伊洛山区森林渐遭毁灭的原因。明代中、晚叶之后，玉米、红薯的引种，更使得这片山地具有了耕种价值。日趋增长的人口，凭着小麦、玉米、红薯，能在这块贫瘠干旱的土地上生存下来，同时也是世代守着这块土地的农民陷入贫困的原因。想到此，我突然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看着窗外这片没有树木的荒山秃岭，仿佛看到了这方被古代文明所遗弃的土地。我们能否通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将这片饱受旱洪之苦的土地变为旱洪保收的肥田沃土？看来很难很难。那么是否应该退地还林？但这数十百万农民迁移到何处去？据说，中国尚有6 000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人均年收入530元以下），他们的贫困主要是生态型的。由穷山恶水造成的贫困。是最难摆脱的。中国政府为这6 000万人口的脱贫规定了最后的期限：2000年。在我看来，这一目标难以达到。当然，在逐级上报的统计数上，或可看到消灭绝对贫困的记录。
下午三四时，穿越四五十公里的山路进入伊川之畔的伊川县城。赵秘书请来县文化局长老杨做我们的导游，一同驱车前往程园。程园前有一段数百米长的土路，坑坑洼洼，极难行驶。老杨说：“我们向县财政局打了好几年报告，要拨款修这段路，都说没有钱。不过平时到此参观者甚少，只有程家后裔每年来此祭扫。程氏后裔中有钱的倒不少，但他们谁也不肯出这个钱。”地方政府无钱修路，有钱的程氏后裔们不肯出钱修路，曾经统治过中国思想界的程朱理学似乎彻底地被人遗忘了。
程园，位于伊川县城西侧白虎山下。所谓“白虎山”，只是一平缓坡地。杨局长帮我们叫开紧闭的大门，领我们一路参观一路解说。该园原址有1 200余亩，如今围墙内仅存50亩，其余皆辟为耕地。进入山门，前行数百步便是墓地：程珦居中，程颢、程颐分处两侧。墓冢圆形，有1米高的青砖围护，墓顶高3米，径约10米。东行数十步，是二程的三位叔父——程璃、程琉、程琦之墓。园东北角还有三座小坟，是程颢的一子二女，皆夭折：一为2岁，一为6岁，一为24岁。杨局长说，程园的柏树很有名，现存537棵，有宋元时期的，也有明清时期的。初冬时节，依然苍翠浓郁，漫步林下，有肃穆之感。
园内有石雕、石刻数十件，皆凌乱放处。墓祠、祠院两侧还有不少历代碑刻，未经细读。祠堂有一楹联：“自古汉唐无双仕，于今伊洛第一家。”“天双仕”或言过其实，但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伊洛第一”或是确评。
二程创立的理学，经闽北朱熹的发扬光大而成为明清官方意识形态。孔子说了一番做人做官的道理，孟子说这个道理源于人心，董仲舒说源于天。二程说，这个道理既在天，也在于人性。中国从未创造出一个类似西方的宗教，原因何在？
古代中国只有家与国两种组织形态，一切中国人首先生活在家内，其次生活在国内。故一切道德、伦理、法律的基本职能，便是维护这两类组织的内部秩序，这便是三纲五常。尤其是三纲：二纲维持家内秩序，一纲维持国之秩序。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世代相延的家内及周期性更新的国内，故只需伦理（辅以法律），无需超越家、国的上帝与宗教。从孔孟直到程朱，家、国结构未变，维系家国内部秩序的“道理”未变，所变的只是论证方式。至程、朱，完成精致化、哲学化的论证工作。
若要理解儒家传统的当代意义，不应从儒学经典的释读中去寻找，而应从近百年来，尤其是近50年来，近而言之，从近20年来中国的家与国的演变过程中去寻找。这个演变过程，分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上的，二是生活世界内实际发生的。就观念方面而言，也需分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观念，二是普通百姓的观念。就生活世界方面而言，也应将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作出区分。这一分析，因其过于复杂，需另撰文加以阐述。要而言之，中国的家与国，皆处于变化之中，近20年来，这个变化过程加速了。就家而言，似乎朝着核心化、平等化（这两个过程差不多已经完成）与契约化方向发展，个人的独立化过程似乎正全面展开。就国而言，形式变化较大，而内容变化较小。总的结论是，随着伦理性的家、国向契约性的家、国的历史性演变，儒学的伦理核心将失去其现实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之下家之上（之外），中国一向缺乏社会中间组织。宗教、学社、会馆、秘密社会一类的超家族组织，其实是模拟家族伦理原则构建起来的。按传统，家之内的事务，由家长主管；国之政务，由君主及其官僚们主管。非家所能单独办理的事务，通常通过私人亲友关系并按礼尚往来原则加以处理与解决，而不是由各家按平等协商，建立一个组织，制定一个章程，选举一个领导的民主化办法来解决的。这两大传统（按家族伦理组建起家族组织，利用亲友关系解决非家所能承办的事务），随着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随着社会交往的日趋扩大，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相反朝着量的扩张方向发展。我们在人们的经济活动、社会交往、政治过程、司法过程中，都能看到编织复杂的私人关系网络。随着家国传统职能的萎缩，私人关系网络及准家族组织越发活跃起来了。理性知识分子预期的个人化、平等化、契约化的民主过程似乎并未出现。这一现象应引起每一个关切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的人们的高度重视。
离别程园，杨局长建议我去参观范仲淹墓地，在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没想到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政治家也葬于伊川县。可惜时间已晚，只得与我所仰慕的先贤失之交臂了。
返回M县，已是晚六七点钟。
与陪同的诸人共进晚餐。席间闲谈，获两段顺口溜值得记录。
- 四条“基本”准则：
“工资基本不动，生活基本靠供。住房基本靠送，老婆基本不用。”
（据他们说，对于乡、县执有实权的官员来说，前三句基本属实，并非夸张。第四句有两种解释：一是讥刺某些党政官员在外养情妇。此类情况是有的，但毕竟是极少数。二是县乡主要官员因回避制而常与老婆分居。）
- “超常规，大跨度，发不了工资发尿素。”
（1995年，M县直机关数月发不了工资，每人发数袋尿素代替俸禄。这段顺口溜便是讥讽此事。至于“超常规、大跨度”乃是河南各县沿路墙上最常见的标语口号。）
关于农民自发集资建“毛主席纪念堂”。
今年上半年，宜阳、洛宁、嵩县三县交界处数乡农民自发集资数千元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纪念堂平房三间，大厅正墙贴毛泽东像，左侧是马克思、列宁像，右侧是周恩来、朱德像，唯独没有邓小平像。前设香桌，供奉香烛与水果。纪念堂落成之时，村民集体举行数乡农民集会以举行纪念堂落成仪式。消息传出，乡党政干部不知如何处理此事，遂上报县，并迅速上报到中央。中央要求有关县乡干部做好群众工作，劝阻群众集会，已建成的纪念堂拟暂不拆毁。后三县各自做工作，落成仪式未能举行，但村民至今对此事耿耿于怀。
此段旧闻，出自宜阳县保密局局长之口，因可信度甚大。事属“内部机密”因而无法赴当地调查详情。河南农民似乎对毛泽东怀有普遍的敬意与怀念，越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越是如此。僻处三县交界处的山地农村，竟自发组织起来建造毛泽东纪念堂，决非是对毛的单纯怀念，而是深含着对他们现实处境强烈不满的集体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