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 与黄河争地的刘店乡
上午9时，刘店乡派小车来接我们。
从开封黄河大桥往东约30公里便是著名的黄河东坝头（黄河至此突然折向东北）。此段黄河的南北大堤相距七八公里，或十来公里，黄河主河道靠近北大堤。从主河道南岸至南大堤之间有一大片长约30公里，宽约五六公里的黄河滩地。与南大堤相连的狭长滩地称为上滩地，近河道的狭长滩地称为下滩地，上下滩地落差在一二米之间。在这片黄河滩地内有两个乡：西边的刘店乡属于开封县的，东边的三义寨乡属于兰考县。
上午9时3刻，车上黄河大桥南端引桥，越过黄河南大堤，折而东向，沿着两排高大白杨护卫着的柏油公路行使数公里，便是刘店乡治所在地——刘店小集镇。乡政府大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空旷、整洁与简朴。现年37岁的段书记恰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愿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一切方便。我首先请他介绍该乡的概况及今年遭受洪涝灾害的情况。
该乡下辖22个行政村，44个自然村，3.5万人口，5万余亩耕地。全乡的村落与耕地都处于黄河滩地之内，总面积近80平方公里，分上、下两滩，落差有1～2米。全乡14个行政村，近万亩耕地集中在上滩。黄河泛滥，通常不会漫及上滩。下滩原属黄河故道，大概在明清时期（具体在什么时间不太清楚），黄河改道，由南移到北边，下滩地得到开垦。现有8个行政村，16个自然村，4万余亩耕地集中在下滩，即黄河故道内。经常遭受洪涝之灾的是下滩地。解放后，为了防止黄河汛期的洪灾，在临近黄河现河道处修筑了一条长四五千米的防洪堤坝，称为内堤，据说，设计时能防止每秒1万立方米流量的河水冲击。在黄河汛期，通常的流量为每秒1万立方米以下，但有些年份有可能超过警戒线，最高流量可能达到每秒2.2万立方米。所以下滩地的村民与耕地是不甚安全的，生活在黄河滩上的农民，要与黄河争土地，经常付出很大的代价，有时是十分惨重的代价。在内堤外，还有一片狭长的滩地，其实是现在黄河河道的一部分。每到黄河汛期（每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河水上涨，淹没这片土地。水退之后，种上冬小麦，次年汛期来临前收割。每年只有一熟，且产量极不稳定。这是因为每年黄河泛滥带来的泥沙分布极不均匀所造成的。有些地段以沙为主，有些地段以淤泥为主，有些地段泥、沙混合。在沙土地只能种点花生，淤泥地则能种小麦，产量倒也不低。就是内堤之内的耕地，也是如此。故亩产高低不一，平均算起来，小麦亩产在四五百斤之间，淤泥地可达亩产800～900斤。黄河泛滥，向有“急沙漫淤”之说：急流冲刷过后，留下的是一片沙土；漫流之处，淤泥沉积，便是肥田沃土。
今年黄河汛期，流量不大，据说每秒只有7 600立方米，或许是黄河在此段河道内的流向发生了变化，向南冲击，冲破内堤堤坝，洪水大量浸入内堤之内，8个行政村与数万亩耕地全被淹没。幸而人员全部撤离，没有造成伤亡，但房屋与财产损失十分严重。据统计，房屋倒塌971间，危房1 271间，至今仍有7个自然村、2.268万亩耕地浸泡在水中。损失最惨痛的是乡、村企业。刘店乡是个黄河滩乡，以黄河滩为生，虽有一大害（即遭受洪灾），但也有一大利，那就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黄河土。所以，历届乡政府把发展乡村经济的重心放在发展乡村企业上，而乡村企业概以砖窑厂为主。窑厂为了取土方便，绝大多数建立在下滩地。今年的这场洪水冲毁了该乡大小窑厂40余座（全乡有窑厂50来座），冲毁高压电线14万余米。每座窑厂少则投资一二十万，多则百余万，如今成为废窑。总计各类经济损失高达8 140万元。
谈及抗洪救灾情况时，段书记说，这次洪灾，幸而没有人员伤亡，县、乡政府及时组织力量把下滩地的村民与粮食转移到岸上来。如今正在集中力量排干数万亩耕地上的积水（平均水深1.5米）。同时，组织青壮年外出打工自救。县民政局拨款30万元救灾款，主要用于购买抽水机：20余部柴油抽水机，20余部电动抽水机。乡党政各部门干部与各村干部日夜奋战在排洪第一线。如全部排干内堤积水，估计还得20余天（已经排了一个月）。县民政局下拨的30万元救灾款，能将全部积水排干，已算不错了。排干积水，让村民早一点播种小麦，否则明年的粮食就成大问题了。现在最成问题的是下滩地区千户村民的过冬住房问题、衣被问题与数百户缺粮问题。乡政府是无力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困难的，还得发动市、县人民的募捐救灾来解决。至于如何逐步恢复被洪水冲坏的40余座砖窑厂，那是下一步任务了。
谈到中午时分，段书记请我们在乡政府食堂吃便饭，同桌的还有县城管会副主任，他原是该县仇楼乡长，段书记原是仇楼乡的乡党委书记，今天专程来看望段书记的。（此刻，刘店乡的乡长、人大主任、武装部长等一干人马还在排涝抗洪第一线指挥工作。）席间，谈到乡镇一级干部的频繁调动问题。
段书记说，乡镇一、二把手的调动过于频繁：在仇楼乡，五年内换了五任书记与乡长；在刘店乡，近五年内换了四任一、二把手。当我问及乡镇主要干部频繁调动的原因时，他们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一是县委班子更动，乡镇班子也跟着更动。二是一、二把手工作配合不好，闹矛盾，引起调动。三是某乡镇领导工作不力，引起调动。四是某一乡镇干部调动，牵连着引起其他乡镇的调动。
城管会副主任说：“县委提出，调整干部的力度，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是引起近几年来乡镇干部频繁调动的重要原因。”我问：“调整干部的力度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新任一、二把手，尤其乡镇第一把手如不能在短期内出政绩，就地免职，另用新人。”我又问：“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呢？”他说：“走马灯似的换人能有什么效果。搞农村经济，怎么在短期内就能出明显的效果呢？充其量搞些盆景，供领导们参观而已。不可能有长远打算与实事求是精神。就拿我们原来的仇楼乡来说吧，年年搞植树造林，开封、兰考、杞县一带，原来是风沙之地，植树造林一向受到重视。在集体化时期，植树造林的任务容易落实。如今搞土地家庭承包制，分田到户，农户怕树阴挡住阳光，影响产量，所以，尽管种树可以搞得轰轰烈烈，种好后，领导下来一看，也是很好看，但要保住树苗，让它们成林，确实相当困难，因为农民们悄悄地把它们拔掉了。我们每任书记乡长上任，都要种树，五任书记乡长在原来的树坑上种了五次树，但至今风景依旧。坦率地说吧，频繁地调动干部，老把乌纱帽拎在手上晃动，促进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形式主义与花架子。上面要下面做什么，下面马上跟上，唯恐落后挨批评。县委号召大力养牛，下面得赶紧养牛；上面要推行塑料大棚，下面赶紧向村干部压任务；上面说要建市场，下面赶紧拓路建房；上面说办乡、村企业，下面赶紧得办企业。至于牛养好了，蔬菜种出来了卖不出去，那就不是他们的事了。”
我想，倘如能将全县各局委办及各乡镇一、二把手近20年来的任期、调动原因作一番社会学统计就好了。问题是，我不可能获得该项研究所需的详尽资料。
下午，段书记指派乡党委秘书小谭陪同我们参观访问。骑车出乡政府，西行数百米，有一条柏油公路折而北上，直达黄河内堤。此段公路，长约二三公里，高出两边滩地二三米。小谭说，这是一条专门为砖窑厂而修建的路。我们推车北行，只见公路两侧，茫茫一片淤泥地，低洼处，尚有大片积水。在水退之处，不少农户正加紧播种小麦，或撒播或镂播（一人在后扶镂，二三人在前拉镂，麦种放在镂斗内，沿镂底小口而落进镂头犁开的小沟内）。由于水退不久，黄河泛滥期间所淤积的泥沙既深且陷，两腿深陷半米以上的淤泥之中，每向前挪动一步，很是艰难。在稍干的地块，农民侧双膝跪地，爬着播种。一眼望去，人人都成了泥菩萨。时值10月下旬，北方气候转冷，穿着短裤在淤泥中播种小麦，更显得十分艰辛。
此段公路之北端，与东西向的黄河内堤相连。该段内堤，高出滩地二三米，宽三四米，长约一二千米，外侧用石块垒砌。有数十条长约十数米、宽约三四米的挑水坝向外延伸，挑水坝的功能是减弱汛期河水对内堤大堤的冲击。我站在内堤上，望着数百米以北的黄河平静地自西向东流淌，对它七八月间所犯的大错，浑然不知。不过深究起来，也怨不得黄河，因为整个的河滩地原本就是她的河床，任性的黄河本来就喜欢在宽阔的河床内左右滚动。黄河平时如此温驯，而汛期又是如此暴烈，这不正是黄河儿女，即中国农民的双重性格吗？唐太宗懂得这个奥秘，故有贞观之治。
在内堤以南，公路以东，有大小五六座废砖窑。因被漫过内堤的大水冲淹，如今全部处于半倒塌状态。小谭说全乡大小窑厂40余座，其中30余座毁于这次大水，最可惜的是去年投资百万元的新窑也在被毁之列，砖窑厂为本乡财政的主要支柱。（我记得段书记说全乡大小窑厂有50余座，被毁40余座，不知哪个数字更确切些。）
本想去走访几个村落，无奈公路东侧的远近几个村落都处在淤泥的包围之中，我不好意思让小谭卷起裤腿，踩着没膝的淤泥路陪我进村。村落的农舍皆为砖瓦结构的平房，房屋都建在土筑的高台上（离地面1米左右）。在离高台地面1米左右的墙壁上，清晰地留着被大水浸泡的痕迹。由此可以推见，此次黄河泛滥时的水位，高出滩地2米左右。
在回程路上，碰到几位刚收工的中年农民，于是上前搭话。我问：“10月下旬播种小麦是不是过了节气而会影响产量？”其中一个说：“是晚了点，但今年能种上小麦已算很不错了。只是小麦种子增加了许多：原先一亩地只需15斤，如今要下百来斤，收成嘛，三四百斤总有的吧。”我故意问道：“花百来斤种子，只收三四百斤，又在淤泥地播种很是麻烦，不如外出打工来得划算。”另一农民说：“打工归打工，地还是要种的，农民嘛，怎能让地荒着不种呢？再说别人都在播种小麦，你不种地，别人会说你懒！”这后一个理由，着实使我纳闷。我分别递给他们一支香烟，小谭说：“这是河南最好的香烟，每支一元五角呢。”一个农民一面拿起烟来看牌子，一面说：“有那么贵的香烟？”另一个年约五六十岁的农民说：“这有什么稀奇，前几天我的侄子送给我的一条洋烟，还要贵呢。”我问他：“这条洋烟是什么牌子的？”这位老农想了一会，摇摇头说：“忘记了。”我又问：“你的侄子在哪里工作？”他很得意地说：“在什么税务局里工作的，他们抽的洋烟都是有人送的，用不着自己掏钱买。我侄子一个月光抽烟就抽掉上千元呢！我侄子说一条洋烟就要好几百元。”另外几位农民似乎很羡慕他有一位“抽洋烟不花钱”的侄儿。我想中国农民虽企盼清官，但对“官吏特权”通常却是默认的，甚至是羡慕的。
农民们要回去洗刷满身的淤泥，故只能匆匆聊上几句。
晚上，乡办公室主任小张把他的卧室让给我使用。这是一间办公室兼卧室。乡镇主要干部，尤其是乡镇一、二把手，皆非本乡镇人，平时住在乡镇府内，故办公室或兼卧室，或与卧室相连。卧室十分简朴：两张台桌，一条长凳，一张木床而已。床上垫被与被褥很薄，时值初冬，只得和衣而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