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 乡村婚俗：“压床”与“塞颗豆”
报告的详细提纲虽已拟定，但总觉得有些不安。一怕言涉忌讳，有负主人远道相迎，且盛情款待之意，二是生平第一次对全县四五百名官吏作学术报告，能否被他们理解与接受，实无把握。上午，对提纲作些压缩修改，增加一些实例：正面实例取之该县，负面实例取之公开的报道。
中午，组织部阎部长、董副部长前来陪同吃饭。席间，向阎、董二位简要汇报了报告提要，皆以为可。并告知，晚上在报告前还有一会。漯河市为贯彻落实公务员制度，决定在全市范围招考20余名副处级干部。今晚要召开一个动员会，时间很短。我问报考公务员有何规定，他们说，凡提副科五年以上者，皆属报名范围。又说，凡符合条件，且因个人原因而不报名参加考试者三年内不得提升。我猜测，前者或是市里的规定，后者或是县里的补充，因为这多少关涉到一县的荣誉问题。
下午，小宋、小冯与县府办黄主任到我处聊天，我将话题引入村落文化与习俗。
在舞阳乡村，有一“压床”婚俗。所谓“压床”，即哥、嫂新婚三日内，幼弟与哥嫂同睡一床，尚无幼弟，则以同族近支的族弟代之。幼弟年龄通常在五六岁到十来岁之间：过小则怕尿床，过大则已省人事，故皆不妥。用幼弟压床，是企盼新婚夫妇头胎能生下壮实的男孩。压床习俗，至80年代便不那么实行了，到90年代更少听说了。
另一婚俗是，夫妇新婚之日，嫂子将夏麦种子塞入其枕头。有谚语云：“塞颗豆，生一溜；塞粒麦，生一百。”豆、麦繁殖力强，象征或祝愿新婚夫妇儿女满堂。这一习俗，至今保留。
在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前，三代同堂共灶的大家庭在各村还有不少。在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儿子结婚即开始分家。土地按人口均分，是小家庭制普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七八十年代，村里从未听说有婚前同居或未婚先孕的事。进入90年代，未婚同居悄然流行。究其原因，一是男女青年外出打工增多，受城市风气影响，二是电视进入乡村，受电视片的影响。村里中老年人对未婚同居现象虽有看法，但城里人、电视里都是这样的，他们也不好说什么。不过，同居都导向结婚，婚外性关系在村落内是极少的。就在舞阳县城，如有桃色新闻，立即传得满城风雨。前两年，一位公司经理、一位副局长皆因有外遇，妻子大闹，而被罢官落职。
弟对哥嫂，或侄对叔妻调调情，甚至动手动脚（当然也得适可而止），皆被习俗所认可。但反过来，哥对弟媳，叔对侄媳，则万万不可。小宋说，他村在70年代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某日出工，某甲以为在前走的妇女是他的嫂子，故上前从后抱之，想与她开个玩笑，待此妇女回头，方知是其侄女，乃大惊失色，狼狈逃回家，三日闭门不出。
村民之间的关系，一是亲，二是情。如今亲的范围大体是同一祖父母的直系子孙及姻亲，当然也可能向外扩大。“情”是感情，不分亲疏与异姓。“亲、情关系哪个重要些？”讨论结果，一致认为：就交往的人数而言，“亲”多而“情”少，就交往的密切而言，“情”比“亲”浓；若脱离村落，到县机关工作，朋友关系是最重要的了。“亲”是自然血缘关系，“情”是长期交往而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这两种关系确实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在村落内，家与家争，通常站在“自家人”一边；族与族争，通常站在本族人一边；村与村争，通常站在本村人一边。这似乎表明血缘关系在村里还很重要。离开了村，很少有亲戚关系，那主要靠朋友了。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但如今改革开放，各家顾己，说的是亲是情，其实心里考虑的还是利益关系。
在中国12亿人口中，依然有8亿人口居住在村落，且主要靠农业为生，这些依然靠农业为生的村民对改革开放，对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新环境已经并将继续作出何种理解与反应，我们必须作出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不仅在于这个阶层的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关涉到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与速度。
村落，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保存最多、最厚的地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是中国社会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诚然，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引下，在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下，村落内部正发生着诸种变化：重新恢复了生产经营职能的农户已与市场经济发生了越来越广泛的联系。电视入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使得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为年轻一代农民所效仿。这两大因素能否促使村落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就从内地农村的情况看来，地方政府与农户的关系依然是十分古老的关系：从农民来说，依然缺乏权利与政治参与意识；从地方政府来说，以各种名义向农户征收的“劳动剩余”比例过高。历史形成的人口对土地的巨大压力，迫使农业不能走规模经营、人均产量最大化的道路，而只能走亩均产量最大化的老路。这是一条很狭窄的农业发展之路，且必需配以低廉高效的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体系与销售体系，然而，无论是农民、政府与中间商似乎都无法建立这样的体系。
在中心城市，我们建立起最现代化的产业部门；在广大农村，却是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在考察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与速度时，我们必须用两只眼睛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