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 访林果专业村
原计划由小宋陪我到他的老家——B乡楼宋村——去作为期两三天的蹲点调查，以便通过他在老家的亲友关系而将调查搞得更广泛更深入些，但情况突然起了变化。他今天只能陪我到B乡政府，再由乡政府派人陪我到楼宋村，当晚返回县城。他说，他将忙于参加“富民工程研讨会”的会务筹备，届时省、市领导，或许还有中央政研室的官员前来参加会议。会议重要，他这个“当跑腿的”实在脱不了身。在外走访，只得“客随主便”了。
B乡府治距县城西近20华里。原来只是一个村落（保和村），1958年辟为公社所在地。作为小城镇标准化建设的中心基础设施——镇内路面拓宽与硬化绿化工程——在该乡刚刚起动。南北各一二百米的道路已经挖开，准备铺设地下排水管道。挖出的土方堆放在路面上，宛如两条小山丘。山丘上已踏出许多条人行小道，看得出这一工程已拖延得很久了，我暗自猜测或是小城镇标准化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尚未全部落实。单靠乡政府的有限财政投入而在数年内将一村落建成“现代化、标准化”的小城镇，恰如刚过温饱的农民，因羡慕富户而起楼房一样，总是力不从心的。如今，农户与农户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县与县之间的相互攀比以及不断上升的攀比标准，压得人们“忘却”了“量力而行”这条基本的办事原则。
该乡的府治，由三栋三层楼房组成。这三幢十分普通的楼房，在该镇也算是最阔绰的建筑物了。在正楼二楼会议室里，小宋找到了他的老同学——乡政办主任。会议室椭圆形的大办公桌上，堆放着一捆一捆的报表。这位主任正埋首于统计。在小宋与主任接洽交谈期间，我随手翻阅桌上的材料，方知是由全县农户评选该县“十大功臣”的表格。每农户一份表格，每组（村民组）装订一册。每村（行政村）叠成一捆。全乡万余农户，250余村民组，36个行政村，统计工作自然十分浩繁。我突然发现，每组的表格填写字迹差不多，明显出自一人之手，且“十大功臣”的名单大同小异。很可能，这些表格基本上没有到达“农户”这一层次，或由村民组长按某种统一意愿填写的，或干脆由村支书叫几个人来填写。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一种不便询问的推测，但合乎情理。
全县评选“富民工程”的“十大功臣”，据说不是县上的主意而是全市布置的任务。这项本意由全市数十万农户评选各县“十大功臣”的活动，其始端在市党政，中经县、乡两级，其末端终于村委，充其量到达村民组。由市、县、乡、村，再逐级返回村（委）、乡、县、市。在此行政系统之内完成了信息传递与反馈的全部过程，而该活动的主要目标——发动农户评选功臣——恰恰没有达到。其实，分散忙碌于各自事务的农户，对此类活动不会发生什么兴趣。
此类评选活动，说其“没事找事干”或“劳政伤财”，未免过于刻薄，但从其效果来看，往往如此。
正忙于统计的办公室主任无暇给我介绍全乡的概况，乡党政主要官员都忙于各自分管的“富民工程”，所以只得取消此项调查计划。小宋与主任洽谈的结果，是同意派一位秘书，陪同我到农村去。要不是我是组织部长请来的客人与老同学陪来的朋友，他们是不会接受此类采访的。
从B乡到楼宋村是一段尚未“硬化”的土路。这些年来，各村拥有三轮、四轮拖拉机的农户是增多了。乡村土路被拖拉机辗得车辙纵横，幸而雨过天晴，行人已在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的土路上踩出一条可供下脚的羊肠小径。我随秘书沿此曲径进入楼宋村，已是上午10时。先找村支书访谈，再陪同转一圈村落，访若干农户，然后打道回府。
楼宋村，既是行政村又是自然村落。全乡36个行政村中，“两村”合一的村有七八个。该村现有1 876人，540余户，耕地2 740亩，人均1.46亩，与全县人均耕地面积相近。宋姓占全村人口的90%以上，其余为李、张、王等七八个小姓。如楼宋这样的主姓村，小姓也被称为“外姓”或“杂姓”。据村支书说，该村的“外姓”有三个来源，一是土改时分得地主土地与房屋的长年雇工。如李姓，现发展到10余户，四五十人。二是入赘女婿，解放后改为本姓。三是1958年迁移此村的库区移民，如张姓。如今，村支书、村长、村会计皆出自宋氏宗族。然分管科技的副支书却姓张，张某之叔，曾任该村支书一职。其本人初中毕业，参军7年，在部队入党。全村10多名党员，绝大部分参军入党。“党员是担任村干部的重要条件，大姓、小姓关系不大，”村支书如是说。
宋支书与张副支书说，1981年实行土地承包制，分田单干，农户各顾其家，村干部省却集体化时每日派工、评分的头痛事，所以干部群众都认为该政策好。然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全村土地的机耕率比1981年前还低。全村有10余台拖拉机，基本用于运输。大部分农户用牛耕地。二是全村水利建设投入大大减少。如今二三千亩耕地，仅有9口百米以上深井，其中7口是集体化时期打的。从1981年到1996年的十五六年间，村里只打了2眼深机井。分田到户后，再集资打井，困难颇多。年成有好有坏，风调雨顺，无需用井水浇地；每打一井，有的用得着水，有的用不着水。能用上井水的，也有个远近、早晚、多少的差别。要农户均摊费用，实不好办。如谁受益谁出钱，如今打一口深井费用很大，他们未必出得起这笔钱。办村集体企业，以工补农搞水利，说说容易，做到难。村里1994年办了家皮鞋厂，如今还贷都有困难。农民非到大旱临头，才晓得打井浇水，靠天吃饭的老观念，根深蒂固。
在县乡“富民工程”的督促下，1994年该村投资2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8万，村民集资12万）办起股份制皮鞋厂，但效益一直很差。村支书说，效益差有两个原因：一是销售不畅，不少应收款收不回来。1994年前后，全乡共上马18家皮鞋厂，最大的有200余职工，小的有一二十人。一乡如此，全县可以想见。都以为办皮鞋厂能赚钱，一哄而上。二是本村农民的素质差。“我村皮鞋厂共有20多个职工，其中4个是浙江温州人，他们每人一天能制鞋10来双，本村职工每人一天只能做一两双。”经营了两年多，还欠着银行的8万元贷款，村集体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该村因种植葡萄与苹果而被乡政府列为“林果专业村”。然该村引种葡萄却是村委干部的自发行为而非县、乡“富民工程”的产物。村支书说：“10余年前，我任村长，感到光种粮食只能图个温饱，要花钱则要动新脑筋。1981年分田到户，村里绝大多数农户的温饱是解决了。但缺钱花，村委也同样缺钱，所以一直琢磨着生财之道。一天我到县里与林业站主任谈及此事，他说，他曾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东北辽宁等地农民从日本引进一种‘巨峰葡萄’，粒大而甜，产量很高，经济效益不错。于是回村与村支书、村民兵连长商议，决定到辽宁采购苗种并学习栽培技术。”
我仔细询问了村长1985年赴辽购苗种的经过：第一步，村支书从县林站甲某处听到辽宁某地引种日本巨峰葡萄的信息并决定赴辽购买苗种。第二步，甲某找到他的本县朋友乙某，请他写信给辽宁工作的亲戚丙某。村长持信先到丙某家。第三，丙某把村支书引见给丙某的一位在辽宁某部队师部工作的亲戚丁某。第四部，丁某又把村支书引见给一位与某葡萄园主相熟的战士戊某。第五部，战士戊某带村支书去见葡萄种植园主——一位退休回乡栽培巨峰葡萄并大获成功的退休工人。该园主深为村支书的诚意与远道所感动，热情款待并传授技术。村支书购得苗种3 000株（每株1.2元，低于市场价0.3元）。临行允诺，如在栽培过程中有问题，他将随时自费前来指导——结果如其言，自费来河南一次。
这是村民将“人情关系”与“市场关系”相结合的典型个案。其实，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村民适应市场的行为方式：村民习惯于将“钱—物”的交换关系置入到一种他们熟悉的私人关系网络，并通过人情关系的保障，避免陌生人之间可能发生的欺诈行为。
村支书说，1985年引种成功，1987年即有收获，1988年始进入丰收期，平均亩产4 000～5 000斤。在河南，原来只有粒小味酸的葡萄，故当颗大且甜的“巨峰”投入市场，很受欢迎，赚了不少钱。但好景不长，1991年始，随着种植者增多，市场价值下跌。这种极易损耗腐烂的东西，又不易运输到稍远城市去，这两年已没有多大经济效益了。（如今全村仍有100亩左右葡萄）
1993年，因葡萄收益下降，他们到山东临沂引种优质苹果400亩。1994年乡里实施“富民工程”计划，又扩种400亩。苹果通常3年挂果。在这3年内，地里可以套种小麦，一旦到了收获期，便不能再套种。
该村现有耕地2 740亩，人口1 876人。葡萄、苹果共占地900亩，尚有人均将近一亩口粮田。人均0.8亩左右耕地确实是条重要界线。只有超过人均0.8亩的那部分耕地，才能用于发展经济作物或家庭饲养业。莲池村、袁庄村选择了后者而楼宋村选择了前者。村支书说，该村养猪的农户不足半数，且一年出栏一二头而已。
当问及村里剩余劳力的出路时，村支书说，全村外出打工者约400～500人。有往深圳、广州的，但大部分在省内的郑州、平顶山、许昌等若干城市，且绝大多数集中在建筑业。（看来，城乡建筑业及由建筑业而带动的其他产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力的主要产业。）
在村民看来，村干部是中国最小的官，其实依然是一种“职役”。村正、副支书说，当村干部一是太忙，二是报酬太低。县、乡推行“富民工程”的各项计划，归根到底要通过村委落实到各农户。上面制定计划容易，但落实到农户却十分困难。村干部夹在乡政府与农户之间，往往是两头不讨好。上面一会儿要求我们种什么，一会要我们养什么，但很少考虑到市场前景。倘若听了上面指示而使农民吃了亏，挨骂的还是村干部。“富民工程”叫农户致富，那谁有意见？“谁不想发财？做梦都想，问题是计划上可能富民的项目，一到市场上，未必能真正富民。县乡干部可以指挥我们村干部，但左右不了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再说如今，又不是生产队时期，要农民种什么养什么他们就种养什么。今年的苹果市价，一上来就很低，如今后几年都不看好，我们800亩苹果怎么办？”
去年，村六七个村干部辛辛苦苦忙了一年，到年末一分钱都没有分到。今年，看来也没有钱分给村干部。因为去年的钱全部用来盖村小学楼了，把村小学的几间破房、危房拆了，盖上了楼房，总投资25万余元。向银行贷8万，向村民人均摊派80元，共集15万元，再搭上部分村提留款，总算把小学楼盖起来了。（村管小学经费，乡管乡初中经费，县管县中学经费，这对于主要收入来自土地的村、乡、县来说，确有不胜重负之感。）
中午，村支书设席招待：一碗面糊，一碗萝卜烧肉，一箩烙饼。饭后已是下午2时，村支书要赶到乡里开会，请副支书陪同我们走访农户。
副支书先陪我们参观该村的“养兔专业户”。户主名宋连清，年40岁，妻39岁，生有一女一男，已上中小学。1992年，看县邻村秦氏养兔赚钱，于是养兔35只。1993年养60只，1994年70只，1995年85只，1996年增至100只。今年8月，宋连清风尘仆仆赶到上海南汇县，购买个大且毛长的新品种。“当地兔子年产毛仅1.3斤左右，上海南汇兔年产毛3.2斤。每只南汇兔年可获纯利50元左右，饲养百只，按现在的兔毛市价，可获纯利5 000元。南汇兔一年二至三胎，每胎5只兔仔，这也是一笔收入。”这是这个内地村民对南汇兔的预期收入所作出的判断。这对勤劳的夫妇对“养兔脱贫致富”颇具信心。然而，他们依然住在1971年盖的土坯瓦房内（据他说，此类老式旧房在全村如今已不足三分之一），室内并无值钱的家具。这家具有5年养兔史的农户显然并未脱贫，谈何致富。户主道其缘由：实在是家庭负担太重，上要赡养一对早已丧失劳动能力且多病的岳父母，下要供养一对子女读书。故夫妇终岁勤劳，靠着土地种植与庭院饲养两份收入，也只是维持温饱而已。“没有那么重的家庭负担，房子是可以盖起来的，”临别时，这对夫妇这样对我说。由副支书陪同，我不便问农民负担问题。
参观了“养兔专业户”后，参观“养鸡专业户”。这是副支书的叔叔家，在砖瓦结构且高大宽敞的客厅里，这位年过六旬的退休老支书与他高中毕业后在家养鸡的儿子一起与我们攀谈起来。老支书说：“养鸡，投资大，见效快，风险亦大。”对经济学术语运用得十分熟练且准确。养鸡所属的“大投资”是前几年种葡萄积累起来的。他说：“引种巨峰葡萄的人多了，价格必然下跌。所以看着别人都去种葡萄了，我就转向养鸡。”他对市场供求与价格关系也颇有体悟。
庭院里有一个很大的鸡棚。刚全部撤空，清场，消毒。老支书说：“500只鸡刚卖完，过几天再进一批小鸡。每年可养鸡三到四批。”我问他一只鸡能纯赚多少钱。他说：“肉鸡市场价格波动很大，数天之内，每斤市价有差一两元的。一般而言，每只鸡纯赚3元左右，少则2至3元，多则3至4元。”该农户年产鸡2 000只，每只赚3元计，则全年获利6 000元。他儿子说，今年准备在院旁空地上再建一座二层鸡场，扩大养鸡规模，改善养鸡环境。这位县职高毕业生，在校时学的是林业与农业，畜养业也学过一点。如今购置数本饲养鸡的书，一边自学，一边实践。“外面世界虽精彩，但外面的世界更无奈，外出打工挣钱，实在不那么容易。在家养鸡，虽富不了，但很稳当。”这位有技术的年轻农民如是说。在舞阳县，共有三所职业高中，教授各种实用技术，这确实是农村教育的一个大方向。
按原计划，再要走访一二户纯农户与一二户贫困户。参观了两家专业户后，副支书说：“俺村没有特别富裕的，也没有特别贫穷的。经济情况与他们差不了多少。”示意我不要再走访农户。在这位“副支书”的心目中，我是“上头来的人”，是来考察该村“富民工程”的。所以，让我看两家养鸡养兔专业户，其余可不必再看。于是请他陪着我转一圈村落。
楼宋村很大。这不仅指该村落现住户数与人口，更指村落的占地规模。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六七百米，占地近800亩。若户均宅基地以0.6亩计，村内道路以户均0.2亩计，540户的村落如加合理布置，只需土地432亩，这样可节省近半数土地移作耕地。村内有许多闲置的宅基地，还有七八个大小不等的池塘，水浅而混浊，不少村妇在池塘边洗衣服。我问副支书：“这样混浊的水怎能洗衣？”他说：“女人们都说，用池塘水洗衣，衣服不容易坏。在池塘洗后，再回家用井水冲一下就行了。”村内池塘，几乎没有什么经济利用价值，因为天一旱即干枯，渗水率很高，既不能用来养鱼鸭，又不能蓄水灌溉，与南方池塘全然不同。对村落内大量空闲土地问题，我不知道中国的土地管理部门是否作过统计与研究。
全村唯一具有“现代”气息的建筑物，是新落成的二层楼村小学校舍。我问副支书：“去年人均征收80元盖校舍，村民有无怨言？（今年还得人均征收50元，还贷款）”他说：“盖小学、修路，问农民要钱，他们还是愿出的，孩子要读书，人要走路。只要一次不要收得太多，只要村干部不贪污，农民没有什么意见。倒是这两年的烟叶税，农民怨言很多，村干部们也想不通。”原来，去年该村要上缴烟税4.7万，今年增至5.2万。如果村民确实种烟，计亩征税，那也不会产生怨言。问题是近些年来，种烟虫害难治，全村几乎不种烟草，烟税成了一种摊派，且越来越重。一村如此，全县皆然。县政府用“明白卡”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又用烟税“摊派”增加农民负担。对县财政而言，出此“良策”（或曰“下策”）确有难言之隐，但对“明白卡”而言，实是一种嘲讽。
近村口处，有一段数十米干枯的河沟，一座低矮的拱形石桥，大半已陷于河床之下。看样子是早已废弃的护村河。副支书告知：“50年代初，楼宋村的护村河还保存完好。护村河内侧还有土围墙，围墙之四角，还有岗楼与碉堡。后来随着村内人口增加，住房逐渐向外扩张，绝大部分河段给填没造房，如今只剩下这一段了。”一个宗族（宋氏宗族相传明初从山西洪洞迁来），一个村落（这个在元末明初的战争废墟上重建的村落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一个土围子（在社会动乱的年代，还是一个武装自卫的团体）。近半个世纪以来，古老的村落社会经历了它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变化：前30年的变化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所促成的，近20年来，行政力量相对削弱，市场力量逐渐增长。承包制下的农户，与政府，与市场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能成为我们透视村落社会变化的三棱镜。
下午5时30分，辞别楼宋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