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 “京华”的创业之路
上午，在旅舍继续浏览《乡村都市》与《中国女杰刘志华》，有关资料引录如下：
一、京华的艰苦创业之路。
1972年冬，刘志华接任东街五队队长之职。该队共有72户，360余人，集体家当只有250亩耕地，三间草房，四头牛，一辆马车，另有8 000元债务，温饱问题远未解决。刘志华走马上任，组成一个清一色的妇女班子，带领村民走向艰苦创业之路。至1992年的20年创业共分三个阶段：一是以农为主，兼营副业。用两年时间解决了温饱，奠定了办工业的基础。二是以工业为主，农业为副，五年内着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脱贫致富。三是农工商综合经营，向乡村都市迈进。1992年后，重点转入旅游业（农业不复存在）。该组最早的“副业”是打草绳。至1979年，拥有30台打草机，集体积累流动资金5万余元。1980年后创办石棉瓦厂、玩具厂、被面厂、腐竹厂。其中玩具厂、被面厂因被人诈骗与缺乏原料而相继倒闭，但腐竹厂发展迅速。于是以腐竹厂为龙头，先后建立罐头厂、豆浆晶厂、纸箱厂等十余小企业。1991年2月江泽民视察该组后，该组又从农副产品加工业转向旅游业，创办京华高级宾馆（能容170人食宿）、“京华园”公园（占地270亩）、矿泉疗养院（即度假村）。至1992年，该组拥有固定资产3 700万元，流动资金1 000万元，社会总产值3 100万元，人均8.6万元，集体积累3 200万元，人均积累8.9万元。村民除了免除所有个人摊派，享受衣、食、住、行各种福利外，人均年收入4 800元。京华的72户全部迁入农民公寓，每户6室2厅，人均居住面积30平方米。室内的暖气、液化气、宾馆式的洗浴器具、四组合柜、五组沙发，全由集体统一配置，每套造价约四五万元。
二、带领群众致富，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班子。
刘志华在一份经验总结报告中说：“我们京华公司之所以有今天，我认为关键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领导班子。一村也好，一组也好，要改变落后面貌，没有一个坚强的基层党组织来组织和带领群众，是不可能的；没有基层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也是不可能的，而党支部书记，作为党支部一班人的班长，对支部班子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班长的个人形象，思想作风，领导才能和表率作用，对支部中的干部和党员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好班长，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以身作则，为人表率。二是要善于团结一班人，形成一个领导核心。三是关心群众，依靠群众。”
在中原这片黄土地上产生的“京华实业公司”，从其组织形式上看，是一种现代型科层组织，然从其实际运作过程来看，是以传统伦理相维系的集体组织。刘志华的这三条经验，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内才能释放其真实的含义与力量。第一，村、组群众的共同致富，必须要有人来“带领”。这就是说，分散独立的村民群众无法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将各分散独立的利益提升为普遍的共同利益，更无力通过制定共同遵守的章程与选举共同服从的领导来实现共同利益。一般地说来，这是中国农民的共同特点与弱点。中国的农民，必须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认识并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便是“带领”一词的文化学含义。第二，这个集体事业的带领者，主要是“以身作则”而不是以“言”作则，或以“法”作则，言与法是需要的，但主要是“以身作则，为人表率”。这是获得群众信服与服从的基础。第三，要团结一班人，以形成以他为核心的领导班子。第四是关心群众，建立起领导核心与群众之间的“保护—依附”关系。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确实能凝聚起强大的力量。
三、“京华”的感情管理学。
《乡村都市》收录了刘志华撰写的“感情管理学初探”一文。何谓“感情管理学”，刘本人是这样说的：
“京华的感情管理学，就是突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用感情的纽带把企业和职工组织起来，形成企业自身的共同理想与追求目标。
“我们的感情管理理论，正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日积月累逐步形成的。它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其扎扎实实的群众思想基础的，这个基础是公司全体干部长期对职工体贴入微，不断进行感情投资的结果。
“生产经营的目的，就是发展集体经济，为广大职工谋利益。因此，上下之间互相信任。这种信任是力量的源泉，是合作的基础，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激发了职工的责任感与向心力，促使每个职工热爱自己的岗位，立足本职，做好工作。
“从1986年起，凡6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10元零花钱，逢年过节，公司留一份礼品赠送老人。每年冬夏给每位老人发两身新服装，……公司建起儿童乐园，公司职工子女免费入园。农民家中发生特殊困难，公司都尽力帮助解决。职工生病公司安排住院，公司与经理备两份礼物去探望。……
“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其关键在于建立起一套感情信赖系统。作为公司干部能否有效地指导工作，首先看群众服气不服气，相信不相信，有没有较深的感情。深厚的感情是个无形但又很现实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京华的干部、管理人员只有26人，本组与外来职工有七八百人，为什么这样少的人能实施有效管理？我们认为，科学管理讲究理性与纪律固然不错，但只讲理性与奖罚，不讲感情与信任是不行的。单靠干部监督不是上策，干部的行为是无形的命令。
“当然，我们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不是不要制度，不要纪律，不是单凭一笔良心账。恰恰相反，我们的岗位责任制，我们的厂规厂纪，正是建立在充分相信职工的基础上。我们是以情治为主，法治为辅。”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们最需要的是相互合作，而天底下最困难的事也莫过于相互合作。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人，为了解决这个紧迫而困难的问题，发明种种合作的方法与合作原则，而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人为了解决同样问题也创立各种合作原则与方法。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应该与能够创建怎样的合作原则以便将内部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并增加合作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产出”，这个问题尚待解决。京华的经验提供了一种解答。其内容得益于他们所熟悉的村落传统，那就是“感情与信任”。只有在全然丧失情感与信任的地方，才需要契约与法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是契约与法制的真正基础。
四、家庭、村落与公司。
侯钰鑫在其《中国女性刘志华》一书中记述了刘志华的如下一段话：
“我从母亲那里继承无私与贤德，她经营着一个家，我管理着一个公司。我是五队乡亲的女儿，是许多人的闺女、姑姑、妹妹、姐姐、姨娘，又是许多人的嫂嫂、婶婶、奶奶。我对每一个角色都得尽职尽责。我的母亲替我养大了三个孩子，支撑了半个家，没有母亲的无私奉献，就没有我为五队乡亲作出的无私奉献。我只是延续了母亲的性格，把它升华到一个为集体奉献的高度。”
“村民小组与国有单位不一样，虽说称作公司，但人与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亲情关系，世世代代都是这方水土长大的，你没法调动谁，也没法开除谁。”但是，农民企业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管理，用现代文明代替传统文明，成也在此，败也在此。
某记者问刘志华：“在中国，你最崇拜的人是谁？”
“毛泽东！”刘志华回答得十分肯定。
“你在经营管理中体现的实质是什么？”
“毛泽东的道德观念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五、作者侯钰鑫的惊叹与隐忧。
“在京华采访的日子里，我每时每刻都沉浸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生活、崭新的图画。我所听到的是无数张嘴在称颂着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刘志华。
“我听了，除了敬佩和叹服，也难免暗藏忧虑。不知此地乡亲尚能知否，在他们善良的心目中早已把刘志华奉为救世主。他们不懂得，刘志华正是抛弃了虚幻缥缈的神仙皇帝而选择了一条主宰自己命运的秘诀，才闯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善良的乡亲们哪，何时才能丢弃千百年来传统的报恩思想，何时才能抛弃依赖青天大老爷的旧观念，何时才能挺起自己的脊梁骨，更换一副主宰命运、主宰人生的新思维呀？否则，刘志华率领你们开拓出来的京华之路又如何走得下去呢？”
作者另一担忧是刘志华会不会搞独裁，搞世袭，搞个人崇拜。刘的回答是：“你别担心，我不会搞独裁，也不搞世袭，更不搞个人崇拜。我也在总结经验，不会重复关广梅、步鑫生、马胜利、禹作敏的老路，……我正在做着艰巨的工程，就是彻底更换流淌在农民后代们身上的血液和遗传基因，培养一代新型的现代化人才……。”
六、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对“京华”一类“典型”的期待。
1990年10月28日，河南省委书记侯宗宾、省长李长春视察这个村民组兴办的“京华实业公司”。他们要求新乡市率先在全市范围推广“京华”经验：“乡学孟庄、村学刘庄、村民小组学东街村第五村民组。要让闪光点辐射四方，带动一片。使我们中州大地涌现出更多的东街村第五村民组，更多的刘庄与孟庄，让这些典型经验从‘盆景’变成万紫千红的大花园。”
1988年10月，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听取刘志华的情况汇报后，欣然题词：“本世纪末如果全国有百分之一的村民组能达到京华实业公司那样的成果，那就太好了。全国有将近90万个村民委员会。每个村下有好几个村民小组。大家可以算一算，如果百分之一的村民组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也能达到京华的程度，仅这百分之一的村组经济文化实力，与今天已有的经济实力相比，占据何等显赫的比例！”
从行政长官的角度来说，通过“典型”带动“一般”的方法是否有效，这本身是一个大问题。精于计算的经济学家作如此简单的计算与诗意化的推论，那问题就更大了。在村民社会内，无法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形成他们的共同利益而只能期待一个高于他们的“别人”来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并“带领”他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问题在于，这些德才兼备的“带头人”能否在村民社会内部自发地、大量地产生出来？这个答案看来是否定性的。
在河南的“四朵金花”中，刘庄是最早“开放”的一朵金花（另三朵为：临颍县的南街村，巩义县的竹林村，新乡县小冀镇的东街村第五村民小组），刘庄是新乡县七里营乡（原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所辖的一个行政村，在小冀镇以东六七华里处。刘庄的“庄主”名史来贺，与南街的王洪彬、竹林的赵铭恩、京华的刘志华齐名。下午2时，浏览完《乡村都市》、《中国女杰刘志华》两部书后，便与永成乘出租车赶到刘庄。
刘庄的村委会内空荡荡的，似乎没有专门的接待站，于是请出租车司机直接将我们送到史来贺家。年近30岁的司机告诉我们：“这些年来，中央与省市的领导常到小冀镇的京华来视察，但前来刘庄参观的甚少，相比之下，刘庄冷落多了。现年60多岁的史来贺如今不轻易出来见客，去年有一位大企业的厂长要见史来贺，来了三次，才见到史来贺，也没有说上几句。你们去见他，肯定会碰钉子。”听他这么一说，只得取消拜会史来贺的计划。于是请司机在村民新村与工厂区转了一圈，原道返回。
该村有一条东西向的宽阔马路，直通小冀镇。在马路的东端与北侧有数排一式的二层楼房，布局有致。这便是由村集体统一建造的村民新村。新村北边，是工厂区，若干企业的规模看来不小。在回程路上，与司机攀谈起来。司机说：“刘庄的史来贺十分霸道，不要说他们本村人，就是外村人也十分怕他。前年，小冀镇的一位出租司机不小心把水溅到史来贺的身上，史来贺身边的两位保镖把司机拖了下来就打。司机下跪向史来贺赔罪求饶，史来贺根本不予理睬，结果司机的腿被他的保镖打折了。”我问：“这件事后来如何处理呢？”司机说：“还能有什么处理！方圆数十里的人都怕他，不要说老百姓怕他，就是乡镇干部也怕他三分。史来贺是全省出了名的大红人，市里、县里还顶着不少官衔，谁敢惹他。被他打折了腿，只能自认霉气，谁让他碰上了这个土霸王。到法院去告他？谁敢去告！吃了豹子胆了不成！”我突然想起了河北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一个带领村民集体致富的农民企业家，往往会滑向专横霸道的土霸王的老路上去。
又问及小冀镇小车出租业的经营状况。这位出租车司机说：“周六、周日生意好一点，平时生意比较清淡。镇有好几十辆‘面的’，竞争很激烈，每月挣个五六百元，已算很不错了。”我又问：“周六、周日乘坐出租车的是哪些人呢？”他说：“主要是从新乡来的嫖客与妓女。”听此坦率地回答，着实令我大吃一惊。这位司机解释说：“从新乡市到小冀镇，平时有班车，一般老百姓不会坐出租车。前来京华参观的人，或自己有小车，或乘班车，一般也不会坐出租车。我们小冀镇，最发达的是娱乐业。光私人开设的歌舞厅就有40余家，这些歌舞厅，从事色情业的很多。各歌舞厅的三陪小姐，差不多都是妓女。有钱人周六、周日到小冀镇来消遣，有的有自己的小车，有的就叫出租，但三陪小姐一般都叫出租。”我问：“这些三陪小姐来自什么地方呢？”他说：“绝大多数是外地人，本地人一个也没有。”我又问：“京华公司度假村内的歌舞厅是否也经营色情业？”司机说：“这倒没有听说过，他们还是比较规矩的。”我又问：“为什么新乡市的有钱人跑到小冀镇来消遣呢？”他说：“到这里来嫖娼比较安全嘛！”看来，有着强劲需求的色情业给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出了一道大难题。放又放不得，禁又禁不住。世风如此，亦莫之如何。
此次到刘庄访史来贺未果，便道采风，亦有收获。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一个改革行为虽源于中国最高领导的理性决策，但以后的社会生活便走上了它自发的道路。千百万人追逐机会、财富、地位和享乐的欲望所汇合而成的社会生活洪流，确有着自身的流动规律。理性思维的第一任务是认识它，而不是规范它，更谈不上去阻截它。
在小冀镇又转了一圈，果然在镇北新开发区看到鳞次栉比的歌舞厅。没有熟人的陪伴，不敢入门造访。回到旅舍，已是晚上6点。宾馆服务小姐送来一张便条；京华公司接待办主任约我们明上午9点到接待办，刘志华同意接见我们。于是我摊开笔记，草拟一份采访提纲。
晚9时，突然萌生一念：私访京华度假村内的“卡拉OK歌舞厅”。
设在三楼的歌舞厅生意似乎比较清淡。偌大个舞池内只有两对舞伴在闪烁而昏暗的灯光下起舞，两边沙发上只坐着五六位年轻人。各大小包厢关着门，不知里面是否有人。我俩正欲返身下楼，里面走出一位大腹青年与我们打招呼，他便是歌舞厅的经理。他向我们介绍这里的消费价格：“门票10元，咖啡每杯10元，大包房每间每晚200元，小包房180元。每点一歌5元。叫小姐伴歌伴舞，每位每晚80元（其中60%支付给小姐）。小姐们的主要收入是顾客给的小费，最少100元，多则没个准，随客人高兴。”从接下来的闲谈中得知：该舞厅共雇佣七八名小姐，全部来自外地。（其中3名来自四川，2名来自驻马店，3名来自东北。）小姐的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姿色好又善交际者，月收入可达2万余元。我问：“这里的小姐，除了伴唱伴舞外，是否还提供其他服务？”他说：“我们京华公司的歌舞厅不准提供其他服务，这在小冀镇几十家歌舞厅中，我们是最守规矩的。再说，我们这里接待的客人，绝大部分是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我又问：“地方官员到这里来白吃、白玩的人有没有呢？”这位小经理不无自豪地说：“他们敢吗？县公安局的人都不敢进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级别还够不上。我们董事长（刘志华）的地位与名声远比他们高，江总书记还与我们董事长合过影呢！县乡的公安、税务、工商部门的官员都不敢到我们这里来找麻烦，他们来玩自然欢迎，但得照章付钱。”
正闲聊间，突然从大包厢内走出一位高大的青年人，随后追出一位妖艳的小姐。前者扬长而去，小姐追赶不及，回身对经理说：“他不给钱！”经理说：“找我有什么用，你自己问他要去！”神情沮丧的小姐伏到窗口上，想她的心思去了。经理告诉我说：“他就是工商税务所的。”
这位小经理是东街村第五村民组的村民，除各项集体福利外，他每月收入1 000余元。
